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和危机：世界怎么了 与10年前普天同庆进入21世纪时的欢快气氛相比，世界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时，多少显得有些肃杀。新年刚过，迪拜于1月4日晚高调举行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的落成启用典礼。靓丽奢华的大厦刚刚让人眼睛一亮，又传出沙特阿拉伯誓与迪拜一争雌雄，要兴建高1000米的“王国塔”的消息。不过这些都不能使人们忘记一个月前突然爆发的迪拜债务危机，这次危机使正在缓慢复苏的全球经济又遭一拳重击，而尽管垒球金融危机最糟糕的时段已经过去，人们依然无法乐观。新年前后，一部新的大片《阿凡达》横扫全球，听上去也像是“口红经济”的又一个案例。
让人乐观不起来的还有2009年的最后一个国际盛会。被誉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会议”和“改变地球命运的会议”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一片混乱中举行，在一片嘘声中落幕，只留下一纸毫无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没有给全球人民带来美好的结局。
哥本哈根会议结束了，但人散曲未终，会议上的争吵一度延伸到了会后。大会刚刚结束，一场舆论战又打响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公开指责中国“劫持”气候峰会，率先将会议失败的“黑锅”扔给中国。随后，欧洲媒体集体对外口诛笔伐。欧盟公开称美国和中国破坏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使之沦为“灾难”和“惨败”。此后，法国、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先后以点名或不点名的方式抨击中、美、印等国破坏峰会。
欧盟内部也陷入“混战”。《卫报》一篇文章称，哥本哈根大会的失败应归咎于丹麦，而非中国。就连联合国也未幸免于难，成为替罪羊。英国《金融时报》刊登文章说，联合国寻求成员国一致通过的表决方式效果有限，峰会的失败要怪就怪联合国的“DNA”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马振岗所长在一次研讨会上说，事先估计到了会上会有斗争，但没想到会这么激烈。他的话很有代表性：许多人对会议上的激烈斗争和混乱局面感到意外，而会后几乎立刻开始的口水战似乎更加重了人们对世界前途的疑虑。
国外媒体对哥本哈根会议提出了种种激烈批评。
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文章说：一场总结两年详尽谈判、并以此前十多年多次谈判为基础的大会，怎么会分崩离析，陷入如此的混乱?与会者在最基本的问题上都缺乏共识。从一开始，峰会就是彻头彻尾的混乱不堪……比无济于事还要糟糕。
另一篇题为《哥本哈根：多极“新世界”的缩影》的文章说得更彻底：旧的世界格局似乎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被彻底颠覆。它已不是世界各国为拯救地球而齐聚一堂，而是沦为富国与穷国之间对骂与相互指责的场所。如果说哥本哈根会议将定义新的多极世界，那么它预示的可能是一个混乱的未来。
新加坡《联合早报》说：和去年(2008年)的多哈贸易谈判一样，哥本哈根也败在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利益分化上。从一个方面来讲，这是发展中国家利益觉醒和利益伸张的标志，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无疑也是未来全球社会治理的一种危机。
危机!又是一场危机。说起这个词，人们无法不想到这场全球金融危机。2007年始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肆虐全球，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场被普遍认为是由于银行家、资本家的自私和贪婪引发的危机所到之处，企业倒闭、失业率攀升、进出口额下降、GDP增长速度减缓乃至停滞，甚至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各国间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一度尘嚣日上，似乎任何一件事情的原因都能和这场金融危机扯上关系。
至于危机的根源，大名鼎鼎的保罗?克鲁格曼说是我们的贪婪，拉扎德国际的董事长科斯塔说是道德和人文精神的缺失。《金融时报》一篇文章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有二：一是信用危机。资本主义的生命在于信用，而美国资本家最不讲信用。二是阶级斗争。少数人卷走了大多数老百姓的钱。而中国学者说，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开动强力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极力妖魔化社会主义。一时间，资本主义仿佛再不是被马克思早已科学揭示了的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正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落后生产关系，而是万世不易的永久王国。历史总是无情的，仅仅r7年后的今天，华尔街金融风暴宣告了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拉开了70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最大经济危机的序幕。
种种说法，直指人的贪婪，直指国际金融秩序，直指资本主义本质，直指对资本的迷信。
从这些批评中，人们似乎感受到一种深深的绝望，哥本哈根只是让人感到雪上加霜。人们要问：我们一直以为，世界是在进步的，与过去，例如与二次大战及战前时期相比，今天的世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哥本哈根颠覆了我们的这种认识吗?或者说，所谓进步，原本只是一种幻象?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布热津斯基就在他的著作《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写道：“诚然，在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迹象，表明人类现在可以较好地进行更认真的努力把本身组成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尽管如此，根本的事实仍然是……世界政治――无论从国际事务方面看，还是从国内社会情况看――完全可能发生剧变而失去控制，引起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和哲学上的混乱。”
虽然时过境迁，但十几年后的今天，当今世界却似乎依然“混乱”不减。在安全领域，世界之乱更可见一斑。随手翻看一份报纸，国际版的爆炸性新闻一条紧接着一条，无情描述着这世界的“水深火热”。
2009年似乎就是在这种混乱的状况中结束的。北京大学王逸舟教授说，对于关注全球政治和安全的人来说，2009年是十分有趣的和值得分析的一年。这一年已经和正在发生的许多大事，有的暴露出国际关系里深层次的结构性难题，有的显现出真正的“危”中之“机”，有的则揭示出来来发展的某些不确定。
就在这一片失望、指责之声中，一个清晰的声音从中国总理口中传出。年底，温家宝对媒体表示，世界各国都应该肯定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温家宝说，中国为哥本哈根会议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我们尽心、尽力了，而且尽到责任了。我们通过大量的斡旋，积极地推进，使哥本哈根会议总算是向前迈进了一步。
的确，不带偏见的人应该承认，已经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仍然有其积极意义：会议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坚守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原则，强调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维护了应对气候变化“双轨制”的谈判底线，敦促了发达国家强制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向前迈进了一步!这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为推动大会向前迈进所作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的成果，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尽管不如人意的地方还很多，但世界毕竟已经前进了，而且在人们的努力下，世界还是能够继续前进的。
会议还揭示出，全球各种力量参与 到事关人类存亡的大事中来，无论是各国政府的重视、NGO的积极参与，还是会议前后全球媒体和公众的热烈关注，都表明当前的国际政治已经不同往昔。人类历史本就是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如果再回顾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的联手应对措施、G20峰会的召开，并将之与1929年的那次经济危机之后各国的政策相比较，则更能发现，20世纪后半叶的国际政治已经取得了许多伟大的进步。
国际关系的制度化和民主化：一张遍及全球各个角落的“大网”
不管怎么样，哥本哈根会议是人们试图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共同问题的一次努力，是试图通过“国际制度、规范、法律和组织”约束各自的行为、引导世界发展方向的努力。“20世纪后半叶以来国际关系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各式各样的国际制度、规范、法律和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增加，恰似一张遍及全球各个角落的‘大网’，约束各国和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引导世界各个区域迈向共同的发展方向，增强多边主义的吸引力和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全球性伦理和价值，促进以国家间关系为主体的传统国际政治朝着更有包容性的全球政治方向转变。”王逸舟说。
在这个方面，标志性的事件是联合国的建立。尽管不断受到大国操纵企图的干扰，联合国作为多数国家参与和认可的最大的国际组织及国际法制订者，仍然顽强地按照自身成长的轨迹艰难前进，努力增强其不可忽视和替代的道义优势。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不再只是一个垒球性论坛，而越来越像一个衡量各国政策及行为合法性的标尺。其下属的安理会通过的各种决议，成为国际社会构筑全球稳定、抗拒侵略行为、增强和平努力的最重要依据。超级大国美国反复无常的行为，以及一些国家无视联合国警告而采取的危险步骤，都不能改变广泛的共识：在一个不完美、有严重缺陷的世界，没有联合国的存在将更加糟糕。
同样的话，也可适用于近些年来影响力不断上升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气候制度、世界卫生组织、垒球裁军体系、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难民署等等组织机构及条约法规，“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大网’的不同纲，目、结、绳，共同编织和维系地球上的人类生活。”
王逸舟说：“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全球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的强化，还与近几十年全球各地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密不可分。”
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的进程，也带来对于政治、安全和国际关系的深远影响：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沟通、交流、协商、合作乃至联合的长期实践中，产生和增强了共同的利益与认同，消弥或减轻了旧时的积怨，培养了安全共同体的意识，学会用战争以外的各种新方式，解决争端、实现共赢。法国德国的历史性和解，以及安全共同体在欧洲的建立，便是受到广泛援引和推崇的事例。
“在国际制度网络化下的世界，出现了三个有重大含义的趋向。”王逸舟说，“第一，市场规则成为本质和关键的决定要素。决定后果的权力是由市场在自主地行使着，并且常常是由那些在市场中做买卖和做交易的人们无意识地行使着。第二，权威分散化、多样化。这一现象开辟了不同的国际制度应用于不同领域不同问题的人口。第三，政治成为一种大众性的共同活动，而不再仅限于政治家及公务员们的活动。”
大众政治意识的觉醒，揭示了各种国际制度和规范渗透生活的根本原因，也是以军事斗争和外交纵横为中心内容的传统国际政治向有着更广阔领域和空间、更复杂多样需求的全球政治过渡的社会基础。
“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不仅各种国际组织和规章层出不穷、范围日增，更孕育和培养出一种由小到大、由弱渐强的全球伦理和全球认同。”王逸舟说，“世人越来越多提到的‘全球村意识’或‘垒球村道德’，就是其中的突出内容。‘绿色政治’、‘绿色GDP’、‘可持续发展’等环境保护理念，只有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意识下才能得到推广应用。”不难想象，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全球性伦理与规范，也将不断深入人心、内化为广泛的共识，引导着国际关系的进步和人类心智的提升。
虽然有形式不同的大国操纵意图和行为，实践中亦有这样那样的不如人意之处，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各种国际制度和国际法规产生的积极意义。王逸舟说：“‘组织起来’，这是人类的进步，是当代国际关系取得的一个长足进步。”
而那种传统外交方式，也正在朝着新的方向变革与转型，外交决策过程日益民主化。王逸舟说，那种以精英外交、秘密外交和双边外交为特点的传统外交形态，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外交的性质和内涵都在发生深刻的衍变。传统外交披上了新的外衣，也充实了新的内容。精英外交得到公众外交和民间外交的补充、修正和某些质疑，通过秘密外交解决特殊和敏感事务的做法依然存在，但要求增加透明度的压力日益增大。双边外交形态同样面临日益增多的多边外交形式的挑战，对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规范与制度，不仅弱小国家怀抱期待，连大国强国也越来越不敢小觑。各种民间外交的作用也明显加强，加上互联网和其他传播手段的普及，公众对外交的了解程度、参与热情和表达渠道都大为增加，无形中使政府间谈判的各种问题和对外政策制订过程的“曝光度”、“检验度”和“质疑度”均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且看哥本哈根峰会上的几个插曲。会议第二周，大会卡在两份打满代表异议的方括号的主席案文上动弹不得。12月17日晚，在丹麦女王主持的晚宴上，中国总理温家宝愕然发现中国“被出席”即将召开的小范围领导人会议。与会国家名单上赫然写着中国，但中国却没有接到通知。会议开幕以来，曾发生过个别或少数国家抛出案文，引发各方强烈不满的事件，因为这有悖于公开、透明的原则。温总理感到此事非同小可，随即派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立即赶到“会场”，对召集方这种别有用心的做法提出强烈不满，表示一定要公开透咐，不能搞小圈子。不能强加于人，否则很有可能导致会议无果而终。
拒绝“特权”――温家宝这种表现在传统外交中不可思议：传统外交就是小圈子外交!而中国总理拒绝小圈子，而且“不近情理”地拒绝把自己列进小圈子!其实，这也是中国一直倡导的外交理念。
后来的情节更加耐人寻味：就在人们等着看丹麦政府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宣布这场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峰会以失败告终的最后关头，温家宝总理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决定，约齐“基础四国”领导人再次会晤，作最后的努力。他特别强调，要与非洲国家、77国集团、小岛国保持沟通，加强合作。而就在“基础四国”领导人正在最后梳理共同立场时，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开大门走了进来!
“奥巴马独闯四国会议”的结果是，经过磋商，“基础四国”就协议表述的几个重要问题同美国达成一致，“临时 协议”新鲜出炉。随后，大会就这份临时协议进行表决。欧盟主要国家接受了这个结果。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后的结果，决不是由一个国家或两个国家说了算的，这是与会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事后，中国媒体这样表述。
对照王逸舟上面的论述，这几个事例意味深长。
“社会世界”的兴起：世界不再只是“国家”的世界
据统计，世界气候大会共吸引了约500个NGO涌进哥本哈根，这其中有绿色和平组织等环保组织，也有“哥本哈根丑闻”这样的怀疑全球暖化的组织。其中也包括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大会开始的那天，世界自然基金会组织的十多个孩子忽然举着印有文字的箱子走上主席台，组成“1000万人期待一个公正、雄心勃勃、有约束力的协议”的标语，一个斐济女孩还声情并茂地呼吁人们保护地球。来自欧美的能源行业利益团体低调出现。传统能源企业在会场内四处游说，力争在减排浪潮中为自己留下一席之地，清洁能源企业则希望将新能源和技术卖到发展中国家，而极力椎动减排的落实。
这也是今天的世界不同于以往的一个方面。传统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基本只包括独立的民族国家，和依附于这些主权国家的政府间组织。由于权威的缺乏，也由于国际社会缺乏组织、互助和权利表达，世界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争权夺利的无序中，传统的国际政治甚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争夺权力和财富的斗争”：政治上争权、经济上夺利，军事则成为在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夺取权利的手段和保障。无论是过去的炮艇政策、黑奴贸易还是当今大国之间“斗而不破”的较量，遵循的都是传统的国家间政治的逻辑。
“当权者思考和决定一切国际事务，往往胜者通吃、输者全败。在这种情形下自然易于产生所谓的‘安全困境’。”王逸舟说。
由于信息革命和教育的普遍提高，人权和民主观念在许多地方已成为共识，而伴随全球化的飞速进展，消除贫穷、疾病防治、核裁军、环境治理、气候谈判等成为国际政治新的内容，当代国际关系里也正在悄然兴起政治世界和经济法则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有学者把当今的世界称作与传统的“政治世界”和“经济世界”区别开的“社会世界”：“它与传统的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一道，以不同的形态和思路参与现今的国际事务，影响着国家和非国家的各种行为体在新时期的互动轨迹；尽管尚无法全面抗衡经久强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但社会世界是国际关系里一种日益增长的、不可忽略的、有进步内涵的存在。”
“所谓‘社会世界’，其含义首先是指国际行为体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容纳了越来越多参与外交和国际事务的非国家级单元。”王逸舟说，“例如一国国内的地方各级机构，对外经济的各个部门，不同的社会团体，各领域的精英，各种跨国公司，一些溯临危境、渴望和呼吁国际重视的跨国界族群，处在相对边缘位置的环保运动和弱势团体代表，以及数目数不胜数、目标大相径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可能与政府国家立场一致或相悖，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要求，丰富或修改着原先的议事日程，改变和改造了国际关系的性质。”
“社会世界”的另一层含义则在于由主权国家构成的无序世界的社会化：通过非国家的力量，不同国界的人们由于共同目标联合起来走到世界政治的舞台上，力争实现那些个人的生存发展所必须的，却由于国家间的政治博弈而无法实现的权利，是对原先国家中心和政府主导格局的某种挑战、质疑或补充。
“‘社会世界’的兴起，不仅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缓解了政治世界和经济世界的各种矛盾，更推动了新的国际要素和过程的产生，加强了不同群体的声音，提示了旧格局下很难发现的问题，引发国际共同体对人类解放总的态势的关注。”王逸舟说，“‘社会世界’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提供的不同于原先的政治世界和经济世界的新思考方式和景观：对于这个世界的行为者而言，旧式领土边界的至上性正在下降，权力现实主义的追求并非惟一理性的东西。它对于什么是‘政治’和‘安全’、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的看法，全然不同于政府旧式教科书的说教。‘社会世界’推动着跨国界的理解与整合，创造出传统国家内部的新的利益集团和社会层化要素，把原先埋藏或压抑在高政治压力锅里面的冲突性成分加以缓解释放，其带来的社会连带效应，是政治界和经济界难以想象的。”
哥本哈根会议的举行和全球媒体公众的关注，印证了“社会世界”的努力能够达到何等的成功，但哥本哈根会议的结局却证明，“社会世界”的利益诉求仍与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政治有着重大冲突。这样的问题无处不在，尽管有时不免徒劳，但“社会世界”依然在努力提醒世人注意着现有国际秩序及其战略哲学存在的漏洞。
“‘社会世界’的声音并非没有争议，更不可能被所有国际行为体接受。”王逸舟说，“确切地讲，它的存在不是对原有安排和思路的绝对否定和取代，而是在比较中揭示出另外的复杂性、选择度和不确定，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它的出现视为当代国际关系向更高阶段迈进的标志之一。”
摒弃野蛮：尚武变得审慎
谈起是否动用武力，哥本哈根会议没有代表性：毕竟这个问题与战争扯不上关系。但是谈起经济危机与战争的关系，人们却不陌生。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常常把它与1929年经济大危机相比。不管二者有何共性，人们解决危机的措施和结果是截然不同的。1929年危机的后果之一，是法西斯主义的兴盛、三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二次大战的爆发，战争是法西斯国家转嫁危机的做法。而和平的努力却处处碰壁。
但是现在，主要国家之间，为转嫁危机而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甚至爆发战争的情景，已经不可想象。“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这场危机”，在这个共识下，各国政府特别是央行和财政部门联手行动，恢复市场信心；以联合国和20国峰会为主要平台，共同展开了一系列的协调救市行动，如通过经济刺激方案，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扩容以增强其全球主要危机拯救者的作用，等等。
“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动辄诉诸战争或战争威胁以实现自身利益的野蛮方式，已越来越不是通用法则”，王逸舟说，“相反，在主流舆论、公众和国际社会，在比较文明和进步的区域及国家，对武力及其他强制手段的使用变得更加审慎，其考量的根据不光是当事国本身的诉求与利害关系，更要兼顾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支持，力争某种普遍认可的合法性。”
战争曾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甚至是惟一手段，外交不过是为增加国家实力，而国家实力最终或多或少都会成为战争的前提。自17世纪以来，通过国际会议协商解决问题的方式尽管一直存在，但成王败寇的尚武习气弥漫在国际政治中，战争发动者受到谴责甚至惩罚的可能远远小于获得利益或威望的机会，国家间的暴力冲突 容易而经常。直到20世纪，希特勒还说：“我将提出发动战争的宣传上的理由，至于这种理由是否可信，这无关紧要，胜利者在事后不会被问起当初说的是不是实话。”
除人们熟悉的环保议题外，可以用禁雷运动和对跨国族群的保护运动作为当代国际关系里“社会世界”兴起的事例。
禁雷运动的倡导并非任何国家和政府问国际组织，而是来自民间一些自发的声音和活动。1991年1月，保护妇女儿童难民妇女委员会的领导人在泰柬边界的难民营照看了地雷受害者几个月后，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要求禁止使用杀伤地雷。那年夏天，美国越南战争老兵基金会在柬埔寨成立了它的第一家康复诊所。9月，人权观察组织和人权医生组织发表了《懦夫的战争：柬埔寨的地雷状况》，也加入了要求禁止使用杀伤地雷的阵营。以上这些及其他一些组织最后于1992年秋汇聚成一股力量，组成了“国际禁止地雷运动”。代表们挑选了美国越战老兵基金会的威廉姆斯女士来领导这项事业。前英国王妃戴安娜也对禁雷运动大力支持。威廉姆斯和她领导的“禁止地雷全球运动”因最终促成旨在全面禁止地雷使用的《渥太华公约》的签订而荣获1997年诺贝尔奖。
类似情况发生在库尔德族的国际保护思想和实践中：作为一个有几千万人口、散落居住在中东西亚若干个国家(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伊朗等)、缺乏统一的政府架构和主权国家代表的跨国民族，库尔德民族的政治权利和人权状况多年来一直困扰国际社会，严重制约着相关国家内部的政治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如果没有“社会世界”诸多成员的努力，那些悲惨的故事也许永远不会被外界知晓，库尔德族作为人类大家庭一员不可剥夺的权利可能始终得不到改善：但另一方面，当事国从本国战略大局和主体族群的需要出发，不仅难于完全采纳库尔德族保护运动的所有要求，还经常与之发生尖锐的矛盾与冲突。相似的还有非洲一些跨国界族群、南亚一些跨国界族群的遭遇，动辄涉及数十万、数百万人口的安全与福利。
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是中国古代对战争的队识，也是慎用武力的训诫。但是战争与人类历史伴随始终。在人类5000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有记载的战争约1.5万余次，直接或间接地杀戮了35亿人。自17世纪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也发生过战争约400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爆发了大约300场局部战争，大约有1000万人死于战火。战争的阴影现在仍然存在。近10年来世界上影响最火的战争依然是强权国家发动的(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不管其理由如何。部族、宗教矛盾，地缘摩擦，意识形态输出等，仍是诱发战争和冲突的因素。一些地区，例如非洲，由于经济不发达、文明进步相对迟滞不前、国家缺乏有效政府和公民社会，地方冲突频发。西亚、中东、海湾地区也因为处于大国有巨大利害关系的战略要津且自然资源丰厚而冲突不断。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了人类极其惨痛的教训。而核武器的毁灭性杀伤力更让人们对于高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恐怖有了新的认识。战后，以外交手段为中心的各种和平解决方式，通过协商对话解决有分歧的问题，逐渐获得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赞成与支持。军事等暴力方式则被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解决办法。
从世界范围看，从尚武转向崇尚和平是个缓慢艰难的过程。由于殖民体系、大国争霸、地缘政治、民族宗教矛盾等各种因素，二战后局部战争和冲突依然不断。但二战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战争的目标、形态、理由及广义上的合法性等等都已经不同于战前。由于人类理性和普遍道德水平的提高，时至今日，任何国家、哪怕是大国强国，滥用武力都将面临国际舆论和本国公众的强烈抑制。即使美欧强权发动战争，也不得不将“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制止萨达姆政府残害本国民众和少数民族”，“制止塔利班政权反人类反文明的野蛮行为”作为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借口。战争也日益成为得不偿失的事情。布什治下的美国由于两场战争元气大伤，便是典型例证。
全球化对于化解战争威胁也功不可没。金灿荣说：“经济相互依存的加强导致用对抗手段解决问题的成本加大，再加上外交质量的提高，整个国际社会的秩序感比以前强了。”上世纪伊始，世界也曾像当前一样，处于一个相对祥和和乐观的氛围中，主要国家都享受着较长的和平。这种和平却最终被一战击得粉碎，原因之一是其时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并不牢固，国家间利益的相互镶嵌程度不深。时至今日，全球化已将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战争发生的几率因而大大减小。
但放宽历史视角，战争方式的受批判和遭唾弃，无疑是人类进步的必然。“人”被越来越多地大写：主权的人性化
“主权的理论与实践正在发生深刻、持久的变化。”王逸舟说，“变化的方向是：更加重视人的价值，特别是公民个人的生命、财产的不可剥夺以及作为人的尊严；更加看重国家作为主权行使者对社会大众的保护责任和改善责任，包括政治权利的保障和经济福利的提升；更加强调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成员意识及义务’，即不仅拥有在尊重本国人权基础上的不受外部非法干涉的权利，同时遵守不以自身言行危及周边稳定和全球秩序的职责。”
纵观近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主权始终是一个核心的概念与座标。“主权造就了现当代国际体系，形成大小国家在法理上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和互不侵犯的国际法思想、框架和国际交往基础。”王逸舟说，“主权也促进了各国对本国利益的追求与捍卫，抑制了法西斯主义、跨国民族主义、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形形色色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和平主义、乌托邦主义等等在不同方向上的扩张。”
“人民主权”观念的确立则将主权原则进一步拓展。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挑战了一直盛行的“君权神授”的统治原则，形成了“人民主权”的观念，即主权权利来源于人民而不是君主。新的主权观使人民在感情上更加认同和依赖于国家，并积极参与国家事务，也要求国家更多扮演“代理人”而非“至上者”的角色，要求对外政策的决定更多征求和尊重公众的意愿。这一理论激发起强烈的爱国主义。
而主权近期的发展动向，用王逸舟的说法是，更加推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全新塑造，更加注重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更加尊重和更多保护个人的政治权利，更加强调主权权利与主权责任的统一性、主权行使与人权落实的一致性。
在被布热津斯基称为“大死亡的世纪”的20世纪，战争消灭了不少于大约8700万条生命。但与这一大得惊人的数目相当的，是一个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受害于信条的仇恨和激情，因意识形态或宗教等原因而被本国政府杀害的，高达8000万人。这样的悲剧自然引起对于国家主权内涵的重新思索。在新主权观念和实践里，“人”被 越来越多地大写。
这一运动很自然首先是在西欧、北欧这样的发达地区兴起，反映出衣食无忧、各种权利有保障的那些国家的公众利益与要求。
新思潮同样向广大的不发达国家扩展。从70年代开始，世界出现了反对形形色色的独裁统治的潮流。当权者感受到日益增大的国际压力，要求政府权力的行使更加符合国际规范和国际法准则，尤其是在尊重经济民生和政治人权方面。一些专制独裁的政权在内外双向的冲击下解体。另一些政治领袖和权力精英则逐步采取改良措施，以缓解国际压力、提高自身威望、争取更大事业。在国际舆论、媒体和其他交往渠道的推助下，也随着国内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及民生的改善，相对落后国家的民众逐渐了解到维护自身权利的必要与可能，对于政府的主张和见解，越来越多地提出补充、修正甚至质疑。主权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调整。
在国际层面，国家主权的行使者则更多地被国际社会和舆论要求履行应有的国际责任，至少，不应违反已成为基本共识和国际法的原则，否则将付出代价。1991年海湾战争，萨达姆政权侵入并吞并科威特，便被广泛视为对当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蔑视及对其他邻国的巨大威胁，是对主权原则的背离和主权政府责任的格格不入。美英法多国部队随即在联合国旗帜下对伊拉克发动驱逐性打击，得到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认可与支持。卢旺达国内两大部族在1994年由于偶发政治危机而彼此屠杀，不仅造成国家内部的混乱秩序和严重倒退，同时带来涌向周边国家的难民潮和其他恶性冲击波。基于这种判断，联合国多数会员支持建立了有关卢旺达大屠杀的国际刑事法庭，对卢旺达进行干涉。
王逸舟说：“一个国家如果制造了国际性危机，或者滥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对付其他国家，损害了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利益，也同样会受到普遍谴责，被质疑其动机、目标的合法性，直接间接地约束了这个国家的声望、影响力和作为主权者的行使过程。”
危机后的新秩序
“冷战之后到9.11以前，是西方重新聚集力量的阶段，力量重新汇聚在西方那边，一度西方很高兴，说历史终结了。”金灿荣说，“9.11以后西方才发现原来西方重新获得地位导致有人不爽，起码伊斯兰世界不爽，甚至搞暴力活动，这时西方中心主义就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西方内部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包括金融危机。以前世界以西方为主导，有问题时西方可以向外转嫁成本，可能还能把危机往后推。但9.11之后很多人不服西方了，西方自己又大手大脚，所以矛盾就暴露出来了。现在的世界，西方在往下走，坍塌，但是新的取代它的力量又没有，所以世界会进入一个比较混乱的转型期。”
2008年金融危机给国际政治和秩序带来的影响在2009年已经显现出来。混乱，是其表现之一。可以看出，当前的全球治理、国际秩序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金灿荣说：
“整个人类社会的垒球治理还处在一个非常初期的阶段，整个秩序的刚性、力度、完善程度都有待改进。首先是制度化不够。其次，目前的全球治理还是由西方推动的，西方占的分量高过应有的比例。第三，全球治理的效率还比较低。全球治理一个就是和平，要维持安全，从现在来讲，联合国维和有点作用，但作用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大。还有一个是解决贫困和发展问题，但到目前为止，解决贫困问题不是很成功：过去30年，全世界的减贫成果，如果不把中国算上去，反倒增加了一亿多贫困人口。这说明西方主导的减贫努力并不是很成功。”
但混乱之中，国际秩序也在进行着危机之后的调整与整合。
“国际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国际气候制度进程的推进，是2009年国际关系里‘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事态。”王逸舟说。
国际金融领域的改革包括各国协调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保证流动性、处置不良资产、加强金融业的监管、对银行企业高管层的限薪措施、以及建立有效的危机防范和干预机制等等，它是一个目标长远、影响深刻的改造过程，王逸舟甚至将这场改革比喻为一个反映多数国家的利益和要求的“大手术”：
“改革致力于减少各国尤其是新兴国家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从而改变传统上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里权利、收益与责任、负担极不对称的局面，相应加强各国本币的作用和相互间的协调互助。
在国际制度的变革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作用得到提升，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发言权和决策力相应提高，同时用比较合乎现实状况的、有新旧主要大国参加的20国峰会，逐步取代西方七国集团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中的主宰地位。
它还涉及全球范围对不同经济体的衡量与协调问题，比如经济规模和开放程度、通货膨胀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国内金融市场的健全程度，决策者的信誉和资本流动性等等，在各种固定汇率、浮动汇率和管理浮动汇率之间加以选择等一系列问题。”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动当属在美国匹兹堡召开的第三次20国金融峰会有关用G20取代G8作为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主要协调平台的重大决定，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新兴大国决策权的某些提高。它们也显现了美国为首、中国次之的关键角色。王逸舟说：“这一改变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取得了长足进展，向着更大话语权的方向迈开坚实的一步；二是美国依然强大，奥巴马新政可能让这个超级大国恢复活力与领导地位。金砖四国这样的国家真正想占据国际秩序的中心位置并非易事，它不完全取决于这些新兴大国自身的愿望与国际博弈结果，还与各国内部的稳定、发展和改革事业息息相关，与美国及西方主要国家新一轮的发展息息相关。”
从奥巴马带有为美国“减负”意味的新政和中国崛起带来其全球事务影响力上升两点来看，金融危机之后人们谈论得最多的就是一种看似正在发生的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但哥本哈根会议却没有取得让人们满意的成果，因此也有人说世界正处于一个由于领导力缺失而带来的“无极”状态中。对于金融危机之后的国际秩序，金灿荣说：
“有可能是多中心，有可能是中国，也可能是回到美国。美国如果能妥善吸取教训重新崛起，力量还可能是最大。也有可能中国取代。国际社会不可能永远无极，即使无极也是很短暂的现象。因为无极会导致混乱，混乱会导致大家的生活成本上升，因此必须有人管。当大家利益受到损害时，本能地就会去管，但是最后管的结果是哪一个国家，是一个还是多个，现在都没有答案。我们现在惟一能够讲的就是，过度的美国中心主义导致了美国成本过高，它现在受不了了，不想管了，于是进入一段时间的混乱，就是大家讲的无极，混乱一段时间之后又会有人来管，这是肯定的。”
对于世界目前呈现出来的混乱，金灿荣做了自己的解释。“之前主要力量都集中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身上，于是美国就有一种单边主义、包打天下的想法，现在美国知道很多事情自己管不了，美国民众中也出现了新的孤立主义情绪。”金灿荣说，“而另一方面，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还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管。于是，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混乱的时候。”但是这种混乱也只是暂时的。金灿荣举了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就像索马里海盗，规模比较小时大家都不管，但当越来越多国家受害时，大家便一起出兵了。所以，当世界混乱到一定程度，把大家的利益都伤害了，那时候大家又会出来重新管了。”
从任何时候往前看，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一部从混乱无序走向有序的历史。而当前国际关系发生变革的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不管这个世界再怎么混乱、无序，越来越多的协商机制、会晤机制和合作机制表明，我们的世界正努力朝着井然有序的方向迈进。还是回到哥本哈根：就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哥本哈根只是气候谈判的逗号，最终会有一个完美的句号。王逸舟说：“国际关系的进步趋势与人类由自然王国向必然王国的解放进程是一致的，历史地看，国际关系的提升必然是、也仅仅是人的进化的一小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