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全国人大第一位农民工代表之后的7个月里，胡小燕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变化?好学要强、不失淳朴的她，因为一次当选，而正用自己的生活，去填补人大代表与1.2亿农民工之间的制度空隙。
今年1月21日，胡小燕当选全国第一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两会之后，有媒体公布了她的手机和QQ号码，随后公众对其质疑不断升级。
在三四月的大量报道和评论中，任职三水新明珠建陶工业有限公司成品车间副主任的胡小燕被描述成一个善于“作秀”的人物：获得人大代表身份后，就离开厂房，搬进条件优越的私人办公室，工资得到大幅提升，并以从政作为未来目标……而在物质利益得到满足的同时，她的手机却在公布当天马上就打不通了，彩铃换成了公司的宣传广告，也没有人能成功通过QQ跟她对话……
意外的是，记者一次就拨通了传说中“屡打不通”的手机，胡小燕态度不算热情，却也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我们相约在工厂见面，同时参与会面的还有另一家媒体的记者。
没见到想象中的“私人办公室”。当记者进入新明珠的成品车间办公室时，发现里面仅有一张可以围坐20人的巨大桌子，从椅子、杂物架的数量看来，这里至少有10人以上共用。胡小燕所有的同事都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胡小燕办公室”。
“请坐。”长桌过于宽大，胡小燕下意识地坐到桌子对面，与记者远远拉开距离。在略显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她脸上细微的表情变化。
意外曝光
采访的气氛一点都不轻松。胡小燕谨言慎行，尽量不说一句多余的话。采访只能以一问一答的僵硬形式进行着。而每当在场记者稍微露出一点质疑态度，她立即就会停止正在进行的表述。
“你的手机是怎么回事?三四月份大家都说你不接电话，这次我约你采访，也打了很多次电话你才接。”同行的记者开门见山地问。
“找我的人不是记者就是农民工，我抽屉里有这么一大叠记者名片。”胡小燕以夸张的手势比划了一下，“我每天都要开会，要在车间工作，繁忙时是没办法接听电话的。你说三四月份，那时我的手机24小时都在响，每天有上千个未接来电，怎么接?”
“你公布手机号码时，没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手机和QQ号码不是我主动公布的。”她语调急促地打断了记者的问题。
3月19日，新明珠集团在三水厂区为北京归来的胡小燕召开了一个欢迎会。会上聚集了不少记者，当时，公司领导提及“有需要的话会考虑为胡小燕安排一个办公室处理人大工作”，马上引起了在场部分媒体的联想――搬进私人办公室的胡小燕还会与农民工们站在同一阵线吗?有记者问：“身为农民工人大代表，以后你有什么渠道跟农民工沟通?”胡小燕答：“除了调研活动外，我的手机和QQ都可以成为沟通工具。”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但手机号码毕竟是我的个人信息，即使要公布也应该先跟我说一声吧!事前没有一个人问过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至今，胡小燕对3月20日的经历依然印象深刻。
那天凌晨3点，她正在租住的宿舍里酣睡，丈夫则刚刚下班归来。突然，手机铃声刺耳响起，睡得迷迷糊糊的胡小燕方随手摁断来电，新的陌生来电又接踵而至――来电铃声就这么一直响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起床，陌生来电仍不断打进。那天，手机一共充了4次电才能一直保持开机状态。上午9点左右，有同事告诉她，“你的手机和QQ号码被媒体公布了”。
当天下午，胡小燕尝试登录QQ，然而在当晚15点到18点的3个小时里，一共有4000多人试图加她为好友，导致QQ程序崩溃，完全无法登录。
“不是不接农民工的电话，那阵子所有电话都没法接。根本没法正常工作、正常生活。”为了证明这点，胡小燕特意给我们看了她的两部手机，“厂领导的电话也没法接，为了不耽误工作，他们只好另外给我买了一部手机作内部联络。”
人身攻击
“这么多电话和短信，都是反映问题的?”
“不，反映问题的只是一部分，有很多都是骂我的。”
“为什么骂你?”
“我也不知道。”
“怎么骂的，骂你不接电话吗?”
“不是。他们骂得太脏了，没法说……大概意思是骂我‘作秀’吧。”
3月下旬，在胡小燕的手机和QQ号码被公布的同时，报刊、网站上出现了关于她的大量负面报道。显然，在政界、学界为“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出炉表示出谨慎乐观之时，媒体的报道却引爆了农民工对“代表”们的信任危机：月工资3000多的车间主任算不算农民工?坐进了“私人办公室”的“代表”，如何能体会到农民工群体的艰辛和困惑?1.2亿农民工，最终会否论为别人在政治道路上“往上爬”的垫脚石?
“那些报道都是失实的。私人办公室只是领导的一个设想，后来并没有设立。我一直在这个17人共用的办公室工作。当了人大代表后，我的工资也没有上涨。两年前我当总检时工资已经有2000多了，当主任后涨到3000多，现在依然是3000多。至于‘想从政’之类的话，我根本没有说过。”
然而农民工们听不到这些辩解。屡屡打不通胡小燕的电话，在他们眼里更成为种种猜想的佐证。发到她手机里的短信，也充斥了越来越多的污言秽语。
“比如有条短信说，‘你月薪3000多，是不是当妓女赚来的，跟你睡一个晚上要多少钱?’”犹豫了很久，胡小燕艰难地举了一个例子，“这条不算最脏了，还有更过分的，都说不出口。”几个月前还是一名普通打工妹，突然受到这么多令人难堪的污辱，外人无法想象她的情绪受到多大冲击。
“开始我也会回复他们：1998年我就到广东打工了，艰苦的时候比他们苦得多。那时我强忍着剖腹产后的伤痛干最重的活，工资却只有几百元。我有今天不是因为当了人大代表，而是通过10年不断学习、进修，一步步走过来的。到现在，我还是个一切靠自己的打工妹，只有不了解情况的人才会担心我脱离农民工。”但辩解收效甚微。
谨慎行事
“为什么不向媒体澄清呢?”
胡小燕摇头：“有一个当天(3月19日)在场的记者提出过帮我澄清，我说不用了。”她没有解释原因，但相信基于此前发生的一切，她对媒体已失去了信任。虽然事隔数月，她重新调整心态坐在我们面前，然而这种不信任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记者试图问及这些压力对她的影响，一开始她举例：“有几次工会找我做户外咨询活动和电台做节目，我就想如果我去了，他们会不会又说我在‘作秀’……”
话没说完，在场另一位记者打断：“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事，如果你自己都怕别人说的话，那你还能做什么!”胡小燕马上表示：“我不是怕，三四月他们天天骂我，如果怕的话我就坚持不到今天了!”看到记者满意地 点头，她似乎松了口气。
这一段插曲后，“压力”一词仿佛成了禁忌，无论怎么引入，她都回避再谈。“我很少去想这问题，有压力就当成动力吧。”“他们骂我，我就想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我不生气的。”
被公众言论暴力伤害过的胡小燕在媒体前，习惯于下意识地进行自我保护。当舆论导向与真实情感发生矛盾时，她拒绝打开心扉，以避免新的质疑与伤害。
为缓和气氛，记者转移了话题：“当上人大代表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这时她出人意料地从柜子里拿出两张装订好的A4纸：“我知道你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已经提前写好，不用谈了。”此时的她信奉言多必失。
就这样，第一次访谈在几次冷场后无奈地结束。孤军奋战
第二次来到新明珠厂房时，胡小燕有点意外：“该说的都说过了，你还想了解什么?”这次是单独会面，记者直接搬起椅子坐到她身边，告诉她，就是想坐近一点聊聊天。
缩短了距离，也成功摆脱了恼人的问答模式。
“我也是个普通人，怎么可能没压力，怎么可能不生气?”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是渴望理解的。
24小时的电话和短信轰炸，对每天还要应付高强度工作的打工妹来说绝对是疲劳战，“晚上不关机的话，根本没法睡觉。”而短信内容虽然大多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又不得不逐一翻看，因为怕遗漏真正想反映问题的信息。
那段时间，巨大的心理压力令胡小燕时常头痛欲裂。
省人大和三水区人大负责人曾特意关照她：“你可以暂时关机，不用这个号码。”
“但我担心关了机，真正有问题的人找不到我，误解会更深。”有朋友建议她，可以采用移动的中文秘书服务过滤掉一些侮辱性信息，减轻心理压力。胡小燕采纳了这个建议，却马上遭到了一片口诛笔伐：“我作为农民工电话都舍不得多打，你作为农民工代表竟然还配有‘秘书’?”……看到这些评论，她只好把中文秘书取消了。
“那种压力根本无法想象。”距离近，记者可以看到她眼圈开始泛红。
“想过放弃吗?”
“没有。我们老家重男轻女很严重，我家只有三姐妹，从小到大都被人欺负，所以养成了倔强的性格。越是艰难，我越要坚持下去。”
这种不易屈服的个性支撑着胡小燕在压力最大的时候能微笑着坚持下去。但也是因为不甘在人前示弱的倔性子，使那段日子的她倍感孤独和压抑。
胡小燕的车间负责产品最后的质量把关，她同时还担负着培训基层人员的责任。以往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即使升任副主任，很多事情她依然喜欢亲力亲为，经常手把手对所有员工进行技能培训。而当她因为压力过大而不得不减少在车间亲自动手的次数时，部分基层员工难免感到不理解。
对此，她从来没有解释。不管听到了什么样的谩骂，休息得多不好，头有多痛，只要在人前，她就强迫自己露出若无其事的笑容。
然而，不向任何人诉苦，也不向媒体澄清――这相当于关闭了所有向外界寻求理解与援助的窗口。
单向理解
要不被敌人打倒，就得积极进攻。胡小燕清楚，她的敌人不是农民工，而是人们彼此间的不信任，以及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沟通障碍。
“我报读了函授班，平时有时间就上网学习。自己懂的还不够多，如果不尽快充电，就不能更好地替农民工解决问题，以实际行动消除误解。”
以来电和信息的内容划分，农民工对胡小燕通常有两种态度：部分人极端不信任她，恣意辱骂；另一部分人则把她当成了救世主，祈望所有问题都能从她这里得到解决。
与后者的沟通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农民工的来电来信主要是反映什么?”
“什么都有。最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工厂欠薪，二是单位拒绝签订劳动合同。其中反映欠薪问题的占30％。”欠薪和拒签劳动合同，本应找当地工会解决。但由于外来工大多不了解维权途径，著名的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成了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事无大小都找她。
“人大职能是‘反映’和‘监督’，而非直接参与行政，人大代表则只有职权，没有实权。我不能直接干预他们和工厂的纠纷，只能指引他们找相应的机构和部门解决，或者帮他们把问题反馈到职能部门。”
但很多农民工都不理解。问题顺利解决则己，万一得不到满意的结果，他们就认为胡小燕没有履行“职责”，再打电话过来，往往是张口就骂。
“这也不能怪他们。很多农民工读完中学就进城打工，根本没有机会学习法律，更不了解各个国家职能部门的作用。所以我建议把《劳动合同法》编人中学课程，哪怕是一周上一节课，让他们多了解些法律和维权方面的知识，就不会出现这种尴尬。”尽管不断努力，但“理解万岁”这个词，在胡小燕和农民工之间仍然只能单向发挥作用。
而即便是亲如丈夫，也只能在生活上支持她，难以替她分担内心的压力。
“他脾气急，如果看到别人侮辱我，会比我还生气。”
一天中午，胡小燕又头疼不已，胡乱吃了两片止痛片，把手机交给丈夫充电，自己倒头就睡。“充电时他好奇地看了一条短信，那人骂我骂得很脏。他马上大发雷霆，叫我不要再用这个号码了。我劝了很久，才让他稍为平静下来。”从此，她再也不敢让丈夫碰那部“定时炸弹”似的手机，受了委屈宁愿独自消化。
“压力大的时候流过泪吗?”
“他们骂我时我没流泪。但有一次丈夫受不了外面的闲言碎语发脾气时，我忍不住躲进隔壁房间哭了。我心里想，我这是为什么呢?无论怎么做都没有人理解。”灯光下，胡小燕眼内闪动着泪光，她以低头喝水的动作掩饰内心的激动。
如何代表
“你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孤军奋战。何不向其他老人大代表请教一下，看他们遇到这些问题时有何高招?”记者出了个主意。
这次胡小燕笑了：“我问过啊。有位老教授告诉我，他也经常被人追着跑(要求处理权责范围外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社会地位和条件都不一样，他的经验我很难借鉴。我也和另外两位农民工代表交流过，他们的情况倒是跟我比较像，但他们的手机没有曝光，矛盾相对没有那么尖锐。”
旁人的经验无法借鉴，胡小燕只能继续用自己的土办法打拼。
而在这个过程中，工作、人大职能与生活之间的矛盾，也渐渐浮出水面。
当上人大代表后，她每个月都要不定期到广州开会、学习；省人大或工会组织的调研活动她都尽量参与；函授大学的课程不容轻忽；媒体的采访也占用了不少时间……与此相对的是，每个月她只有两个休息日。
所以，“挤”时间是当前第一要务。
上班时，她总是利用工作的间隙抽空回复短信；下班回宿舍匆匆吃完饭，马上就坐在电脑前收发邮件，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上网搜索信息，或者咨询其他人。“有一次，我上午、下午、晚上分别跑了三个地方参加不同的活动，第二天瘫在床上怎么都爬不起来上班。”
在记者采访前一周，胡小燕和江门的人大代表一起进行了几天的调研。这种活动对接触基层、征集意见非常有用，但花费时间和金钱都很多。“工会和人大有组织，我就去。如果自己想去远一点的地方调研就无能为力了。一是没时间，二是没钱。”
前阵子，有少数外地的农民工通过邮件和信息向她反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造成的问题，“对于这些少数人反映的问题，一般要通过调查核实才能反馈上去。但是至今我还没有这个条件去调研。”毕竟我不是全职的人大代表，还要面临养家糊口的压力。
“本职工作、人大职责、家庭责任，这三方面都很重要，目前我无法做到完美的平衡。”
听着胡小燕的感叹，记者想起近期大家都在热论的人大代表职业化问题：“全职人大代表，未来并非不可能实现。也许那才是解决你目前困境的最佳方式。”
胡小燕想了一下，眨眨眼睛反问：“你真的这么认为吗?别忘了，我碰到的不仅是时间与金钱的问题。农民工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会不会脱离他们这个群体。人大代表职业化，难免减少跟基层接触的机会，农民工会怎么想?那时农民工人大代表也许就会失去了它的意义。”
胡小燕说，她还没能找到“如何能够把人大代表做得更好”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过她很释然：“有些矛盾现在没有办法解决，我就不多想，先把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到最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