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底层发声，但他决不做底层代言人，他仅仅是出于一种底层关怀。因为在他看来，底层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并非都具有正当性。如果做代言人，只能忠实地发出底层的声音，完全陈述他们的观点。而底层关怀只是站在底层的立场理解和研究问题。视野更广阔。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2009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他搞农民工人调查，写论文出书，“潜伏”在北京上访村，和访民同吃同住，甚至因“身份不明”被抓走。
在中央党校和上海浦东干部学院讲课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想法，开始“不务正业”给官员当起了老师。在北京某单位处级干部讲座班上，组织者问于建嵘如何介绍他，于说，本人无党无派，只议政，不参政，绝不从政，社会闲杂是也。
课堂上的于建嵘多数时间是温和地循循善诱，甚至略带调侃意味。
台上，于建嵘“骂”得过瘾，台下，学生听得受用。他一直忠实的，是内心中多年那一点点东西。与苦难的经历有关，与知识分子的使命有关。
从“黑人”到知识分子
1967年，由于父亲因参加过游击队被打成“土匪”，于建嵘全家下放到农村，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那个年代，没有户口，意味着没有一切。1970年以后，由于消费品都凭票供应，没户口更是连粮票和布票都分不到。“好在红薯还没有被控制，一年到头就靠红薯充饥。”说到红薯，于建嵘黑框眼镜后面的目光贪婪而幸福。
做黑人，就要做好每一天都可能被抓走的准备。七八年来，于建嵘和家人从一个地方被赶到另一个地方，没有书读……
命运在1979年发生了转折。那年高考，于建嵘所在的学校仅有4个人考上大学，于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候的大学生本科生牛啊!”于建嵘颇有些得意地感叹，自己能考上大学，全是凭着一股“聪明劲儿”。
大学里，于建嵘身边有不少三四十岁的同学，他们大多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多年，有的甚至切身经历过“文革”，对社会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他们从个人命运到社会规则进行反思，追究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动荡，应该怎样避免。一般的社会动荡是外部力量对体制造成冲击所致，而“文革”则是体制把社会引向动荡。
和他们在一起，于建嵘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不少，想法也多了起来。
“黑人”的经历是他一生挥不去的痛，探求其根源更被他视作毕生的信仰。“那批人对我影响很大。湖湘文化塑造了这么一批人，有点不顶清朝天，不踩清朝地的士大夫味道。他们中很多人不愿意当官，不去苟同，就是怂恿你，对，你就得追究这个问题。”于建嵘说。
当时，他们已经得出了初步结论。上大学，个人命运虽然得到了改变，但让子孙后代变成“黑人”的危险仍然存在。
造成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在什么地方?变成“黑人”的经历让于建嵘深刻体会到制度对人的戕害。当社会缺乏规则，每个人的权利都可能受到侵害。现在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把个人的基本权利提高到不可侵犯的地位，改变国民对基本理念的认识，如果个人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话，何谈公共利益?
听访民喊冤
一个人的童年会决定他的一生。“童年决定论”产生两种人：一种是想迅速产生安全感，让自己变得更有权势；另一种人则不停追究。于建嵘属于后者。
多数不讲课不做调查的时间，“和访民聊天，绘画”占据了于建嵘的生活。现在送材料的人中，农民、工人、市民占了很大比重。农民为了土地，市民为了拆迁，工人的问题更复杂一些。最多一天，他接待了40多个访民。
访民对于建嵘的时间似乎掌控精准，知道他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在家。去年11月底，一批从南京来的访民，早上7点多就从市里赶到了他位于京郊的家。为了让他多休息一会，就在北风中一直站到9点半才叫门。他们的祖屋被强拆了，其中一些人还曾因上访而被拘留和劳教。
这些访民不奢望于建嵘为他们“出头”，就像走亲戚一样，给他诉诉苦就走。于建嵘也无奈，他一介书生，只能留下点材料，有钱就帮一把，仅此而已。
即便这样，很多访民还是成了于建嵘家的常客，隔一段就去坐坐。一位名为朱国成的老人，花白的长胡须，穿着已经洗得褪色的军绿色裤子。他和于建嵘是旧相识，2004年，他因上访被关了3年。一放出来立马出现在于建嵘的面前。现在，他早已不“纠缠”自己那点事儿了，开始谈论国家大事，“反腐败”被他写在白色汗衫上。临近中午，其他访民陆续散去，只有他还在高谈阔论。于建嵘走过去说“先去吃个饭嘛”，并悄悄地把钱塞到他手里。
此时听访民抱怨的于建嵘，早已不是那个贴着“黑人”标签的穷小子，他是学者，甚至给官员当上了老师。以至于，在广东的一次演讲中，有人质问他不应站在底层立场上说话，应代表自己的阶层。
随即，于指着台下一个快60岁的妇女说：“她是我的亲姐姐，在湖南下岗了，现在你们广东当保姆，她是从报纸上看到我来演讲，求东家给了3个小时假来见我的。这就是我的阶级，我帮自己的亲人说几句话也错了?”
底层这个概念，在当代中国就像一根刺，刺痛的群体无比庞大。与公权力相比，底层手中掌握的社会、经济和权力资源少之又少，这注定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也因此，于建嵘执拗地认为，应该替自己的阶层说话。
替底层发声，但他决不做底层代言人，他仅仅是出于一种底层关怀。因为在他看来，底层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并非都具有正当性。如果做代言人，只能忠实地发出底层的声音，完全陈述他们的观点。而底层关怀只是站在底层的立场理解和研究问题，视野更广阔。
闲暇时，于建嵘用绘画记录底层的表情。在他的“东书房”中，摆着一幅巨大的老年女性访民画像。几乎每个访民都在这幅画前留影，固定的“格式”似乎成为一种潜在的力量。他已经画了20余幅访民画像，共同特点是眼睛含泪，眼睛是他选择为访民绘画的标准。他打算日后办个展览，主题为《母亲与她的儿女们》。
于建嵘就是要把老百姓的冤屈画出来，送给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人，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议会议长都被他要求把画挂在办公室里。他认为，政治家应该面对社会的不公，知道人类的冤屈，而不是只盯着本国的选票。有影响力的人遵守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则，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就是保护了我们大家。
给官员当老师
一边要听访民的冤屈，一边又要辗转各地给官员讲课，于建嵘坦承，自己的内心也很纠结。
如果追究根源，他认为，“拆旧地块”与“建新地块”指标“增减挂钩”，为地方政府制造了创收机会，通过获取指标，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地方政府以获得指标为唯一目的，并让农民基本上失去了参与权，导致农民的权益特别是宅基地权益被严重受损。
拆迁，是于建嵘这一年来给官员讲得最多的话题之一。他屡次提到，现在的农村拆迁“史无前例”，甚至超出了想象，如果这样下去，会出问题的。他希望用自己 的声音去影响台下的官员。
“你们家一栋祖孙三代的房子突然被扒了，你怎么想”，“我们今天再不能认识到这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行为的严重性，我们都可能成为失去家园的人”。将心比心，是他说得最多也是应用最多的“策略”。
通过讲课，于建嵘也的确触碰到了官员内心一些柔软的东西。在湖南省一个中青年干部学习班上，于建嵘摆出瓮安、石首、万州等一桩桩群体性事件，教室里的气氛正慢慢发生变化。有些干部挺直了身板，伸着脖子，听得出神，后排的几个人甚至站了起来。
于建嵘抨击拆迁时，台下的干部都会将目光锁定在某个人的身上，冲着他／她笑。每每这时，这个人总会不自觉地往回缩身子，讪讪地笑一下，其中一个女干部的脸变得通红。
官员学生的积极回应，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于建嵘也早就意识到，官员还是可教的。他们是中国执政的基本力量，也许，其中有人就会成为明天的当政者。
但最近，于建嵘还是对给官员上课感到越来越疲惫。在北大给50多个乡党委书记讲课时，他们听得认真，很激动，热烈鼓掌。但课下，有几位书记说，您讲的都对，可我们没有办法，不得不做那些不对的事啊。我们甚至怕您到我们那里去，怕您知道我们做的事后骂我们。
这种“宣教”的效果太有限，今日的于建嵘，区区一介书生，面对的不再是“大老粗”式的干部，不再是个体官员，而是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几句知识分子的呐喊，对于撼动整个利益集团恐怕还是显得弱小。
可除了不停呼吁外，于建嵘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也许，明年要考虑换个方式了，少讲点课，打算组织一批人去搞调查。”
“就把我当成街头混混”
无论有过怎样不堪回首的经历，于建嵘看起来依旧豁达，对人总笑呵呵的。“不要把自己当人物；不要有秘密；不要结党营私。”这些让他活得愉快，也得以在官员和老百姓之间顺畅转身。
“你就把我当成一个街头混混。”于建嵘经常批评那些把自己当成民族英雄的知识分子，他认为，不要给自己套上一个枷锁。当代知识分子能够揭露真相，坚持原则就行了。政治野心要不得，不要总期望自己得到什么。但政治关怀一定要有，希望社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也因此，于建嵘有种“话筒情结”，掌握话语权，促进社会良性发展。“当初从湖北到北京，就是感觉在北京说话更有分量。我的老师还开玩笑，我在风口浪尖10年了，怎么还没被搞倒。原因就是，我不把自己当人物，只讲自己想讲的，不迎合任何人。那些风光一两年就销声匿迹的人，就是因为他们一有点名就说官话套话非人话。”
现在于建嵘有了独享话筒的机会，他的声音就能比台下的学生大，这也有赖于现代科技对话语权的解构。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未得到过话语权的强势。很多话语权需要体制性的依赖，只有进入一个单位，获得某种身份，才能有话语权。而今，通过做事情，获得一个身份，一定程度就摆脱了话语权对体制的依赖。
同样，于建嵘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是因为没有秘密的负累。家里的房间都没有锁，只要有人跳进去，每个房间都能转完。即便放了很多“黑材料”的屋子也是如此，他说，随缘，万一哪天有人放把火，这些材料烧了就烧了。
君子朋而不党，是他“三不原则”的另一个规则。现代科技解构了社会生态。“如今找个朋友太容易了，你的言论和观点，早就写到博客或微博里了，大家见面，会心一笑，就全明白了。”
另外，他从来不问哪些人出入自己家，来者都是朋友。无论他们说过或做过什么，都与他无关，不会同他们关起门来搞政治。有位身份比较敏感的朋友跟他说，想晚上过来，在这里住几天。于建嵘坚持，要来就白天来，光明正大，这是纯粹的朋友交往。那人走后，也没人找过于的麻烦。
知识分子的使命
于建嵘反复强调，自己的身份永远就是一个读书人。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有着类似的价值观，执著于内心那一点点“追究”。
对于建嵘来讲，对规则的追求从头到尾都没有停止过。大学毕业，他被分到湖南省一家党报，专门写社论。1987年，反自由化，于建嵘调离报社。之后不久，他和同学去应聘司法局律师公证科法律工作人员。考官提了一个问题，考思辨能力。“3个人赌博，两个人输了，把赢家的钱抢过来，这是什么行为?”于建嵘回答，是抢劫。考官问，抢谁的钱?他心想，如果说抢自己输的钱，拿回自己的钱，怎么构成抢劫；抢对方的钱，又相当于承认赌博合法。于是回答“抢国家的钱”。问及原因，他说，是国家待没收的钱。当即，考官拍板“就是你了”。1988年7月1日，于建嵘拿到了律师资格证，成为第一批律师。
“做律师，觉得可以主持公道。”于建嵘说，自己对法治更有信仰。打官司的生活，也让他掘到了第一桶金，他开上了马自达，揣着砖头一样的手机，甚至认为，把一辈子的钱都挣够了。但最终，他放弃了律师这个职业。“律师就像医生，只针对个体的病症，不能找到总体的病根。”现实和理想的差距让他又重新回归追究规则的道路。
知识分子对体制的反思和追究，它是包括于建嵘在内的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在行动上，于建嵘提到，他更多地是在接触底层，而刚刚辞世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蔡定剑一直在接触官层。这或可看作中国知识分子改良体制和重建秩序的两种基本方式。他们与古代的士大夫有些类似，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和责任感，期望通过“教育”使施政者接受自己所倡导的政治观点。
最终，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对社会有所改变，这是他们一代人共同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