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相比，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落后了。不仅如此，就是对中国的研究上，日本学界也在某些领域领先于中国。 不久前从日本运来的225个纸箱子，摆满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地下一层的楼道。地下一层是资料室所在地，最近，一个专用房间被清理出来，里面码放了44个一米多高的铁皮书柜。那225个纸箱子里的6000多册日文图书，今后将填满所有柜子。
“这是一个学者在40年学术生涯中，一本一本地买，积累起来的藏书。现在一本没剩，全拿来了。”历史系副教授刘晓峰博士说。藏书的学者是已故日本京都大学教授镰田元一，刘晓峰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京都大学在日本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北京大学，其文、史、哲研究代表了国家的最高水平。镰田元一教授生前任日本史系主任，是日本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他去年因癌症病故后，148个日本史研究学者联合撰写了一本纪念论文集，其学术威望可见一斑。
学术界的善意
刘晓峰2001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回清华大学教日本历史。2005年去日本拜访自己的导师时，他感慨在中国研究日本史之不易，缺乏日文资料是主要障碍。当时镰田元一表示，学者最忌讳的事情是死后藏书散了，因为这些书都是按照一定的研究思路慢慢配齐的。如果能有一个学术机构完整保存这些藏书，供后人研究使用，对于学者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不久，镰田元一患癌症，病逝时才过花甲之年。
镰田元一的6000多册藏书折合成人民币约145万元，YKK中国集团捐助了20万元运费。但是明码标价并不能完全体现这批图书的学术价值。一些重要的基础性藏书是日本学术界横跨几十年累积整理出版的重要资料，具有永久的保存和利用价值。在日本史方面，藏书涵盖了战后日本古代史研究方向的几乎所有主要研究成就。还有一点值得称道，虽然镰田教授生前有意将图书捐献，但是并没有留下明文遗嘱。他过世后，妻子和学术同行共同决定将书捐给中国，因此捐书是日本学者的集体行为。在3月27日清华大学的捐赠仪式上，镰田元一的夫人镰田百合女士说．她真诚希望这批图书能帮助清华大学更好地了解和研究日本的文化和历史，并促进日中友好。希望这批图书能帮助清华大学更好地了解和研究日本的文化和历史，并促进日中友好。
刘晓峰将这件事解读为日本民间对中国的善意。然而，他同时指出，中日民间的敌意不容忽视。比如这批书运到天津后，被海关扣了半个月，因为书单上有不少“支那”和“日清战争”的字眼(照片)。早年的日文书称中国为“支那”，日本人至今将中日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刘晓峰为了把所有图书运回清华，特意跑了一趟天津海关。跟海关的接触中，他感觉中国人脑子里有一根弦绷得太紧了。“因为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才要把他们的东西拿过来。目的是了解未知，把握对方。历史就是历史。不能按照今天的需要全改过来。改过来就不是历史了。原来的史料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批判是另一回事。”
如果说“捐书”和“运书”是善意，那么“扣书”则表现出根深蒂同的敌意，两者之间缺了什么呢?“日本离我们很近，但是我们很少仔细去看看日本。有人天天喊，有打到日本的，有中日友好的。但是谁真正地把对方的东西好好地做个分析?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够。”刘晓峰说。他认为，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相比，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落后了。不仅如此，就是对中国的研究上，日本学界也在某些领域领先于中国。比如唐令研究，日本就走在中国的前面。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在唐朝发展到高峰。唐朝的法典由律、令、格、式等形式组成，多达百卷，有六七千个条文，对后世影响重大。特别是“令”。规定了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指导和规范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活动的有序展开。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律”还能看得到，令、格、式在元明以后就废弃了、失传了。7世纪，日本大化革新时，制定的法律基本上沿袭于唐代的律令，并在日本有效施行200多年，后来大部分条文也失散了。从1904年开始，日本学者中田熏先生开始研究“唐令”，试图将其复原。他的工作没有做完，便交给了自己的学生、学生的学生。4代日本学者历经100多年努力，先后在1933年和1997年，出版了《唐令拾遗》、《唐令拾遗补》等多部著作。
“直到今天，我们的唐令研究，也不敢说比日本人先进多少。我看到《唐令拾遗补》的时候，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们中国人讲汉唐啊!自己最重要朝代的国家制度，最好的研究在人家那!历史研究就是这样，重要的东西人家做出来，你绕不过去。”刘晓峰感慨地说。2006年底，我国学者整理出版了《天圣令》，使“唐令”研究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本著作招来了不少日韩学者，回忆起带着日本学者买书的情景，刘晓峰感到十分高兴。
学术研究并非象牙塔中不食人间烟火之物。历史证明，日本学者基于学术研究做出的对外政策判断要比政策制定者更有远见。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日本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为了解决“满蒙问题”，特意向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博士请教。内藤湖南一生9次来华，前后跨越35年。1907年进入学界之前，他就以一个“中国通”的记者形象活跃在明治中、晚期的政界和文坛上。进入京都大学执教后，内藤走上了研究、探索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道路，进而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史大家。在与石原莞尔的对话中，内藤湖南明确地说，“满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中国在根本上不可能被日本征服。石原莞尔认为内藤湖南的话是一派书生之论，不久便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历史证明，内藤湖南是正确的。
欺弱的民族性
促成6000册日文图书落户清华的刘晓峰，在日本学习生活了10年。最近几年，他在清华大学开设日本民族性的课程，探讨日本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解读中日两个民族的不同。刘晓峰认为，欺负弱者是日本的民族性的表现，而中日两个民族的不同可以从青少年如何对待被欺负的方式上看出来：中国孩子受了欺负告老师，而日本孩子宁可忍受欺负也不会找老师。
2006年底，日本出现了一系列中小学生自杀事件。2006年11月初，文部科学大臣伊吹文明收到一封匿名自杀预告信。由于无法找到写信的中学生，伊吹文明决定发表电视讲话，劝说这名中学生放弃轻生之念。然而10天内，又有17封信陆续寄到文部科学省。这些自杀预告书的共同内容是校园暴力、同学欺负、老师漠视、不堪忍受、一死了之。这期间，6名10余岁的学生自杀身亡，既有因为被嘲笑矮小而跳楼的12岁女生，也有被勒索2万日元而上吊的14岁男生。曾在日本生活多年的美国广播公司(ABC)驻亚洲首席记者Mark Litke就这一事件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日本的剧痛――受欺负的孩子自杀》。文章指出，欺负弱小是日本的现实，在校园中造成的祸 患历史悠久。强迫学生服从集体的压力更是享有盛名，而自杀在日本人心目中是解决纠纷的荣耀之举。
日本青少年受欺负，为什么不找老师和家长寻求解决办法?老师和家长明知孩子受罪为什么不干涉?刘晓峰的解读是日本人的集体意识。日本人最怕的，是被集体抛弃。一旦被抛弃，生不如死。刘晓峰认为，欺负弱者和集体意识是日本民族性的体现。“这是一种行为规范，欺负人的有高人?等的观念，被欺负的仍然被承认为集体的一员。这个关系能从小一直维持到走向社会。成年以后，受欺负的即使取得了成就，在新的集体中不再受欺负了"一旦回到老集体，该受欺负还是受欺负，他还觉得挺幸福。这里潜藏了一种日本社会结构的组织原则和思维定式，一种等级意识。比如日语就有浓厚的等级意识，对上、对下、对平辈的话，同一个意思说法全不一样。”
凌弱的民族性还可以从传统体育中找到注解。相扑在日本被尊为“国技”，文献可查的历史就有1300多年，民俗中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相扑手的培养方式特征鲜明：封闭、残酷、等级森严而自成一体。培养相扑手的“部屋”，由“亲方”(师父)负责，一般由退休的著名力士担任，对相扑协会负责。师父每年从全国小学生中选招学员，被选中的学员入住部屋，与师父和其他学员同吃同住，接受集体训练，所有费用由部屋负担。
去年6月份，17岁的少年相扑选手?藤俊被师父和3个同伴殴打致死。如果没有媒体介入，?藤俊就是自然死亡。相扑运动员的训练十分残酷，被块头更大的老队员摔打，是新手训练的必修课。?藤俊死后，时津风部屋的师父山本?一最初解释说，他在这一必修训练中倒下。尽管尸体遍体鳞伤，但是爱知县警方未经解剖就断定死因是心脏病。日本相扑协会立刻认可自然死亡之说，山本?一随即向家属许诺赔偿，条件是立即火化。当孩子的父亲看到尸体上的伤口、淤血和烫伤后，请求新泻大学的医生解剖鉴定，发现儿子是被殴打导致休克后心脏停止跳动。9月底，?藤俊的父亲向传媒哭诉，要求日本相扑协会停止掩盖真相。日本警方重新调查，实际情况是，?藤俊死的前一天晚上，师父山本?一用啤酒瓶子连续击打他的前额，并命令3个同伴殴打他。山本对警方说：“他对是否继续相扑事业态度模糊，我火冒三丈，于是揍他。”那3个同伴说，部屋中师父控制一切，对师傅的命令根本不敢还嘴。第二天早上，同伴不但再对?藤俊拳打脚踢，而目动用了金属棒球棍，而山本师父就在一边看着。
由于相扑是日本文化的产物，丑闻发生后，全世界舆论将少年相扑手的死和日本文化联系起来。《日本时报》去年lO月18日刊载文章《谁杀死了?藤俊?》，作者称：“长久以来，日本文化植根于对长辈的服从和对高等级的忠诚，这种文化必须承担对死因的部分咒骂。”根据《华盛顿邮报》3月10日的报道，日本相扑协会给所属53个部屋发放了调查问卷，发现90％以上的相扑馆在训练中使用棒球棍或类似器物。1／3的部屋承认，训练中有欺凌弱小和暴力虐待现象。这篇报道援引日本法政大学教育学教授尾木直树的评论．指出商界和教育界同样存在虐待现象，尽管心理暴力多于肢体虐待：“这种事情全国都有，比如学校和工作场所，可能是我们日本文化的特点。”尾木直树指出，二战前军队对社会产生了无孔不入的影响，相扑部屋里的虐待行为是军队内部暴力现象在当代的回音。“迄今为止，日本社会尚没有以民主的方式审视这种行为。”
上位与下位
青少年自杀和相扑部屋暴力事件，呈现出日本民族性的基本特点。了解日本社会和传统中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有助于中国把握这个强大近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研究室副研究员廉德瑰，曾经阐述日本民族性与日本战略文化的关系。他以日本人推崇的“和”为切入口指出，“和”不一定是平等的，但却是有序的。
“和”赋予强者以权威并助长了“欺负弱者”的现象，它不同于中国以家族或血缘为纽带的传统文化，是集体中等级的和谐。等级观念派生出日本民族性格中的另一个基本特征，位置意识。“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傲慢、欺压和控制，当然不排除呵护、提拔与照顾；“下位者”对“上位者”的谦虚、服从和顺从。如果位置意识发生改变，也会出现“下克上”与桀骜不驯的情况。廉德瑰认为，日本人总是不断地判断着位置的变化，以便迅速调整自己的角色。一旦他们发现自己与对方的位置关系发生了变化．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上位者或者逆来顺受地成为下位者，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总是“与强者结盟”。一个世纪以来，从“日英同盟”到“德意日轴心”，再到战后的“日美同盟”，都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在二战前被某些日本人称为“畜生”，但战后一夜之间“畜生”变成了“盟友”。心态调整之迅速且顺利，让其他民族瞠目结舌，但在日本人那里，一切顺理成章。
那么，推动中日关系向良性发展的力量何在呢?根本答案是中国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