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Fuller 上海的曹先生快50岁了，他上学的时候正碰上“文化大革命”。当时红卫兵们把学校的老师当作敌人,当时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十分流行。他也没有在学校里学到什么。直到二十挂零，方有机会在夜校里读了一点书。在后来也深悔自己没有碰到好时候。
光阴如箭，一晃眼，现在曹先生的儿子也已经18岁了，他自己打算去新西兰读书，曹先生老两口也十分支持。但是曹先生明白，这意味着需要老两口四处去找寻钞票为儿子支付高昂的学费。老两口自己的全部积蓄只有人民币13万元（等于1.57万美元），要支付儿子4年的学费和其他开支显然是不够的。当然儿子也有可能在课余打工来赚些钱弥补差额，但曹先生又不希望儿子去打工，这会影响学习。于是曹先生一反中国人的借贷传统，不向亲友低三下四地告帮，而是异乎寻常地用自己的房子作抵押，向上海的浦东发展银行借了20万元人民币。
“现在人们特注重教育方面的开支，”浦东发展银行私人银行业务部的副总经理冯静（音译）说，“他们并不认为这是贷款，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投资。”
成百万的中国人开始像曹先生那样走在消费者信贷革命的前列，而银行家也力求迎合这种趋势。在过去的十来个月里，银行想方设法地在各个领域里发放信贷，如汽车、住房、旅行、教育、家具等等。有些银行正在聘请一些咨询公司为其策划零星信贷的战略；有些银行则调配职员另辟新的消费者贷款部门。各家银行都急于改进服务，发展新的业务品种和简便的申请程序。
中国的银行，所以越来越重视零星贷款的业务，是有其苦衷的。几十年来，主要向国营企业发放贷款的结果造成了大量的坏债呆债。拿国际的标准来看，中国的银行系统即使不算破产，也是面临困境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4大国营银行所贷出的款项中有20％是坏债。外国经济专家相信其真实数字可能高达40％，大概是3000亿美元左右。去年，这4大银行开始卸下沉重的包袱，将这些坏债交给新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
“在银行不太情愿向传统的客户――国营企业发出贷款时，消费者信贷更加具有吸引人的魅力。”渣打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说，“现在，银行将他们的客户转向中小的私营公司并同时发展消费者的信贷市场。”
无疑，在消费者信贷市场能够形成之前，银行家必须跨越很多障碍，诸如保守与不理解等等。要使消费者敢于向银行贷款花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方说，银行里的钱，大概有40％是属于个人的存款，对大多数中下阶层的老百姓来说，存钱是为了应付一旦失业与支付各种生老病死的开销。换一句话说，老百姓从连存的钱都舍不得花，到能进入向银行借钱花费的消费者信贷时期，无疑需要一个观念转变。另外社会上各项福利制度需要相应地与之适应，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此外，中国的银行贷款利率是国家统一的，因此银行无法以不同利率的灵活性来面对风险各异的举债者，同时因为中国直到2000年4月才实行个人储蓄的实名制，所以银行缺少信贷历史的资料库或决定是否值得予以信贷的运作系统。西方最通用的信用贷款在中国缺少实施的基础。而抵押贷款中诸如丧失抵押品赎回权与保障信贷者权利等等的具体实施，更需要制定出结构性的法律基础。比方说，曹先生抵押的那座房子，万一真的被银行照章没收，他们是不是会流落街头?目前的中国社会能接受这种事实吗？一个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家说：“支持消费者贷款的法律系统还远远不够完善。”
中国的银行家当然也看出了这方面的种种风险，他们已经设计出某些国内的管理系统来改进分行之间的信贷控制，不搞一哄而上。他们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零星的贷款将成为银行收入的大头，并且这比贷款给那些不稳定的国营企业更为安全。“个人会小心地归还他们的贷款，因为他们只是间接地使用着他们的汽车和住宅，”一个北京的银行家说，“借钱给个人比较安全，因为国营企业的运作环境并不太好。”
一些数字也正好支持了他的这种说法。6年前，中国建设银行推出的个人住宅抵押市场，只有1.97％的坏债。而法人的坏债则高达26％。中信实业银行也有同样的经验，3月份法人的坏债高达16.2％；而消费者信贷的坏债只有1％。
中国建设银行年仅36岁的方先生有一个颇具野心的计划，他就读于美国的史坦福大学，并曾任职于世界银行。他打算引入西方的咨询服务，充分利用建设银行的技术，进行网上消费者信贷的业务，不是依靠大吹大擂的广告战术，而是耐心细致的说服，在这个刚起步的消费者信贷领域里大展拳脚。□
（编辑：郑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