每年“两会”期间，都有代表、委员提出一些出乎意料的提案、议案。虽然为数不多，但因其怪诞、荒唐而令人瞩目，社会反响也很大。这两天，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深圳富源集团董事长缪某就提出应制定《从政道德法》，并建议为防止公务员大吃大喝，公务员的体重也要控制。（3月4日《新京报》）
治国首在治吏，而整饬吏治的关键在于建立、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将公职人员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约束在法律和道德的规范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讲，效仿欧美发达国家的做法，制定《从政道德法》，对公务员的行为作出道德上的规定和限制，是一个好的想法。但是，“病因”找到了，“药方”却千万不能开错，否则耽误了治病不说，还会落下笑柄，严重的还会导致“病情”加重。
在我看来，“体重反腐论”就是这样一个贻笑大方的怪“药方”。缪委员赋予公务员的体重与其廉洁度之间的高度相关性，等于是说，公务员廉洁与否，是否大吃大喝，体重是一条重要的依据。因此，控制公务员的体重自然也就可以加强官德建设。
毋庸讳言，体重超标的原因很多，大吃大喝可能导致体重增加，吸收能力强、运动量过小、肥胖基因等，也是超标的祸首。比方讲，笔者是体重超标之人，但那是因为咱天生喜静不好动，吸收的能量储存过多，是个“喝凉水也长肉”的命。要是缪委员因此判断我有不廉洁之嫌，岂不是冤枉人了吗？
反过来说，体重控制在适当范围内的人，不是腐败分子的可能性是不是就更高呢？据说在西方发达国家，上层人士中胖子并不多，大多数的胖子都属于生活条件不太好的，因为他们经济条件差，饮食方面没有挑肥拣瘦的余地，不加节制，也没有瘦身的条件。某种程度上，中国人也是这样。真正的腐败分子是最有条件讲究生活质量的，他们可以健身、桑拿，大笔的费用忙着减肥，控制体重也就更容易实现。如果按照缪委员的逻辑，因此判定他们符合廉洁条件，岂不是让他们乐得嘎嘎的吗？如果“体重反腐论”成立，又不知有多少贪官会用多少公款投入到减肥的“黑洞”之中，这难道是缪委员愿意看到的吗？
用控制体重来建设官德，这样的提案，用北大法学院一名教授的话来说，确实是“怪”得很。西晋时有位憨皇帝，遇到天下饥荒，百姓饿殍遍地，竟然开出了“何不食肉糜”的赈灾办法来。客观地说，憨皇帝心地还是善良的，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说，动机是好的，问题在于他不了解民情，所以开出的“药方”荒唐可笑。“体重反腐”的提案也颇有点“食肉糜”的味道，动机虽好，但没有抓住反腐败倡官德的根本所在，自然显得怪诞可笑。
当然，怪诞的远不止“体重反腐论”一例，其他的，诸如“红包和谐论”、“人口准入论”，并不鲜见。透过这些荒诞提案、议案，人们深深感到，少数代表、委员中存在着脱离实际的倾向，他们的关注和思考，背离了社会实际，背离了大众的正常思维和社会的基本良知，离人民群众的代言人越来越远，值得警惕。
当然，这已是题外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