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历来只分忠奸，而魏征独创了良臣概念，并把良臣和忠臣作了严格界定。各自确立了标准。很长时间里。他执着于良臣理念，用心走良臣之路，为政坛留下了一个神话。
魏征家族平庸，没多大背景，其父做过县令，死得很早。他从小潜心读书，读得有些过头，以至于不想种地，不愿经商，只好去当道士。隋大业末，他脱下道袍，参加了反隋武装，先后服务于李密、窦建德和李建成。玄武门事件后，他被李世民收归帐下，从七品官开始，一步步做到丞相，643年辞世，终年65岁。
战争年代，书生不能冲锋陷阵，不便当英雄好汉，时常不受待见。幸运的是，李世民给他提供了机会，成就了他的良臣梦想。从古至今，尽管官员多如牛毛，史上留名者也不计其数，但称得上良臣的却寥寥无几。为什么魏征能负此盛名，他到底有何独特之处?
建设性思想家，政治理念与统治者不谋而合，良臣良在思想，功在建设。早年苦读，让魏征找到了攀登的梯子，获得了思考的高度；社会动乱，为他揭开了现实之幕，提供了深度思考的客观条件。他的很多结论，至今人们仍然耳熟能详，仍具有建设性力量。
从隋大业末至唐武德末，十余年间，他表现平平，功绩不多，在若干重大事件中，说不上话，插不上手。但是，玄武门事变后，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魏征终于有了锋芒，开始政坛走红，几乎所有的朝政问题，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他拙于破坏，精于建设，其思想深刻而质朴，是巩固统治、建设政权的绝佳构想。
他的思想，就内容而言，原创并不多。但是，他紧盯隋朝亡国教训，对前人思想予以重新概括和有效整合，系统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思路和办法，完全具有创新性意义。他认为统治者要牢记前车之鉴，“居安思危、戒贪以俭”；要正确认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慎用民力，减少徭役，要懂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广开言路，闻过则喜；要贯彻劝善罚恶的理念，“明德慎罚”，防止“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等等。这些思想，暗合了李世民的政治追求，被全盘笑纳，并广泛用于政治实践，终于打造了贞观盛世，也让魏征成就一代良臣。
走良臣之路，不用方法也许就是最好的方法。魏征始终裸露着直白着，行走于庙堂之上，说话不讲场合，批评不顾及领导面子，甚至得理不让人，直到对方退让为止。这就是魏征：一个没有顾忌的人，不讲方法的人，被称作诤臣的人。
魏征把握了三个要点：一是他把李世民推上圣君之路，从而为自己做良臣打开了空间。李世民追求贤圣，意欲建千年伟业，这一点，魏征看得最清楚。他屡屡利用机会，鼓动皇帝效法尧舜，走圣君之路。遇到有争议的问题，只要魏征一提尧舜如何如何，皇帝立马服气。就这样，魏征成功地帮助皇帝走上圣德之路，使之不敢回头，他则紧随其后，推销他的理念，实践他的梦想。
二是他善于借题发挥，以事喻理。魏征没有著书立说，不作宏大论述，只是通过劝谏，针对问题阐述政治得失。比如，李世民曾下令征兵，包括年龄虽不够但躯干长大者。魏征反对，指出不能无视年龄，否则就是失信，并借机大讲无信不立的道理。皇帝心悦诚服，竟自责说：“朕过大矣!”
三是从自己做起，营造知无不言的清正之风。在他看来，做良臣就要敢说真话，知无不言，宁肯把话说过头，惹上面不高兴，也不能藏着掖着。千里之外的高昌王想赴京朝贡，皇帝很兴奋，他却认为这是劳民伤财，没有实际意义；大臣们建议太宗封禅，他却以为此举是图虚名，必招实祸。
他不选择领导，唯凭忠直打造良臣之业。选择领导，事关个人前途，历来备受重视。魏征有自己的信念和立场，在追求良臣的过程中，他没有择人的举动，也不刻意取悦他人。
从属李世民之前，他一直是文吏，级别不高，难有上乘表现，但不管在哪里，都有忠诚之举。他曾积极为李密建言献策，替窦建德加班工作，也曾屡次建议李建成干掉李世民。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认为魏征蓄意挑拨自己兄弟关系，责令他说清楚。他却说：“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没有为难魏征，让他当了詹事主簿，魏征的良臣之路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若干年间，他竭诚尽忠，犯颜直谏200余事，对权力多有匡正。李世民对魏征评价极高，称之为镜，以为可以明得失。当然，魏征并非完人，有两件事让李世民心情不爽，其一是魏征推荐了两个人，称其有丞相之才，后来两人都犯了事，一死一贬；其二是魏征曾把自己的谏言诤词装订成册，私下送给起居郎传看，似乎想让人家写进史书，传之于后。
编辑：孟 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