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希望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前提是实现省内转移，迁到山区和东西两翼地区的产业转移工业园去。这样既能给珠三角城市减压，在GDP和税收方面又“肥水不流外人田”。但现实却是，一些企业宁愿转到其他省份甚至越南去。
6月23日下午，坐落在东莞望牛墩镇官洲的富东漂染厂显得异常冷清，偌大的厂区空空荡荡，只有一名保安在门卫亭里打瞌睡。
富东是附近规模较大的漂染厂=正常开工时有1000多工人。但从去年开始，这家厂就停工了，生产设备也陆续被搬走，只留下几个保安看守厂房。
官洲是望牛墩镇最靠近珠江出海口的地方，方便排污，所以坐落在这里的基本都是漂染、造纸等污染类企业。这两年东莞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污染企业的环保牌一年一续，抓得很严，去年富东续牌失败，只好整厂搬迁。
“设备和人员都搬到江西去了，这里的厂房还没到期，要转租出去，听说正在跟新老板谈合约。”保安告诉记者。
在东莞厚街、长安、道?等几个镇的工业区，像富东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工业区到处贴满了空置厂房招租的信息，东莞的产业转移正在提速。仅东莞虎门一个镇，搬去越南的电子信息类企业就有300多家。
“洗牌”加速
不久前，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受困于高涨的成本和日益严格的监管，成千上万家工厂弃珠三角而去，珠三角7万家港资工厂中10％今年将停产。
在东莞长安扎根多年的福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总经理曾祥也向记者证实：“东莞的纺织印染企业有20％左右已经关闭或外迁，剩下的80％很快也会面临相似的命运。”
产业转移，成为了珠三角最敏感的词汇――大批企业倒闭、迁移，对政府、对地方经济来说，是阵痛，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作为珠三角经济最活跃的五大城市之一，东莞的外向型经济总量占全市工业总产值80％以上，东莞的处境，可以说是珠三角产业转型的缩影。
走近厚街劳务大市场，远远就看到公示牌和橱窗里贴满招工广告。尽管绝大部分企业提供的薪酬都远远高于当地最低薪酬水平，包吃住的普工待遇普遍为1000～1800元，每月，员工的双休、加班工资等福利一应俱全，现场找工作的人依然寥寥无几。根据广东省劳动保障厅的最新统计，广东企业春节后新用工需求仅满足了51.6％，尚有46.4万个职位空缺。
“招工难、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方面，另外原材料价格上涨、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出口退税下调、人民币升值、电荒油荒等，无不是企业心头的痛。”厚街镇一家出口加工企业向记者诉苦。
除了市场环境的恶化外，政府“有形之手”的推动，也加速了各行业的“洗牌”。以往各镇乡为招商引资而向企业提供的种种优惠，如今都被无情地取消了。
常平镇一家纺织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常平镇一直以来都是以“镇区”为范围征收土地增值税及土地使用税的，那些以郊区农田改建而成的企业厂房，都不需要缴纳这部分税费。但去年开始，各镇税收部门就把征收范围调整为“全镇征收”，所有企业无一幸免。
“租用郊区厂房的，多数是我们这种规模较小的企业，扩风险能力本来就不强，这么一来相当于百上加斤。”企业叫苦连天，集中起来向镇政府反映困难，但由于税务部门是垂直管理的，镇政府也无法左右市地税局的政策。
“如果只是外部环境的恶化，也许我还会希冀通过贷款等方式咬牙挺过去，但政府的态度让我们明白，我们在这里已经不受欢迎了，即使熬过一段时间，还是看不清未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能搬走的则搬走，不能搬的就把企业结束了。”该企业负责人表示。
“双转移”之路
选择关闭或迁移，对企业来说是一种深深的无奈，但对村镇级的地方政府来说，又何尝不是难以承受的“阵痛”。
东莞有不少镇乡，户籍人口不多，大多数本地人不事生产，依靠出租屋和出租厂房的收入维持生计。富东漂染厂所在的洲湾村就是望牛墩镇的扶贫村之一，以往，富东每年都能为当地带来不菲的利润，去年企业迁移，当地政府和居民都很担忧。没有新企业的进驻，富东每个月都到税局进行零申报，这样的企业渐渐多起来，税务部门压力也很大。对地方政府来说，就意味着GDP的减少。
现实摆在眼前，产业转移是必须的，关键是怎么转，才能把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失衡减到最低，达到双赢。
汪洋书记曾经给东莞支过这么一招――“胡萝卜加大棒”。即游说企业主动把生产环节转移出去，并把研发设计、组装包括总部仍放在原地，这样附加值还在，将来税收并不会少。这其实是对广东省产业转移“双转移”政策的一个延伸。
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最大的问题。珠三角经济发达，但是山区和东西两翼比较滞后，珠三角的GDP总量是山区的5倍左右，是东西两翼的4倍左右。
劳动密集型企业虽然大量消耗资源，但同时也是广东省最重要的GDP及税收来源，也是工业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政府希望这些企业转移，前提是让他们实现省内转移，到山区和东西两翼地区去。这样既能给珠三角城市减压，在GDP和税收方面又“肥水不流外人田”。
省长黄华华表示，转移到广东山区和东西两翼地区的三资企业，可以就地解决劳动力，同时在用电等方面政府也会给予支持，这些地区的企业生产成本会远远低于珠三角。
而省内转移，战线不至于拉得太长，也有助于汪洋所提出的“胡萝卜加大棒”方案实施。这是一个“双赢”的构想。
寡淡的工业园
为了实现省内转移，近年广东省在惠东、河源、肇庆等地建设了23个产业转移工业园。以地处深圳和东莞之间的惠州为例，惠东县由于原来的发展相对滞后，土地存量相对较多，于2007年就成立了产业转移工业园，园区规划总面积17237亩；惠城区也准备在潼湖镇、沥林镇规划建设约8平方公里的产业转移园，重点引进深圳和东莞的“三高”项目。
承接地政府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真正对产业转移工业园表示感兴趣的企业却并不多。
位于长安镇的福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也属于“三高”企业之列，曾祥告诉记者，由于感受到种种压力，去年他们就接受当地政府的建议，考虑搬迁。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政府推荐的环保工业园，但通过考察后，发现完全不合适。首先，这些环保工业园在建设时，并没有考虑到产业集群和产业配套的问题，只着眼于把所有三高企业都往里放，产业定位很不清晰。我们做纺织的，需要棉花作为原材料，当地既不出产棉花，物流采购又不方便，而且也无法形成产业链。”
曾祥不愿意到环保工业园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觉得政府对三高企业转移的态度，只是希望他们离开东莞就行了，至于到了新的工业园里，是否升级，政府不大理会， 更谈不上引导和支持。“但作为企业，我们要考虑自身的长远发展。现在因为污染被赶出东莞，如果到新的园区去，不做好升级和转型，几年后依然要重复被遗弃的命运。”因此，仔细考察和规划之后。曾祥做了一个抉择――在河北买一块地，建了一个小型的环保工业园，拉了十几家有实力的同行及上下游企业一同抱团迁移，形成一条产业链。
“我们为确保达到国际环保标准，在这里建了一套完善的环保系统。生产线搬迁后，经过几个月的运作，发现虽然物流成本略有上升，但由于河北的劳动力成本和采购成本都比东莞低，总体运作成本和费用比在东莞时要低。”曾祥欣喜之余，却又对其他同行不无担忧，“现在，东莞的纺织印染业有20％已经倒闭或转移，还有80％仍在苦苦挣扎。有实力模仿我们做法的企业不多，剩下的企业如果找不到一条好的出路，命运堪忧。”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卫平表示，目前广东省的产业转移工业园发展情况确实非常不理想：企业实际进入的数量不是很多，已经进入园区的企业在经营发展上也不太顺利。原因之一正如曾祥所说，产业链没有形成，企业需要到其他地方配套，配套成本提高了，而远离珠三角，运输成本也提高了。
再加上政府打造环保工业园之初的设想是，企业转移到周边地区后，劳动力成本会降低，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个因素基本是不存在的。劳动者在就业时，除了工资水平外，还会考虑很多其他因素，包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是以山区劳动力如果有技能的，都宁愿到珠三角就业，即使薪酬水平一样，也不愿意留在当地。而愿意留在山区就业的，要么劳动力素质很低，要么则需要以比珠三角更高的待遇来吸引他们。因此，到山区去节约劳动力成本根本不现实。
而今年年初，民进广东省委在呈交省政协的《23个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建设中的问题与建议》集体提案中也指出，产业转移工业园缺乏宏观规划：一方面区位布局不合理，没有充分考虑土地资源、招商资源等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在同一区域几乎同时批准的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数量太多，既造成土地资源紧缺和园区规模受到限制，又使地方政府无法给予更多的财力支持，并且加剧了招商引资的竞争。另一方面是产业定位不明确，多数园区产业混杂，既形成不了集群，又缺少主导产业。
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往往不愿意前往产业转移工业园，宁愿转到其他省份甚至越南去。
转移还是升级
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发展之惑，在东莞乃至珠三角产业转移升级的过程中，多少引发了一些矛盾。
在珠三角势在必行的转型之旅中，如果不能尽快淘汰落后产能，实现“腾笼换鸟”，很有可能会失去承接升级产业的机遇。这两年，东莞就因为缺少大面积的土地，使不少大型项目引进搁浅。
但是，产业转移如果速度过快，且转移路径完全不受控制，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整个广东省的GDP和税收都是一个大损失。所谓“腾笼换鸟”，好“鸟”毕竟有限，内部升级，打造品牌，是珠三角产业升级的一大重心。所谓“胡萝卜加大棒”，实际上也是内部升级的一种设想方案。
然而，目前从珠三角撤离的企业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前店后厂型的贴牌生产企业，这类企业的总部在香港和台湾，其总部和研发中心不可能内迁；第二类是珠三角的中小企业，它们大部分都比较小，生产研发等浑然一体，没有总部的概念。
第三类是一些比较大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被认为是有“根”的，如果他们能实现省内转移，则最有可能体现汪洋的设想。但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的不成功，使他们找不到继续留在广东的理由。而一旦生产中心远离广东，在东莞设立总部的可能性就变得很小。
曾祥表示，一开始，福安的计划也是只转移生产线，把总部和研发留下，后来却发现，一旦由外贸向内销转型，把总部留在东莞的意义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加上河北和东莞距离太远，战线拉得太长，也不利于企业的管理和成本控制。所以，最终结果可能是连根拔起、整体迁移。
面对这种状况，产业转移工业同的调整固然势在必行，但正如朱卫平所言，即使政府能把产业园的规划做得很好，但成熟的产业集群形成也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的。
那么，产业转移的矛盾现状在短期内是否不可能得到改变?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长丁力有不同的看法：“产业转移本身是一个市场行为，但这两年珠三角产业转移速度加快，除了市场因素外，很大程度是因为政府‘有形的手’的推动，我不太认同这种做法，自然淘汰才是最适度的。”抗风险能力弱，经不住自然淘汰的企业走掉，不可惜。但那些有着成千上万员工的大厂=本身抗风险能力比较强，既然他们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能生存下去，那就应该让它继续生存发展，而不是使用行政干预甚至贴钱，强行将其转出。毕竟，这样的企业转出对地方政府来说是心头之痛，如果他们转移到省外，那对整个广东省的GDP和税收都是一个大损失。
“所谓劳动密集，也有程度之分。既然可以贴钱将这些企业转出，为什么不能用政策和资金扶持他们改造生产线，提高生产效率?珠三角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态度不应该矫枉过正，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不一定不好，制造业依然是广东具有比较性优势的产业。”
在丁力说这番话的时候，记者从东莞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处了解到，东莞正在筹建产业转移升级协调办公室，而东莞市政府对扶持本地企业就地升级的态度也越来越积极。作为升级试点的厚街镇，在镇内就圈定了数十家企业作为就地升级的重点扶持对象。与企业的互动渐渐取代把企业往外赶的单一行政手段――珠三角在产业转移升级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航向。
汪洋书记曾经给东莞支过这么一招――“胡萝卜加大棒”。即游说企业主动把生产环节转移出去，并把研发设计、组装包括总部仍放在原地，这样附加值还在，将来税收并不会少。
(责编／刘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