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廉政公署当卧底] 香港icac真的这么牛吗

     在香港廉政公署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杀手锏”――卧底。这些无名英雄的工作充满了惊险刺激,堪比好莱坞大片。近日,香港廉政公署资深职员王家鸣(化名)先生回忆了他曾经历的惊心动魄的卧底生涯……
  
  改头换面,整容洗脑卧底培训
  
  24岁那年,我有幸加入廉署从事调查工作。就在我开始工作不久,廉政公署收到举报,称有些政府部门得到高层包庇集体贪污,贪腐案件的犯罪双方都选择暗中交易,很难侦查。因此,廉署高层研究决定,安插卧底,调查真实情况,待掌握确凿证据后,一举抓捕涉案人员。没想到,这一次,上司派我去做卧底要我扮成一个刚出大学校门,进入政府部门的愣头青。
  很快,我被送到廉署1999年成立的亚洲唯一的“卧底培训班”进行培训。受训者至少要经过半年的训练,包括心理测试、洗脑、过各种关卡等,考核过关才能结业。培训最困难的要算“洗脑”了――必须从心里彻底忘掉自己,跟自己过去的20多年完全决裂,做到有人叫你的真实姓名或提起你的过去时,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经过短时间的训练,我终于做到了在别人叫“王家鸣”或者“阿鸣”时毫无反应,而在别人叫我的新名字“阿健”时会立即答应。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真像一名大学毕业不久的愣头青,我还不得不接受了一次痛苦的“变脸行动”――整容,把显黑的皮肤磨白。我本来以为整容是女人的事情,一定很享受,没想到那么痛苦,手术时痛得我哇哇大叫。但手术之后,我发现自己真的变帅了,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接着,我出入大学生聚集的地方,记录下大学生挂在嘴边的当下时髦用语,不断地模仿,还烫了时下流行的发型。一段时间下来,我从相貌、谈吐和动作上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在校大学生的样子了。
  我接手的第一个案子,是卧底调查特区工商署下的影视娱乐事务处牌照部官员受贿案,当时香港影视娱乐特别是游戏机大行其道,成了商家的一块肥肉,而负责发放牌照的官员就成了商家贿赂的对象。廉署接到举报,怀疑该部门有人以个人或集团形式贪腐。很快,我在廉署的暗中帮助下,进入了影视娱乐事务处,当上了一名普通的发牌官。
  
  “同流合污”,上演现实版《无间道》
  
  刚到牌照部的时候,我工作十分尽职,私底下,却一直默默观察身边的同事和顶头上司陈部长。整整3个月,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举动,同事和上司也没有反常的交往,每天都在正常办公,根本就不像个受贿集团的样子。这时,我开始怀疑上头得到的情报有误,有时甚至怀疑自己的身份被识破了,总觉得每个人都在背后观察我的一举一动。
  就在我觉得可以退出时,糖衣炮弹向我射来了。一天下午,另一个负责发放牌照的同事下班前来找我,说一起出去吃个晚饭,陈部长请客,我欣然答应了。下班之后,我跟着他们径直去了一家豪华酒店,结果让我大开眼界:5个人一顿饭吃掉了4万多港币,而且,结账时没有一个人掏钱埋单,陈部长只是很潇洒地在酒店的消费单上签了个字。从饭店出来,陈部长又带着我们去一家夜总会“放松放松”。刚坐下不久,就有一个中年男人凑了过来,陈部长向我介绍说,这是朱老板,是他的好朋友。几小时过去,又消费掉两万多港币。快到午夜时,朱老板提议大家结账带小姐出去吃“夜宵”,顺手递给我一沓钱,让我帮忙结账。我接过钱来一数,发现多了5万港币,忙摆手说太多了,要退给他,却被陈部长拦了下来:“差不多的,我们没人计较这些的,下次多多关照朱老板就行了。”
  第二天一早,同事又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3万港币。我故意摆出一脸疑惑的样子,这个同事跟我解释说,朱老板等一个牌照很久了,正好这个事情是我负责的,希望我能够“帮帮忙”。于是我十分配合地收下了这笔钱,并马上给朱老板发放了牌照。这样,陈部长终于开始把我当成“自己人”了。他们大捞好处时不但不再避开我,还经常把“生意”介绍给我。
  就这样,短短半年下来,我就分得了30多万港币赃款,相当于我月薪的10多倍!当然,这些钱是全部上交了。我这才体会到牌照部一个同事说的话:“有陈部长做我们的上司,大家当然有好日子过啦!”我心里不禁暗叹:如果不是亲自参与,怎会想到一个小小的发牌官也能收受巨额赃款?……
  不久,根据我提供的证据,廉署很快将影视娱乐事务处的15名涉案人员缉拿归案。
  
  身处险境,谋勇兼具巧解险境
  
  对于卧底来说,卧底贪腐案相对于涉黑案还算安全的。不久就有更加危险的任务轮到我了,2004年初,我受命卧底地处香港九龙的一家鸦片烟档。虽然在香港一些鸦片烟档是被允许经营的,但港府的控制还是比较严。这样一来,一些鸦片烟档如想扩大经营或者想新开烟档,就开始向有关官员行贿。
  虽然当时我是经很有面子的人介绍才打入烟档的,但开始时烟档的人根本不信任我,曾有过多次试探。烟档先是要我也吸食鸦片,我只好硬着头皮吸了几口,呛得直流眼泪。好在人家见我真的吸了,加上烟档的员工平时是不许吸鸦片的,也就罢了。
  接着,烟档的一个高级马仔忽然提出要到我家拜访。我知道,这是他们想试探我,于是我连忙通知廉署调查处,请求配合。廉署紧急在外面为我临时租了房,为我布置了一个“新家”。因为烟档的人知道我成了家,廉署还专门给我“配备”了一个“老婆”。
  后来,那个马仔来到我“家”里,四处看了个仔细,又问了我“老婆”很多事,幸亏“老婆”是我在廉署的同事,对情况非常清楚,也受过专门训练,一切对答如流,如果真是我妻子就麻烦了。
  一天,我和烟档的几个人出去喝酒,大家喝得晕乎乎的时候,忽然有个马仔指着我说:“我怀疑你是廉署卧底!”当时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我看,我眯着眼睛、打着酒嗝说:“是……”大家都惊呆了,我故意大着舌头说:“是……开玩笑吧?如果……我……我真是廉署的,现在……也被你们收买了……”大家哈哈一笑,终于化险为夷。
  此后,我慢慢得到了烟档老板的信任;然而,烟档的人大都有贩毒的背景,行贿也非常谨慎,他们谈事情和行贿时,大都会请对方去洗澡,大家赤条条地泡在水里把事情谈妥,这样一来,根本无法录音和摄像,我只好强记谈话内容,然后回家再用笔记录下来。
  作为卧底,我感到最难受的是不能跟任何人,包括家人透露任何调查内容,平时甚至很少能跟家人见面,有时为了保密,见了家人的面还要装作不认识。有一次,我经过请示,廉署同意我回去陪一次妻子。那天,妻子要我陪她去铜锣湾逛街,谁知刚好碰到那个去过我“家”的烟档马仔,他怀疑地看着我太太,我赶紧解释:“这是我姐姐,我陪她给我外甥买玩具汽车呐!”太太也不失时机地配合道:“弟弟,要不你和朋友聊天吧,我一个人去买。”那个马仔便没再怀疑。
  虽然我一直都小心谨慎,但还是出了一次状况。有一次,我和几个烟档马仔乘电梯下楼,刚进电梯,我就发现里面有一个人是我的老同学。我顿时心里大叫不妙,暗暗祈祷不要被老同学认出来。可是他偏偏冲着我打招呼:“阿鸣,好久不见!”烟档的马仔全望着我,不知所以。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与他们一样做木讷状,还好老同学见状也没再说什么,他一定很纳闷:这人怎么长得那么像他的同学呢?
  这一次,通过我长达9个多月的卧底,廉署不光掌握了烟档向数位政务人员行贿上千万港币的证据,还掌握了烟档贩毒甚至贩枪的证据,结果有9名政务人员因受贿被抓,另有23名涉毒、涉枪、涉黑人员被警方抓获。这些人并不是好惹的,事后有人传出话来,要花l0O0万港币买我的人头。
  10月29日晚,我跟几位朋友在外面吃饭,却受到一群身份不明者的围攻,几个人全被打伤,幸亏暗中保护我们的人及时赶到,才没有酿成命案。这件事情发生后,我不得不根据廉署的安排,再次到英国去整容。
  当然,卧底也有“职业道德”,一是尽量要洁身自好,二是不能引诱别人犯法。但要做到这样,并非易事。
  2006年7月,我被安排卧底调查旺角红灯区妓院老板向公职人员行贿事件,我扮演的是一个从别的警署调来的小警察。一天晚上,我随着涉贪警员来到一家妓院,那个同事似乎对新来的我不太放心,竟提出要我和他在同一个房间里“玩小姐”。这种事我以前也几次遇到,但我都设法糊弄过去了。但这一次,在那个涉贪同事的眼皮底下,只好与他“同流合污”。但此事给我带来了严重的心理障碍,既觉得对不起太太,又觉得玷污了自己的人格,甚至想请示廉署放弃这次卧底行动,但我最后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4个月后,我终于掌握了涉贪警务人员多次受贿达400多万港币的证据。看着涉贪警员一个个被抓获归案,我长舒了一口气。
  虽然做卧底有很大风险,包括生命都随时面临着威胁,但我觉得这一行是正义的事业。据国际机构调查认定:香港近年来在亚洲地区的廉政程度一直排名前3位,也是全球最廉洁的城市之一,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功劳,我为此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