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岁参加儿童团，9岁当团长，17岁参加地下党，我干的事儿多了，看的事儿多了。政治那个东西都是悬在上面的，没有生活根基的。一定要有劳动的能力，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我就靠我那‘两亩菜地’维持生活，谁也不巴结。”
夏天说来就来了。门口几个饭馆子又要对着梁存秀家“呜呜”排废气，把人熏得受不了。和往年一样，梁存秀决定逃离三环之内的“水深火热”，张罗着搬到小汤山的老人院去。
“小汤山那边是北京最好的。我是选的。东边不去南边不去，要不北边要不西边。因为北京有个上风下风，下风的地方是污泥浊气的，上风的地方是比较干净的。这是北京老规矩。”
出个门，还要如此这般郑重其事，不明就里的人，恐怕要笑话了。然而这风格放在梁存秀身上，却也正是人事相宜。搞了大半辈子形而上的哲学，所奉守的，不外“真我”二字。他既要真我无亏，行起事儿来，一举一动便都不能苟且。
“他做事一板一眼的，始终如一，没有变过，”他的学生、中央党校教授李文堂说，“不理解的人，可能对他的风格会无法接受。”
梁存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鼎鼎有名的一位德国古典哲学翻译家。80岁了，为人、处世、做学问，一成不变“死脑筋”，要的还是一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他的长处就在于思考，独立思考。德国古典哲学里有一种为真理而求真理的精神，他一直有这样一个追求，非常认真。”合作者们说，“人学哲学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追求一种永恒价值。”
梁存秀正在主持中国社科院的《黑格尔著作集》翻译工程，卷帙浩繁。此时移居老人院，当不是去享清福，而是为了更好地“探索真理”。每年一次，他会把工作带过去，集中精力在那里做翻译。台前案头，紧锣密鼓，他的身边，也常常是三样“宝贝”相映成趣：书、稿、药。
“我这个人啊，无形当中的东西太多。我们探索真理的，不为升官，不为发财，我就想探索个真理。不追求真理的人，是感觉不到其中的乐趣的。”
不当“淮南王”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过，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选择什么样的哲学。梁存秀的哲学，概而言之八个字：不入“酱缸”，干点实事。《黑格尔著作集》的编译工作迄今已推进5年，5年下来，他是一条实干路线走到底，将一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风气全部打出门外。课题组成员11人，没有一个是游手好闲不干活的。
梁存秀素来喜欢提倡“按劳取酬”，由此规则一堆。因为是重大课题，院里拨了100万“巨款”给他们作课题经费。他就煞费苦心地给课题费分出个等次，最难译的千字400块，较难译的千字300，容易译的只给200。他那个得了白内障的老伴，也是课题成员。为示区别，他让她先劳后酬，劳动量一样不少，没有一点怜惜弱者的意思。给别人定的都是按劳取酬，酬劳要相等，他自己风范有加，必须劳大于酬，比别人多干一些活。
“我们这些人也是各种事务比较多，真的没一个比他干得多。5年里他翻译的字最多，就是吃苦在前，干活最多。”课题组成员、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李理说，“事无巨细，他什么都管。我们觉得也挺好，他管那么多，我们就少点事儿。”
课题经费，不是他这个主编大笔一挥就完事儿的。他不能苟同这一通行惯例，非要采用什么“瑞金时期红军的办法”，定期核算账款两清，从课题组内到所里到院里，大费周章地加以公开。
“他要公布谁干了多少活拿了多少钱，一笔一笔特别清，账单列出来后他早就送到所里和科研局了。反正就要公之于世。我也不去看。我们都觉得有点太过分。没有一个课题组是这样做的。”李理说，“只要这个组的人内部公开就可以了，我们有什么必要跟不相干的人说呢？”
听到这种意见，梁存秀很不以为然。
“应该让全国人民知道！你拿了人民的钱，搞了科研，你现在要报告钱是怎么花的，科研成果怎么样。没这个怎么行？这是对纳税人负责。”他是老解放区出来的，也难怪要特立独行一点，“人民的小米一粒都不能浪费，这是我们土八路讲的。现在有些科研人员都往自己袋子里揣钱。他们污七八糟是他们的事，将来历史裁判他们吧，裁判不了我。”
他倒是清身洁己得可以。课题组现在已经截稿了两本书，很快就要付梓。梁存秀也不打算把自己的名字搁在主编栏里了，那一栏最后会署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黑格尔课题组”。具体到每本书，谁干的活就署谁的名字，灼然不谬。
课题组成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户晓辉说，“他不突出个人，我们愿意跟他。如果他是那样的人，我们不愿意跟他了。”
梁存秀这是在和“淮南王”们呕气呢。他打心眼里就瞧不起《淮南子》的作者淮南王刘安，斥其本没啥学问，完全是网罗一批门客捉刀代笔，而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又给学术界做了坏榜样，以致现如今想当“淮南王”的人比比皆是，都想不劳而获，坐收名利。
“不劳动者不得食。你不劳动，我不仅不让你吃饭，你连名誉都不应该有。”梁存秀说，“谁干就是谁的。这与领导地位的高低无关。”
遥想20年前，他就和“淮南王”们划清了界限。1981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一个高规格的“黑格尔全集编译委员会”，一水儿的高官名流组合。梁存秀也是其中成员。他把那张星光熠熠的名单拿过来划拉一遍，发现真正能干活的只有4个人，其他的要么是外行，要么已老朽，啥也干不了，权当摆设。
梁存秀很不客气地声明退出了这个委员会。过不了几年，这个里外空空的委员会就散伙了。临到算账，钱也花了不少，事儿也没有办成。此类虎头蛇尾的事见多了，他就一定要亮明立场。
“他就要表示他不是这样的，他老说我是干事儿的，是办实事儿的。特别坚定，不为所动。”李理说，“聊天也都是说工作上的事儿，他老给你说他在干什么，他已经干完了什么，还要干什么，然后总体设想是什么，挺有意思。”
很多像他这样的老头，退下来在社科院就再见不着人了。原则上讲，梁存秀每周二是必定要到单位“上班”的。去老人院之前，他已合计过，回城一趟需要两个小时，先打电话叫“黑车”朋友把他送到天通苑，再换乘地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7点30分进食堂吃早饭，8点到办公室。满打满算，踩着钟点。如今肩负“黑格尔工程”，就更是按部就班，分秒必争了。
“我经常收到他寄来的材料，编辑说明啊，黑格尔目录啊，他经常跑到邮局去寄，而且早上早早起来。他经常在早上9点多给我打电话，‘我今天早上好几件事情已经完成了，’精力非常充沛。”李文堂说，“有一点童真，也不管世事纷纷怎么变化，还是一直死心塌地搞他的事业。”
他有“两亩地”
专业是根本，其他皆浮云。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度授予一批资深研究员“学部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称号，梁存秀也在其列。那时候，他正携同老伴在远郊的老人院里埋头忙活他的事情，安适自在。等到颁授证书大会召开，主席台上念到他老人家的尊姓大名，奇怪没有人上去接收。所里的党委书记出面替他领下来，回头着实把他埋怨了一顿。
“据说这个学部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里面，有职务的或担任过职务的占绝大多数，大家认可的、行内认可的往往没有当上。”清华大学教授、梁的编外弟子黄裕生说，“你说人没有名利之心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是上帝。他要的名利是原则之下的。梁先生他有一些自己的原则和坚持。他会根据自己的坚持去衡量这个东西我能不能要，该不该要。”
学部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的“特权”，是于每年院务大会上评议各项工作并提出建议。自有此项制度以来，院里已经召开过6次会议，梁存秀只参加了两次。头一次，他是真心实意跑去提意见的；第二次，是老伴苦口婆心劝他去的。这以后，照他老先生的意思，是一次也不想再去了。 “会上定的任何东西，表面上让你来讨论，实际上是不可更改的。除非是赞扬他的。第一次我就提了几个很尖锐的意见。我知道，他们就对我很不感冒。最近又在开，我就告诉他们，我不参加，不要叫我。”他从面前桌上抓起一本书，举在手里，“真正有用的是这个，对这个荣誉学部委员，我就无所谓。”
把书本啃得津津有味的一介老知识分子，对于那许多人情世故，他是件件不通，也不想件件去通。这大约是命中早就注定了的事情，所以也就索性来他个愈老愈不能够开窍。
“我们是搞专业的，不搞钻营。钻也钻不到一起。”
凡事都有一个机会成本，权衡取舍不过一念之间，可惜梁存秀偏偏未加把握。他本来是可以有一番锦绣前程的。1950年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念书，他当上了学生党支部书记，分片负责4个系的政治思想工作，归时任学校党委委员、团委书记胡启立的领导。可是没过多久，他就掉了链子，想当研究生，去发展他的辩证思维，索性辞掉这项工作，转而把兴趣尽悉放在哲学上。多年以后，人家给他推算了一遍，要是当年他一直往政界发展，说不定后来也是一大官了。
去读研究生，他又认识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一支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关锋问他毕业以后去不去“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梁某人见多识广，门道谙熟，深知搞政治危险、搞专业保险，故而坚辞不就。
“我6岁参加儿童团，9岁当团长，17岁参加地下党，我干的事儿多了，看的事儿多了。政治那个东西都是悬在上面的，没有生活根基的。一定要有劳动的能力，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我就靠我那‘两亩菜地’维持生活，谁也不巴结。”
底气十足的梁存秀，是解放后、“文革”前中国培养出来的两位德国古典哲学翻译家之一。1956年分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为了培养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人才，所里为14个年轻研究人员开起了首届为期一年半时间的德文学习班。梁存秀的“两亩地”就是那时候播的种。这一届只培养出了他一个，其他人据说都被外界的各种诱惑勾走了心思。有这两亩一般人种不了的“地”，关门自为，他也就不需要靠仰人鼻息、压抑自我去混饭吃。
“你要上他们家去，他们生活状态就是那样，没别的事，永远是摊开的文稿和字典，他们的生活就是工作，就围绕着这个。”李理说，“我觉得真正的学者，可能就是这样的。他已经把它变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变成了他的乐趣。”
梁存秀为自己有“两亩地”种颇为志得意满，他也要求跟着他的10几个年轻人要学会甘守“菜地”，不要三心二意，反被外边的花花世界迷惑。他为此喊出的口号，尤其豪迈，“坚定不移走人类文明大道，死心塌地译世界学术名著”。
“你想一下王亚南、郭大力，不仅翻译了《国富论》和《人口论》，译《资本论》他们花的时间最长。你知道这些东西对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有多大作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能成为这个世界的唐僧取经者，也可以啊，为什么不好呢？”
向费希特看齐
凭着“两亩地”，他就可以吐气扬眉，然而钻进去出不来，太唯学术、太力求自相一致，就不免有点“一根筋”、理想化。
“人和所研究的哲学是一体的，不是分离的。他这人耿直，说话没有遮遮掩掩的，要有不同意见，当时就反驳，不会给你留什么情面，”学生们说，“经常大会小会上去放炮，不管你官儿大小。”
有一次哲学所内召开党小组会议，不习惯会上有老干部坚信不疑地认定自己的发言代表真理，梁存秀憋不住，也出来发个言，说什么“行政级别高并不一定代表真理就多”。针锋相对的情形一多，嘴巴上倒是过瘾了，可是这样的人，走到哪里都会被盯上。运动一来，立刻被打进右派，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
说来也奇怪，别人鸡飞狗跳，纷纷被整趴下，他还是那样一副硬邦邦、直挺挺的样子，即物穷理、秉性不易。到最后把自己的老师、大翻译家贺麟也开罪了。
贺麟当年给学生们讲授黑格尔的《小逻辑》，梁存秀虽是毛头小子，对这门学问已经颇为通晓。老师为人谦虚，说梁存秀视野开阔，学有所长，有什么心得见地，不妨加进讲稿里去。他也就很不客气，把人家只有7万字的讲稿一下子弄成了12万字。
“一方面我向他学习，另外我到一定程度，反过来也帮他，就是一个教学相长的关系。老师有他的优点，但也有局限性。”他说，“我的思想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不是一个谦虚的学生。”
受到激励，他又要进一步推翻老师。1950年，贺麟翻译出版了《小逻辑》。对这个瑕瑜互见的本子，贺麟并不满意。其后虽经修订，依旧乏善可陈。也许在老师这不过是一个姿态，梁存秀拿着棒槌当针纫，还就认了真，第一个跑出来扬弃老师。1982年，他着手修订《小逻辑》，彻底给他来个改头换面、荡涤干净。贺麟终于不高兴，叫他不要搞了。
老师正式发话，他也没有罢手。新本子译出来了，径直交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社那边却要顾及尚在人世的大师贺麟的尊严，就压了下来，告诉他等10年后再出版，没有成全他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1992年，贺麟病故。老师逝世前，他去探望，师母对他说，“梁存秀，你要对贺先生有意见就说吧。”他也不管场合，张嘴就来一段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里的话。
“我说只有一句话想重复一下，‘年龄越长的，道德水平越低；社会地位越高的，自私心越盛’，这是贺先生教我的。我没有忘记。”
后浪赶前浪，梁存秀的思想还蛮放得开。2005年一肩挑起《黑格尔著作集》工程，他把一帮并不像他那样定力十足的年轻人召集起来，让他们跟着他一起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基本原则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性的一面，你不能通过权力或某种方式控制别人，真正的合作就是相互承认各自的独立性。”黄裕生说，“课题任务是根据各自的兴趣分配的，他也能理解，也能尊重多样性。”
他们共同设定了一个慎密的互审机制。再是个大翻译家，干出来的活也不作数，必须经由审读程序字斟句酌，互校互核，没有人可以独断专行、一手包揽。更富有特色的一条，是“他会当面批评你，你也可以批评他”，总之是学术无禁区，观点不苛同。他自己把这做法概括为“择善而从，集思广益”。
“不这样，就出不了名著啊。那天我跟一个学生说，你小子注意了，你要嫌麻烦，不愿多花功夫，结果书上面出了错，你将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勇于自律很重要，他这个抓着一大摊事务的主持人，忙里忙外，要率先垂范，事无大小，涉及一些看似无关大碍的地方，也非弄个条理分明不行。
“有些时候为了找一两条注解，到图书馆去找资料，一两个月才写出几条注解。我就说你这么个干法，图啥？”户晓辉说，“你图稿费就那么几行字，就是千字100，你也没有千字。读者看不看还两说呢。无论从实际效益还是经济效益上讲，好像都有值不值得的问题。”
这样做，是对粗制滥造的坏学风有所保留。1976年，他和老伴合译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4万字，一共花了4个月时间，恨不得精雕细刻。这样译出来的东西，是要接受历史检验的。他出去讲课，每每给人家开个书单子，把自己译过的书目列入，和别人对赌差错率。
“如果你们在里边找到一句话是错的，这次印刷的稿费就全部送给你了。谁找到错误就送给谁。有人说梁老师你是不是太骄傲了？我说不是我骄傲，我开的单子他们是找不出来的。我不开的单子，我知道里边还有问题，还不踏实。”
哲学的纯粹性，强化了梁存秀的性格定势。这帮助他更深地停驻在费希特遗留下来的命题之中――无限完善是人的使命。人的生存目的，就在于把自己周围的一切弄得合乎感性。在更迭不定的岁月中，梁存秀保全了这样一份“单纯”，总是期望明白无误地告诉别人自己主张什么，反对什么。
“搞这个还是要贯彻一个民主、科学的原则。凡是涉及真理的问题，不能够让步，一定要讨论……费希特值得我学习，不耍花招，从来表里一致，光明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