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 中国崛起的主要困难当然来自美国的防范政策,而在美国防范政策中对我们的最大压力是其对台独势力的支持。中国崛起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问题的解决。能否解决台湾问题是对中国综合国力的检验。如果没有实力解决台湾问题,就说明中国还不具备崛起的实力。
随着中国实力的发展,台独势力已经意识到如果中国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台湾要独立就必须“抢”时间。遗憾的是,我们国防现代化的速度却跟不上台独的发展速度。按现在的台独发展速度看,陈水扁有可能在2006年完成公投立法,2007年进行公投,2008年修改国号。因此台独已成为中国崛起的成败性困难,如果中国克服不了这个困难,崛起将是无望的。
台湾问题中最大和最直接的问题就是美国对中国的防范。美国防范中国是不可能改变的,要美国放弃对台独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不论是从民主的意识形态出发,还是从战略利益出发,以及从维护美在亚太的主导地位来讲,美国都要牵制中国的崛起速度。
缺少短期优势的后果
时殷弘
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有长期优势,这是我们的历史信心所在,也是我们必要的战略耐心所在,看不到或看不够这种长期优势就很可能犯根本性的错误。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缺乏短期优势,导致在具体问题、眼前问题上(这些问题有时是很重大的),往往、甚至老是感到无奈或遭受挫折。
首先,在改革开放20余年后经济已有巨大发展、财政能力已非先前可比的当今,我们仍然多少墨守着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严格紧缩和限制军事开支的政策,虽然这一两年来这方面的情况有比较明显的好转;在全国大部分领域的多方面改革早已进行多年、并且取得了许多大步进展的同时,我们仍未足够积极认真地着手改革国防体制和军事机制中不少需要大幅度改革的落后成分。
其次,狭义和广义的对台工作虽然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在心态、认识、判断和体制机能几方面还有毛病,从而导致相对低效甚至一些较严重的失误。另外对台湾岛内民众心理和情感的置身处地式的理解(有些我们可以、也应当坚决不同意,但必须有深切的理解),对岛内政治实情的准确认识,对在台湾问题上的目的和手段及其关系的大战略式的细致分析与综合把握,我们都还做得相当不够。
第三,在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我们仍然前进得过于缓慢,这样就减弱了我们对台岛民意以至美国国内舆论的影响力。
还有,两岸经贸往来虽然有了巨大的发展,大陆在其中又占有总体优势,但它们尚未足够显著地转化为阻独促统斗争中的政治能力和政治得分。
最后,在那些与处理台湾问题直接相关的对美态势、政策和策略方面,我们总的方针可以说是正确的,但在实际实行中“弹钢琴”式的弹性节奏不够,存在着有时一味“过硬”、有时一味“过软”的毛病。
短期优势不足,可能使人在一个个具体的现时问题上感觉无奈或遭受挫折,因而渐次失去绝对必要的战略耐心和信心,以至有朝一日可能置长期优势于不顾,鲁莽地投入并非绝对必要和缺乏过得去的成功把握与成本效益的“大拼博”,或者走到另一个极端,即丢弃“台独意味着战争”这一现在已经关系到中国国家全局和国运之精神保障的阻独底线。一句话,我们必须下充分的决心,切实和“只争朝夕”地努力建设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短期优势,特别是下决心在资源投入、国防体制和军队机制改革、武器系统发展和部署、部队官兵素质全面提高、军事信条和战略文化当代化、战备决策机能和战略规划合理化、国防教育提高和普及、国民战斗意识的准备等各方面加强军事力量的建设和改善。
对台战略是模糊的还是明确的
阎学通
很多人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宏观战略,而我认为我们宏观战略已经有了。中国有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就是通过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策略进行经济建设,同时进行渐进的政治改革以适应社会变化。我认为中国现在更需要的是中近期的具体的策略,即2~3年之内的策略。例如,美国对台政策由模糊转为明确,那么中国是否也需要由模糊转为明确来应对;对台独势力的发展遏制到什么程度;东亚经济区域化三年内实现什么目标;怎样推动近期目标的实现。长期战略具有指导意义但没有操作意义。一般讲来,十年的战略多是难以按计划实现的,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十年战略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十年战略都没能有效实施,我们上世纪80年代三大任务中的国家统一任务也没能完成。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形势变化速度很快,因此战略调整也需要加快速度,缩短时间。在信息化时代,以不变应万变的大国崛起战略恐难以取得最佳效果。
时殷弘
一方面,在现有的世界基本格局中,在美国的巨大优势下,我们要有比较好的民族心态,绝对不能把中国的基本稳定、基本安全和远大前程赌掉、拼掉了。因此,我们要有战略耐心,以“阻独”作为台湾问题甚或当前对外战略的最优先、最重要目标,据此进行必要的调整,并为此付出各方面必要的代价。另一方面,如果台湾当局跨过2000年初我们宣布的动武“门槛”,就必须有动武的战略决心和战略准备,为此也必须事先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付出必要的代价。在台湾问题上,我们的战略是不是有些模糊,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客观地促成了某些势力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我们是不是应当再明确一点?对这些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判断,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坚守底线,并且以清晰无疑的庄严声明和准备行动反复表明“台独意味着战争”。
唐永胜
我同意对美采取较模糊的战略,不能太明确,同时在对待像台湾这样的具体问题上,要把模糊和明确结合起来。我们谈论战略太多了,但如何确立一个有效的、能够持久一些的战略却是另外一件事情。另外,还应加强处理危机的能力,否则一旦发生危机,无法对危机做出适当的反应,这样就会限于被动并可能带来长远的不利影响。中国不能缺少战略哲学,更不能缺少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为减少崛起的阵痛,我比较强调建立“安全网络”,应致力于积极参与和经营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安全机制。在各种有形与无形的“安全网络”中谋求中国的安全,这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房宁
我们的战略可能是模糊的,但美国的战略不模糊,台湾独立的意图越来越清楚。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甚至担心,如果未来若干年内台湾独立了,我们军事力量解决不了,怎么办?迫不得已要打,可打出个“甲午海战”怎么办?!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我觉得我们必须从现在起进行认真的战略调整。中国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20多年前制定的,而现在整个世界乃至我国周边的环境发生了这样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的战略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时代和环境进行调整,必须与时俱进。模糊只能是在战术上,战略则没有什么可以模糊的,尤其在台湾问题上更应如此,否则只能是自欺欺人。对美国现在我们还在采取规避的态度,不出头,不与之碰撞,但这样的局面正趋向结束。台湾问题不是台湾海峡两边的问题,台湾问题的实质是中美关系问题。如果台湾独立了,那实际上是美国向中国宣战了。容忍台湾独立,步步退让,中国就没有前途,就谈不上什么民族复兴和崛起了!中国就会四分五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我们还有新疆问题、西藏问题。我甚至认为美国在声东击西。改革开放前,中美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现在我们既然进入了世界体系,就注定早晚要与美国碰撞,我们当然应尽量让这个碰撞来得晚些,以便我们有所准备。但如果我们不做相撞的准备,就是对中华民族不负责任!
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阎学通
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安全层面上讲,台湾问题已成为“瓶颈”式的困难。它不仅仅是政治问题、安全问题,更涉及民族声誉、国家信誉、甚至事关中国人的尊严。还有,我们似乎有这样的共识:我们目前的战略(有人认为是明确的,有人认为是模糊的)似乎不太适应已经发生变化的外部环境。信息社会到来之后,国际社会环境的变化速度在加快,如果战略调整速度赶不上环境的变化速度,其结果是战略调整滞后,这不利于维护国家利益。最后,我想还应大声疾呼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台独问题的关键不是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而是严重危害中国人民的利益,危害中国的安全利益。国家策略的制定还是要基于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也就是说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应是制定策略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