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艾滋病感染者尚未被发现” 12月1日国际艾滋病日的前后几天，MSM（即“男男性行为者”）的字眼突然在报端密集出现，遗憾的是，这一群体被如此重视只是因为一种病毒。
据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预计，今年，艾滋病新发感染者共4.8万，其中，通过男男性行为感染的占比29.4%，而在2004年，据北京市卫生官员报告，MSM中HIV呈阳性者不足1%。
“目前，尽管增幅有所下降，但我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数量仍逐年上升。”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林琦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一些迹象表明，艾滋病正通过异性以及男同的渠道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其中，向年轻人、老年人传播的趋势较为突出。
而这也遵循了艾滋病在各国的流行轨迹。比如美国、泰国、非洲等地，HIV病毒均先在高危人群内传播，再传向一般人群。不过，此种相似并非幸事，当病毒潜入一般人群，藏得更深，防控将是一场艰难的战役。
艾滋病干预来得太晚
“目前，每100个健康男男性行为者中，4―16人一年后会感染HIV，这样的新发感染率是所有人群中最高的，而重庆、贵阳、成都等部分西南城市，这一数值在15%以上，甚至超过20%。”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这个问题已在中国存在20年以上了。”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委员会委员、《同性爱》作者张北川观察、研究MSM群体多年，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1989年，北京发现第一例性传播的阳性感染者，他便是一个男同。所以，考虑到潜伏期，HIV病毒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进入北京男同群体。
1997年，张北川开始在MSM中实行艾滋病干预。1998―2006年间，他先后进行了6次科研调查。第一次，1998年，他调查了400名男男性行为者后发现，只有2人坚持使用安全套。“在这样的情况下，艾滋病的蔓延无异于洪水猛兽。而等到2006年，情况有了好转，安全套的使用率接近三成。”
与此相比，政府的行动“来”得太晚。“1993年，曾有一名司局级官员提出，要想控制艾滋病就必须保障男同的人权，而后，这名官员被撤职。受此影响，中国对MSM群体的艾滋病干预停顿了好长一段时间，直至2007年才开始从政府层面展开大规模行动。”张北川说。
在张北川看来，MSM中的艾滋病流行并非处于快速上升期，而是滞涨期，换言之，感染率缓慢增长，但MSM的基数越来越大，涉及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比如，打工的农民进城了。在农村时，他们从未听说过‘同性恋’，而进城后则会进行男男性行为等活动，同时，还拥有多名性伴侣。”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MSM中的艾滋病流行呈现4个特点。首先，大量男同浴池、男同酒吧开始出现，其中的活跃者艾滋病感染率很高。其次，类似于上述情况，随意传播、甚至故意传播的现象十分常见。再次，年轻的男同开始通过互联网交流，线上交往，线下见面，这种交友方式对HIV传播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此外，还有重要的一点，中国男同普遍结婚，同时又保持男男性行为。”
“正因如此，病毒在MSM中的蔓延不可避免，而且，其他的一般人群也会受之影响、拖累。”张北川说。
病毒从高危进入一般人群
实现“零”战略―零新发感染、零歧视和零死亡，这是今年国际艾滋病日的主题，但在中国，随着病毒逐渐进入一般人群，防艾之路任重道远。
“我国亟待进一步扩大检测，寻找感染者，同时，要对找到的病人实行有效的治疗以及高水平的关爱。”在张林琦看来，目前，防艾工作的一大问题是，相当部分的感染者处于“隐蔽”状态，同时，接近50%的艾滋病人没有接受治疗。
而他们之所以“弃明投暗”，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的工作方式有关。“有时候，释放善意要通过适当的方法，我们习惯于设立阶段性目标，而这就会影响做事的方式，效果未必好。”
在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类学专业硕士生导师潘天舒看来，防艾的手段必须多样化，同伴、朋友、家庭、社区、NGO等多种渠道都要充分运用，同时，官方、非官方的资源，体制内、体制外的力量都应结合。
然而，长期以来，政府对于民间力量的鼓励、支持并不到位。“此前，上海某民间组织曾开展防艾活动，上海市艾协、上海市卫生局均有参与，但最后却让公安局找去了，因为，它没有合法身份。”
张北川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最近不断有消息称，NGO的注册门槛或被降低，而这将有助于这些组织开展防艾工作、获得资金支持，等等。
城市化进程的大潮中，HIV病毒随着人群流动悄然传播，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越来越多，但这不说明，由艾滋病引起的道德上的划分和歧视已远离艾滋群体。
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性传播成为主要渠道
本报记者 韩玮 实习生 徐向科 发自上海
吴尊友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时代周报：近年来，我国的艾滋病疫情呈现了新的发展趋势？
吴尊友：就全球来看，艾滋病发展的特征是先集中于高危人群，再向社会蔓延，以异性传播为主流方式。比如，泰国于1984年报告首例艾滋病，1988年开始在吸毒人群暴发流行，而1989―1990年间即转变为异性传播。
相较而言，我国疫情变化更慢。1985年报告首例艾滋病后，1989年在中缅边界的云南瑞丽发现了首例吸毒感染者。直到1995年，艾滋病才逐渐传出云南省，从吸毒人群向外扩散，2007年，性途径的感染者数量开始超过吸毒。换言之，经过8年的蔓延后，HIV病毒逐渐从吸毒人群向性途径扩散。
目前，我国性传播的比例逐渐增大。以北京为例，今年1-10月份，新报告的感染者中，异性传播占62%，同性传播占13%。而2011年，据我们推算，全国新发艾滋感染者预计4.8万，其中性传播的比例更高，为82%。
时代周报：HIV病毒如何会进入我国的男同群体？
吴尊友：中国的艾滋病疫情主要有两个源头，1989年，吸毒者携带的病毒从中缅边界，沿着贩毒的通道，向内地蔓延，传染给其他省份的吸毒者、卖血者，再传染给异性。另一条主线则是同性恋群体。
目前，男同是艾滋病感染最严重、感染率上升最快的群体，其中，年轻人的比例在增加，包括大学生。而不少西南地区，每年的新发感染率在15%以上，甚至超过20%，内地一般大城市也达到5%-10%，而全国的平均值为5%左右。
时代周报：除了男男性行为者，从人群分布来看，老年男性也逐渐成为高危人群？
吴尊友：2005年，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HIV呈阳性者不到483例，2010年，升至3031例，增加了5倍多。而老年艾滋病病人，2005年为237人，2010年增加到2546人，增幅近10倍。
对于这种现象，原因可能在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状况逐渐改善，目前，60岁老人的身体状况与30年前相比可能相当于45―50岁，他们有这个需求，同时，退休之后，空余时间较多，而且，他们的经济实力也不错，这三方面的因素会促使其寻求刺激。
时代周报：针对我国的艾滋病疫情，中央和地方政府已采取哪些应对措施？整个防控体系的薄弱之处是什么？
吴尊友：我国在政治上作出了明确表示：控制艾滋病疫情，保证人们的健康。其次，该出台的政策目前都有了，尤其是针对吸毒人群、性传播途径等措施。再次，防艾资金的投入逐年增加，不但可以保障防艾措施落实，也可以满足艾滋病患者治疗的需求。
目前，我们只发现了一部分艾滋病患，还有56%的感染者未被发现，他们可能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传播病毒。
时代周报：对于艾滋病在中国蔓延的新趋势，您认为应采取哪些新的防控措施？
吴尊友：特别需要强调的还是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的变化、传播特征，等等，同时，还要强调忠贞的爱情，忠贞的性关系。不要说我老生常谈，如今，大家似乎都不屑提这些，但这确是阻挡艾滋病流行的一道长城。
宣传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讲艾滋病的知识，更要讲一个人的家庭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同时，塑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让人们把尊重婚姻、尊重性爱当成一种道德标准。
除了宣传，还要扩大检测，让检测服务更方便合宜，打消人们的疑虑，保障人们的隐私。这样，我们才可能发现更多的感染者，只有发现他们，才能抑制艾滋病的传播，减少艾滋病患者的死亡。发现感染者是防治工作的第一步，发现了，管理了，对他们进行治疗了，那么，他们作为传染源的作用就会减小了，疾病进展也会延缓，“零战略”才能实现。
此外，面对新问题，我们必须更新知识，调整思维方式，培训整个防治队伍，使之适应变化的形势，更好地推进工作。
就业率挂钩专业生死 基础学科受创最重
大学专业设置以就业率为准？
本报记者 郭丽萍
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680万，比2011年增加20万人。
伴随近些年高校学生规模激增而来的，是毕业生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今年11月，教育部下发《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要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机制，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这将高校专业的“生死”与就业率挂钩的做法，是否催生就业率注水，导致大学沦为职业培训所，引起各界热议。
基础学科处境最艰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教育部发布这样的要求，实际上是希望高校重视就业率，希望高校进行合理的专业设置，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据了解，高校就业率的统计和发布，目前采取的是学校自行统计、上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方式。“在这种就业率统计机制之下，提出这种要求，很难避免就业率造假。即使你要求撤销就业率连续两年达不到90%的专业，这些专业也会报出90%。一旦造假，就失去了这样一个评价基础了。”熊丙奇说。
熊丙奇同时还指出，教育部将就业率与大学专业的“生死”挂钩的做法，其实早在7年前就推出了。
2004年12月，教育部在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上就明确表示，坚决调整过多、过滥甚至不具备办学条件的学科专业，对连续2年就业率不足50%的专业要严格控制招生规模，就业率连续3年不足30%的专业要减少招生甚至停止招生。
甚至在更早前的2003年，广东省为了应对大学生就业难，就已首次建立就业率“三个适度挂钩”的运行管理机制。其中一条便是：将就业工作与专业设置适度挂钩，对于那些社会需求量不大、毕业生就业率过低的专业，要根据情况减少招生数量，直至停止招生―这在当年已引起一轮热议。
沿海省份某师范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一名2009届毕业生告诉记者，2009年毕业时，他们必须上交盖了章的就业协议书，才能领到毕业证书，未找到工作的同学只能托关系临时盖个章或盖假章。
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并不是个案，以致教育部在今年的《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直接提出了“四个不准”以防止就业率造假：高校不准以各种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与就业签约挂钩，不准劝导毕业生签订虚假协议，不准将顶岗实习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
尽管如此，熊丙奇对此依然不乐观：“这个‘四不准’也很难落地。因为不是第三方的统计，也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老子让儿子统计，儿子怎么会严格地让数据真实呢？”
另一方面，一旦由就业率来定夺专业的“生死”，人们担心，真正受到冲击的将会是文学、历史、哲学、物理、数学、化学这些基础学科。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向媒体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1日，2011年广东全省37.33万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94.76%。但从专业分类看，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基础学科的就业率都垫了底。研究生的管理学类和经济学类的就业率均超过95%，最低的历史学类仅为75.99%。对于本科生而言，工学类、经济学类的就业率超过95%，哲学类则排在末尾，仅为88.72%。
行政审批制下的高校专业设置
相对于外界围绕教育部将就业率与专业设置挂钩的通知的热议，高校内部却显得较为平静。在全国范围内，高校撤销个别专业几乎年年发生，只是原因各有不同，就业率并非唯一因素。
“高校培养学生肯定是要跟市场有一定的挂钩，如果就业率低的话，那么这一块的资源付出跟所得就不成比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招生办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经教育部审批，在2010年撤销了生物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生物医学工程、建筑学、城市规划、公共事业管理6个专业。不过该负责人表示，“撤销专业肯定不是单一考虑就业率这一方面。而是学校综合教学、学生报名、生源等各个方面的考虑，根据各个院系里的一些情况，作了一些调整”。
2010年，中央民族大学亦撤销了古典文献、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3个专业。据相关负责人表示，这3个专业在正式撤销之前，早已停招多年。
中央民族大学教务处教研科科长闫建敏说：“因为学校整体的专业结构调整，根据学校的发展需要，有一些专业可能转型了。像古典文献，是我们觉得条件还不是特别具备吧。在2007年我们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之前就没招生了。教育部有规定，专业停招达到一定年限的，可以申请撤销。当时我们上报过了，可能是没有正式备案，去年只不过是正式备案了，得到批准就撤销了。”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资料显示，2010年，经审批同意撤销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数量为25个，而2006-2009年，每年撤销的专业数量都在这个数字以下。
相对于被撤销专业两位数的数量而言，全国范围内近年每年新设的近2000个专业显得气势恢弘，而这些专业均经过行政审批。
1991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在招生、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方面拥有自主权。“但其实现在高校在专业设置上，基本上还是审批制。就是说，要增设专业，需要上报教育部备案和审批。不管专业增多还是减少，这都不应该是一个常态。”熊丙奇说。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2010年增设了印地语专业。该校教务处教研科科长袁琦介绍，根据教育部的要求，首先学校自己进行论证有没有必要发展这个专业，学校学术委员会讨论认为具备申报条件、确定需要申报之后，还会请相关专家对社会是否有需求、学校是否具备创办专业的条件进行论证，并进行可行性报告分析。如果专家对学校、对某个专业的办学条件认同的话，就会签署一个意见，学校再统一讨论之后上报教育厅，再由教育厅上报教育部审批。
近几年，在高校新设的专业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法学、新闻传播学等专业，成为各个高校争相开设的新专业。与此同时，极度“热门”的法学类专业的就业率也令各界头疼。据广东省201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数据，无论是本科还是专科，法学类专业的就业率均位列末端。
熊丙奇分析说：“法学专业的就业率这几年一直都很低的，在全国范围内，法学专业的就业率都是排倒数几名的。这是因为专业设置点太多，招生规模太大，就业需求跟不上专业的同步发展，导致就业率下降。本来的意图是，通过审批制来统筹，但怎么靠一个行政进行统筹呢？很多情况下，各地有各地的切身利益，各个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也会照顾当地的利益，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通过它来审批，最后起不到所谓审批的效果。”
高校亟需自主办学权
熊丙奇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按理说，一个学校的专业设置必须根据学校的办学条件，包括师资条件、实验室条件、还有自己的办学定位，由此保持自己专业的特色和专业的质量。”
“但是现在很多学校没有自主权，可能考虑更多的是，追求社会的热门，追求的是行政审批的通过。学生招进来之后，就给他一张文凭，具体学校的师资怎么样、实验室设备怎么样、教学的模式怎么样，能不能保持这个特色不管。很多学生进来之后，对专业并不满意。”
“这是行政审批导致的结果。”熊丙奇说，“高校没有自主权，他不是对学校负责，如果是对学校负责、对社会负责，会这样吗？就像生产一个产品，以前会一窝蜂，现在如果再一窝蜂，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他不是自己倒霉吗？所以为什么办学自主权要交给学校，就是用市场竞争机制来让学校真正重视学生的权利。现在政府已经知道了，在推行高等教育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8年的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和其他多个公开场合说道：“教育方针、教育体制、教育布局和教育投入，属于国家行为，应该由国家负责。具体到每个学校如何办好，还是应该由学校负责、校长负责。不同类型学校的领导体制和办学模式应有所不同，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
对温家宝的发言，清华大学的教育学者孙复初教授在《人民日报》上进行了回应：“一些世界知名大学之所以水平较高，而且每所大学都有值得骄傲的特色，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们拥有办学自主权，校长和学校董事会能自主管理学校事务，教师可以心无旁骛地教书育人、从事科研。如果希望中国的大学能迎头赶上，为提升国家的整体实力作贡献，就应该尽快借鉴国企的改革模式，将高等教育的自主权还给每一所大学。这是形势所迫，也是大势所趋。”
熊丙奇与孙复初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建议参照国外的“管、评、办分离”的机制。
在发达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作用只限于两个：保证教育的投入和依法监管学校。学校具体的学科设置、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科学研究跟政府毫无关系。
学校具体的办学质量由社会评价。社会评价包括：一是社会机构认证，二是学生选择。“国内是由政府统一学历的，由政府来统一管理，这个导致的结果是行政评估、行政评审泛滥，导致学校没有自主权，也没有办学特色，千校一面。国外都有专业的学历认证机构，学校教学质量怎么样，由一个专门的认证机构来认证，办学水平如何，都是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价。国外的就业率统计也有，但很少，也是由第三方机构进行统计的。更多的是关注校友捐赠率、学校在教育过程中构成性的图表。”
熊丙奇建议：“在发达国家的大学，由于有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学生‘以脚投票’让大学不得不重视提高教育质量、改善教育服务，我国目前虽没有这样的制度，但可借鉴这些大学在教育教学中所关注的指标，而从长远看，要增强我国高校的办学活力和竞争力，必须逐渐探索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这是比所有的行政管理都管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