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曼一下子递上来两张名片。两张都是他现在用的,每张上面都只有一个职位:一张是“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另一张则是“德中同行项目总监”。 在中国,通常情况下,一个人所有的身份都会印在一张名片上。
“你知道的,在中国办事,对身份的认知很重要嘛,不同的场合必须要用不同的身份,所以就印了两张名片。”阿克曼操着一口流利普通话,似乎早就料到这一出,边递名片边解释。
从1975年到中国留学算起,阿克曼已经和中国结缘整整35年,他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前前后后算起来也已有16年。期间,他不但参与创建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并任首任院长,还娶了个中国妻子,是公认的“中国通”。
听到这个称谓,被老友刘震云描述“和一个普通的中国老头没什么差别”的阿克曼,并不受用,他说:“我不是也永远不想当 ‘中国通’。”
阿克曼性格
到6月,阿克曼重返中国担任歌德学院中国区总院长已经整整4年。也正是在这个6月底,他一直操心的“德中同行”项目将正式告一段落,结束长达三年的活动期,在上海世博园上落幕。
能将“德中同行”和世博会挂上钩,而且还能进驻世博园,这归功于项目总监阿克曼对中国情势的精准把握:三年前就把“德中同行”的主题敲定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完美契合。
提起世博会,阿克曼并没有表现出想象中的高兴,他似乎生怕《中国周刊》记者以为他搭上了上海世博会的“便车”,“我们一开始并没有计划在世博会上结束这个活动的”。
2006年秋天,当他受德国外交部委托,带领歌德学院的同事们一块设计“德中同行”的主题的时候,他说自己还真不清楚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什么。
阿克曼喜欢创新,不喜欢重复。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留过学的他,首次被歌德学院派到中国来工作,在同济大学教德语。明知道当时“在中国成立歌德学院比在月球上成立还难”,但阿克曼还是积极参与进来,并且梦想着当歌德学院在中国的首任院长。因为,这是一个创举。
1988年,他梦想成真。但此后6年,绝大部分时间,他行使的都只是一个德语培训学校校长的职权。看着一天天的重复工作无望改变,他选择了离开。因为实在是被在中国没有创新的工作状况“恶心”到了,阿克曼甚至当时就下定决心,再也不回来工作了。
2006年6月走马上任歌德学院中国区总院长,他并不是很爽快就答应,而是考虑了半年之久,就是害怕重返故地,还是重复自己。
来中国实地考察了两个星期之后,他发现中国每天都在发生新变化,而这会让他每天都可能遇到新挑战,于是,决定成行。
不愿做“中国通”
接手了中国区总院长一职,阿克曼才发现,他面临一项任务――用三年时间,筹办2009年的德国文化年。
一接手这个工作,阿克曼就发现,当时,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已经在中国举办过文化年,如果德国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举办一个这样的活动,就是重复。
阿克曼决定推翻德国文化年的计划。他召集一群人,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对“德国文化年”进行重新策划:举办的时间从一年延长到三年;地点由一个一线大城市转向多个二线省会城市;中德交流的内容从单纯的文化变成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方面――这俨然不再是通常意义的文化年。一个崭新的“德中同行”项目由此诞生。
和法国文化年一年就投入4亿人民币相比,德国政府投入的资金只有7000万人民币,阿克曼的设想“居然”是在中国用三年,而且,德国外交部方面还就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的构想。
可见,德国官方也是非常认可阿克曼“中国通”的本领。阿克曼并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他更愿意强调,“我们当初的设计,90%的项目都是德中双方一起合作进行的”。
对于“中国通”这个称谓,阿克曼唯恐避之不及,“中国通,就意味着他是在现成的既有的观点和视角去观察和解释中国的问题,这是一种重复,我不喜欢,我也不愿意。”
吃得开
“在中国办事,最重要的是要给人面子”。做“德中同行”项目,阿克曼总会提醒他的德国同事,不要太过直爽,不要当面给中国人难堪,否则会很糟糕。
阿克曼说自己出去办事打车,总会被人问来中国干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说,就是政府间的那些破事儿,你知道的,特没意思;赶上心情好,他会说,做文化教育和交流,让你们中国人看上我们德国。
和《中国周刊》记者说起这些的时候,阿克曼自己也笑了,这一套让他在北京很吃得开。
现在已经是一家杂志主编的牛文怡,2006年曾在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工作,在牛文怡的心目中,阿克曼很懂得中国人。当年,牛文怡在工作中与一位德国员工非常不和,双方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最后,德国员工气哼哼地找到阿克曼去投诉。牛文怡懒得多管,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大不了卷铺盖走人。
阿克曼听完德国员工的投诉后,没有马上做声,而是用白纸画了一幅画:两个井口,一个踏上了几个脚印,一个旁边围绕了几个脚印。
阿克曼用这幅画告诉那个德国员工,踏上脚印的是德国人,绕道走的是中国人。遇到问题,德国人习惯于直接面对去处理,而中国人更习惯于绕过去,双方只是文化背景不同导致的处事方法和态度不同,要尊重各自的文化背景。
这件事后,牛文怡发现那个德国员工再也没有当面找自己的茬。
牛文怡发现,“好像碰到中国在国际上遭遇什么误读,他都会站出来发表他的见解,为中国辩护,不把自己当外人,特会做人。”对于阿克曼在中国比较吃得开,他并不奇怪。
但阿克曼并不觉得自己真正懂得中国人。
不懂中国人
上个世纪70、80年代,中国人在阿克曼心目中,“就是一群跑来跑去、面目模糊、没有个性的蓝蚂蚁”。
1993年,他和一位德国诗人跟着刘震云回了趟河南老家,见到刘震云93岁的外祖母,改变了看法。
老祖母不识字,但她提的第一个问题在阿克曼看来很有世界性:“你们从哪来?”这也是《圣经》里的话。阿克曼回答,“从德国来。”
“德国有没有搞‘文化大革命’?”
阿克曼照实说:“没有搞。”
外祖母一拍太师椅:“毛主席让搞,你们为什么不搞?”
“毛主席说的是湖南话,德国人又有点笨,所以没听懂。”阿克曼回答。
外祖母想了想,觉得也是,“德国人没听懂就算了。”
现在阿克曼回忆起来,还依然记得外祖母的举重若轻以及当地农村切切实实的生活,这一切改变了他对中国的认识。
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中国的传统已经损耗了,但这时他知道了,“其实在中国的农村,在最基层的中国老百姓身上,中国的传统保持得非常好,也有许多聪明人存在。”
这次经验让阿克曼明白,光看表象,你永远不懂得真正的中国人。
现在,和每个中国人打交道,他更注意这个人的个性,更愿意看他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影响他。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德中同行”避开大都市,到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但并不是特别受到外国人关注的南京、重庆、沈阳、武汉等二线省会城市去,就是出自阿克曼的主张。
每到一地,阿克曼特别喜欢亲自上阵,演讲、交流,甚至是教小朋友学德语单词,他都乐此不疲,“要想真正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你只有深入他们中间。”
阿克曼在中国没有专车,出门“只有老老实实打车”,北京糟糕的交通状况也是他回来这几年最为头痛的事情,不过,他并不打算改变这个情况,因为,这是他深入了解中国人的一个有意思的途径。
现在,阿克曼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忙碌,除了经常飞到上海去看看在世博园的那个“德中同行”馆的运行情况,他开始有一些时间可以坐在北京的办公室。他在世博会上的通行许可证,已经借给无数个老外以便他们自由进入世博园。
“你看,在中国人眼中,老外就是老外,待了一辈子都是老外,长像都是差不多的。”阿克曼边说边露出一种恶作剧般的笑容。“我认识无数不同的中国人,我还没碰到中国人。”他意味深长地说。
文化差异中的“救火队员”
而过去三年多,阿克曼实在太忙了。
杜星桥并不是一开始就跟着阿克曼一起做“德中同行”。2008年底,他才从一家中德合资的企业来到“德中同行”项目组。当时,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一年半。还有一年半就将结束。
能在活动过半后参与进来的原因,是因为杜星桥的前任不堪工作重荷导致心脏病复发,不得不从这个岗位上离开。
“我只是处理项目组的对外宣传的工作,阿克曼却要负责整个项目组的工作,歌德学院还有一些必要的工作,他的工作负荷之大,可想而知”。杜星桥发自内心佩服64岁的阿克曼。
阿克曼对此浑然不觉,他甚至幽了自己一默,“还好吧,除了处理一些行政、事务性的工作,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和人聊。”
从2007年秋季开始,“德中同行”每半年在中国的一个城市举办一次系列活动,每次活动举办的时间计划为三个月,筹备三个月,包括大大小小的交流项目100多项。
阿克曼自己大致统计了一下,三个月的活动筹备期,一般要专门花一个半月甚至两个月,用来走访各行各级的各类官员,给他们解释“德中同行”到底是怎么回事。通常情况下,这些交涉中比较高级别的、比较难啃的骨头,就是由阿克曼出面来协调。他像个“救火队员”。
去谈合作,对方笑着满口答应,非常热情,但实际操作中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困难,但是对方还是一如既往地对你表示热情,不提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他们不表态并不是他们没有态度。有时候,不表态还会帮助人占尽先机呢。”阿克曼兴致勃勃地继续,“你必须敏感,要想尽办法仔细揣摩他们的真实想法,这样才会有新的收获,才能推进事情进展。”
这些在杜星桥看起来非常麻烦、非常琐碎、非常消耗人的沟通过程,在阿克曼眼中,却有不同的意味, “在中国,永远都有你不可预知的新情况出现,总是有新的挑战等着我。在中国的每一秒我都不无聊。”
“我一直觉得误解不是个坏事。中国介绍吸收西方文学的过程大半都是误解,反过来讲,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大半也是误解。但是这种误解非常重要,因为这种误解可以制造新的东西。我们也不必要太了解一个国家,太了解,就很难有开创性的思维。”
这也是阿克曼不想当也觉得自己不可能当“中国通”的部分原因。精通中文的阿克曼,并没有给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这是他刻意为之的。
在他看来,像他这种长期生活在别国文化中的人,会更加清楚自己身上的德国文化基因,会更加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也没什么不好,他觉得用西方人的视角看中国,才会永远有好奇心,有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