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往往就是这样：人类心中的偏狭之恶，要靠外在的恶来“协助”排除。 2005年的天灾，以一场2004年末发生的、跨年度的印度洋海啸揭开了序幕。此后，飓风、台风、地震陆续登场，尤其是“卡特里娜”飓风对美国南部地区的重创和美国这个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猝不及防、救援迟缓，令世人感到震愕与惶恐。然后，禽流感警讯又接踵而至，病毒变异、瘟疫循环的大自然规律使人类再度显得脆弱不堪。
在印度洋海啸发生后，在泰国参加演习的美军迅速对东南亚各受灾国进行了援助。美军的一名军官说：“在海啸前他们(印度尼西亚人)恨我们。在海啸后他们恨本?拉丹和原教旨主义者。”
同样，南亚地震所引起的悲痛在印巴两国民众中形成了共同的情感纽带，巴基斯坦接受了印度的部分援助，这反映了巴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天灾除了缓和政治矛盾外，还迫使人类修订了一些经济法则。
2005年冬，禽流感幽灵再次降临欧亚大陆后，由于特效药“达菲”产能有限，许多国家呼吁瑞士制药巨头罗氏(Roche)放弃该药物的专利权。一度大发横财的罗氏在美国会等各方的强大压力下最终改变初衷，同意向4家美国公司及自己指定的越南公司颁发生产许可证，并默许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不存在“达菲”专利权保护问题的国家自行生产。
在禽流感这类不确定的灾难面前，文明世界“坚壁清野”的能力，对比部分国家预防的颟顸、控制的失败，不啻是以“自然选择”的方式倒逼人类前进。
追究禽流感的起源，美国密歇根大学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指出，它与通常设想的工业化养殖毫无关系，因为早在1878年就已有了禽流感记载；禽流感来自野鸟，之所以在中国南部、东南亚各国肆虐，与这些地方盛行散养、混养的“亚洲养殖方式”有关。换言之，禽流感不是对人类文明的报复，而是对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惩罚。
此外，不同于所谓“禽流感大爆发不可避免”论，联合国粮农组织动物生产和卫生事务主管塞缪尔，尤齐认为，鉴于荷兰、日本、韩国等国均已成功消除当地家禽中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说明控制禽流感从技术上来说没有问题，关键得有足够资金。据他估计，仅在越南可能就需投入5亿美元。而世界卫生组织的全年预算也不过10多亿美元。
显然，这还不是一个人人皆享受同等安全保障的世界，富国拥有更多的手段去保护它的国民，吸纳来自全球的援助。不过，我们也从“达菲”事件上看到，人类在经过了2005年的几场天灾后，对于跨国灾难的全球治理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
海啸、污染、艾滋病、种族仇杀、非法移民、恐怖主义、温室效应……都需要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不仅关注那些具有跨国属性的风险和灾难，也关注一些国内严重人道灾难问题，比如饥荒与排雷。目前，联合国是全球治理行动的主要协调者，主要的参与者既包括各国政府、政府间国际组织，也包括跨国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对于国家或企业自私自利的偏好，各种非政府、非赢利组织进行了监督和干预。
当然，在全球治理方面，各国政府间的合作力度也在加强。2005年11月，在釜山，亚太经合组织通过《流感大流行防控倡议》；在罗马，由“西方七国集团加墨西哥”的卫生部长或代表发表《罗马宣言》，强调建立监测与疫情通报机制；在北京，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后宣布：中国支持美国发起的“禽流感国际伙伴计划”，而美国将支持中国在2006年1月主办旨在研讨国际和区域禽流感防控行动方案和动员资金的国际会议。
人类目前没有一个世界政府，但共同灾难的紧逼促成了各国政府的开放式合作乃至“人类共同社区”的加速形成，这个过程看上去不太“完美”，充满了偶然性，但历史经验往往就是这样：人类心中的偏狭之恶，要靠外在的恶来“协助”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