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一艘叫做太平轮的客船从上海黄埔港起航，目的地是台湾的基隆港。三天后，就是农历春节了。 当晚子夜，驶到舟山群岛附近的太平轮，突然与满载煤块的建元轮迎面相撞。半小时后，太平轮沉没在冰冷的海水中。全船近千名乘客遇难，获救者仅有36名。
这最后一班沉没的太平轮被称为“东方泰坦尼克”。从1948年7月开始，在之前的35次航行中，大约有3万人乘坐太平轮，航向台湾。
3万人的背后，是一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历史学家费正清在史书上用冷峻的笔触写到：“1949年，国民党被共产党击败，国民政府带领二百万残兵、难民来到台湾。”
他们听说，台湾四季如春，物产丰隆，于是许多人变卖家产、携带家眷，挤上这艘船，寻找太平岁月。
“可真正的太平远未到来，他们航向台湾的旅途就戛然而止，即便到了，也发现这并非是之前想象的太平岁月。”62年后，台湾资深媒体工作者、联合报两届文学奖得主张典婉，带着简体版《太平轮一九四九》来到上海――3万人航向台湾的起点，讲述围绕太平轮而起的生离死别。
两年前，这本书在台湾首发，至今已经加印20次。有人称这本书“抚平了一代人的伤痛”，而在最初，张典婉只想记述童年餐桌上母亲口中“幸好没有坐的那班船”。
皮箱里的旧梦
在张典婉的童年记忆里，自家的早餐与邻居家截然不同。在台湾苗栗的新竹乡下，母亲司马秀媛为她摆上刀叉和西餐专用的盘子，盘子里是煎鸡蛋、白土司和柚子酱。煮好的咖啡没有滤纸过滤，母亲就用白纱布替代。
母亲总爱一边摆弄刀叉，一边不厌其烦地重复，“这可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絮叨一会儿，以一句“幸好我没坐那班船”结束。
当时的张典婉难以理解：“我不知道‘太平轮’对于母亲，究竟意味着什么。”
1948年底，太平轮沉没之前一个月，司马秀媛――一个上海糖商的千金小姐，拎着一个箱子，抱着两条狗，上了太平轮，来到台湾。
2000年，司马秀媛去世。整理遗物的时候，张典婉在一个母亲从未给她看过的箱子里，看到了几根用布袋包住的金条，一张上海身份证，看到了淮海路，老家陶湘路一号，许许多多老朋友的联系方式，一串串的号码，“只是再也打不通了”。
抱着皮箱，张典婉跪在地上，嚎啕大哭一场。
那一刻，她说自己才完全懂得：“母亲在她30多岁的时候到了台湾，1949年之前的繁华旧梦，戛然而止，这是一份无法弥补的情感断裂。她所要纪念的，是那么浓厚的乡愁，是一个时代的旧梦。”
多年之后，两岸关系缓和，台湾同胞可以回到大陆探亲，张典婉曾经不止一次让母亲回来看看，司马秀媛总是摆一摆手，轻声说，不用了。
“她不希望她的旧梦破灭。”张典婉说。
她决定记录母亲和母亲那一代的旧梦与流离，而这其中，都有一艘沉没的太平轮。
最初，张典婉只能从书籍和少数人的讲述中得到零星线索。2004年，张典婉参与筹拍关于太平轮的纪录片。她开始往返于大陆、台湾和香港之间，尽力寻找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还到图书馆、档案室查询相关的资料。
一直以来，围绕太平轮有很多说法，甚至有人将其称为“间谍船”。这让张典婉心痛：“根据档案资料，上海档案馆的审判记录，台湾的资料，太平轮就是一艘逃难船，上面是一群无力抗拒历史的流亡者。”
2005年，名为《寻找太平轮》的纪录片播出。可是，张典婉感到遗憾――她甚至没有找到一个幸存者。
不过，拍完纪录片，张典婉发现太平轮之于那个年代的象征与印记，超出她之前的判断和想象：“太平轮承载的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命运，而非一船人的命运。”
1949年，在两百万人的流离中，沉没的太平轮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在上海，在广州，在舟山，在中国沿海的重要港口，类似太平轮的故事在一次又一次地上演。
一个朋友对张典婉说，1949年，“还没有油条高”的自己，被母亲揣着上了开往台湾的船。船刚离开海南岛港口，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传来，整个港口被炸飞了，那一声爆炸永远留在了自己的脑海中。
“成千上万的家庭就在不同的港口，上演着同样的生离死别，在历史的转折时刻，一个告别就是一辈子。”张典婉无限唏嘘。
慢慢说，慢慢说
一开始，朋友知道张典婉要写“太平轮一九四九”，每个人都找到她，急切诉说自己的“一九四九”。这其中，有嫁给台湾老兵的大陆新娘，有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遗腹子。
慢慢地，张典婉懂了：“我的外省人朋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1949年的故事，是巧合，更是命运。”
出生于一八九七年的常子春，被太平轮夺去了妻子、胞弟、徒弟和七个子女，也被夺走了全部家产。五十四岁的常子春一下子一无所有。
张典婉从热心人那里取得了常子春再婚的妻儿在美国的联系方式。2005年春天，张典婉与其妻子约好到洛杉矶采访，可是出发前一天，常妻电话通知她取消见面，理由是儿女不让她开口。张典婉觉得惋惜，再打电话沟通，对方再也没有接过她的电话。
张典婉说她理解那些拒绝、冰冷的摔门声，甚至是勃然大怒：“多么大一个人生灾难，我已经忍受了60年，你再把它掀开来，往伤口上撒盐。”
一位90多岁的杨老先生，妻子在太平轮上遇难。新娶的妻子总会在前妻去世的那一天，做上一碗热汤面，以此纪念。张典婉找到他，可是他的儿子强烈反对父亲接受访问。杨老先生都是趁着儿子上班后，偷偷跑来与张典婉见面。
他对张典婉说：“不是每一代人都能体会我们当初到台湾安身立命的心情。”后来，《太平轮一九四九》新书发布，杨老先生一个人搭计程车来现场道贺。
她去采访《时与潮》总编辑邓莲溪之子邓平。1948年12月4日，邓平与母亲、弟弟坐太平轮先到台湾，等候父亲过年。可是同坐太平轮来台的父亲却永远地留在了海上。
采访时，邓平的妻子刚刚做完手术。张典婉对邓太太抱歉地说，借用邓平先生一段时间。对方微笑着答应。
“我们都活过来了。”邓平告诉张典婉，“那是整个时代的悲剧，有谁能够幸免？后来，也会庆幸地想，我们一家人没有在那一艘沉没的太平轮上。”
在《太平轮一九四九》中，张典婉写就的最后一个篇章是《她活下来了，那年十六》，写的是年轻的生还者王兆兰。
2010年1月27日，太平轮纪念协会成立。这天早上，一位长者低压的嗓音，从电话那端传来。张典婉根据自己多年寻访太平轮生还者的经验，判断很有可能是受难者家属，或者是来托付寻亲的。“请问您是哪位？”停了很久，很久，电话那头传来：“我是――生还者。”
王兆兰向她回忆太平轮出事时的场景：相撞后，太平轮逐渐倾斜，黑夜里海面上丸子一般人头攒动。她用力牵起弟弟和妹妹的手，心里不断念着：“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母亲对她大喊，“带好弟弟妹妹呀！”一个海浪过来，妈妈再也看不见了。
张典婉几乎没有办法把采访做完。“一个78岁的老太太在你面前哭，讲她16岁时海上黑暗的一个夜晚。很残忍，我不知道是我残忍，还是历史残忍，我无法控制自己，只有陪着她一起哭。”
让张典婉记忆深刻的是，王兆兰的丈夫一直陪在她的身边，轻轻地拍着妻子的背，温柔地说，慢慢说，慢慢说。
大历史中的普通人
写《太平轮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张典婉常感到莫名的焦虑。在西雅图某一片树林的小木屋里，寻找太平轮过程遇到的许多张脸，仿佛浮现在她的眼前。
“他们希望我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在1949那一年，有一艘叫做太平轮的船，离开大陆，航向台湾，可是，他们永远无法抵达，也无法返航。”
书写完后，张典婉去找出版社，结果先后九家出版社拒绝了她。有人隐晦地拒绝：“我们没有这样的书系，不出两岸历史的书。”有人则直截了当：“这样的书，没有市场。”
也有人把《太平轮一九四九》视为“天上掉下来的一本书”。商周集团是台湾主要中文杂志及书刊出版商，旗下拥有五十多家杂志。看过书稿一个礼拜后，他们主动联系张典婉，说，我们签约吧。
“他们觉得这本书可以抚平很多人的伤痛，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很多家庭都有伤痛的记忆。”张典婉说。
商周集团为《太平轮一九四九》办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发布会。他们包下了两层楼的老建筑“小白宫”――原美国大使馆所在地，采用舞台布景的方式布置了一个“流离”的现场：旧式旗袍放在一只木箱上面，一朵百合躺在旗袍上，男人的大衣和帽子挂在旁边的衣架上，现场演奏的“流浪者之歌”，舞台上布满白色的花。
学戏剧出身的张典婉，提出把书里部分老照片制作成展板放到舞台上。“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氛围才完整。”
那一年，8月有齐邦媛的《巨流河》，9月有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10月就是张典婉的《太平轮一九四九》。这三本书被誉为“台湾女性流离记忆三部曲”。
张典婉与《巨流河》作者齐邦媛教授私交甚笃。齐邦媛告诉她一些线索，其中一条是齐邦媛的父亲去码头接朋友，当时朋友的孩子只有三四岁，还有一个在妈妈的肚子里。齐教授说，你一定要写这些，这是大历史中普通人的离合悲欢。
近些年，围绕1949年的书在台湾有很多，也有记者出身的作家来写。张典婉说，过去男性作家写流离乡愁的时候，大部分强调权力角力下的政治事件和时局的变迁，可“大家想看的是大历史中小人物的故事”。
“我的书里没有蒋介石，没有毛泽东，我要写的是那些普通人的事情，这才是历史的重点。”张典婉说。
出去吃饭的时候，张典婉会被别人认出，对面的老伯会跳出来，走到她的跟前，说，我要捐钱给你，我看了你的书，我也是坐太平轮过来的，我没死哦，活到现在。张典婉赶忙说，不用，不用。
相反，张典婉把《太平轮一九四九》的版权费捐出来，用于太平轮两岸合祭。
2010年5月25日，在承诺不烧纸、不念经的情况下，两岸61年来首次合祭“太平轮”在舟山外海举行。王兆兰跪在甲板上，对逝去的母亲和弟妹们诉说多年以来内心的歉疚，丈夫在一旁细心地搀着她；台湾棒球评论家张昭雄将父亲的照片贴在脸上痛哭，并拿来母亲临走时的照片，让父亲看看母亲的样子……
“60年郁积的情感，家仇，乡愁，离恨，在那一刻倾泻而出。”张典婉说。
不过，也有事情让她无言以对。祭奠归来的路上，有人问张典婉，能不能让他们（遇难者家属）来投资？
当然，也有事情让张典婉感到惊喜。大陆出版社的编辑将《太平轮一九四九》的校对稿传给张典婉。看完之后，她心想，“真的已经宽容到这种程度了吗？”
命运，哪里说得清楚
2004年的一天，张典婉在上海一家餐厅吃饭，一眼就瞧见了作家白先勇。听说张典婉他们是为了寻访太平轮而来，白先勇指着餐厅角落吃饭的一个客人，说，你们应该访问他，他吐奶，没上太平轮，救了全家。
这个当初吐奶的人是香港城市大学学者郑培凯。郑告诉张典婉，家里买不到飞机票到台湾，母亲好不容易抢到1月27日太平轮的船票，可是自己吐奶让母亲大伤脑筋，上船前恰好有人给他们买到了飞机票，就把太平轮的票退了。
到了台湾，母亲对郑培凯特殊得好，常常念叨“幸好你吐奶，救了一家人”。心烦的时候，母亲也会嗔怪，“都是你，如果当初坐了太平轮，现在一了百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登上太平轮。为了登上这艘船，有的人付出了积累了半生的积蓄，有的人用金条买票，有的人则阴差阳错，错过了太平轮，却获得了太平岁月。
1927年出生的李国深原本是太平轮的船客，可是因为时间仓促，没能搭上轮船，幸免一劫。后来，他因为在佛教上的造诣，以“星云大师”之名而闻名。与太平轮的擦肩而过，他看作是“因缘”。
商人李浩民也随着太平洋一起沉没，他10岁的儿子失去了优裕的生活，不得已选择了免学费的警校。这个孩子，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神探”，名叫李昌钰。
幸存者之一叶伦明已经90岁了。死里逃生之后，叶伦明与妻子失去联系几十年，直到1980年代，他去香港定居，才联系到台湾的家人，得知妻子已经改嫁，伤心不已，孤老一生。
不久前，张典婉去叶伦明的福州老家，他的家人竟拿出一张叶太太的照片。实际上，叶伦明的太太还是很挂念他。1990年代，她还回过福州，与叶伦明的亲属合影。“叶太太”苦心不止如此，海难之后，她认为丈夫已经遇难才改嫁，她不愿叶家无后，在给第一个孩子登记时，父亲一栏，写的是“叶伦明”。
“爱，或不爱，幸运，还是不幸，命运，哪里说得清楚。”张典婉轻叹了一口气。
在大陆版新书发布会上，著名导演吴宇森的团队成员出现在了现场。今年年底，吴宇森要拍摄新片《太平轮》。其助理特别强调，吴宇森电影侧重的是三对男女的爱情。
近代中国重要的音乐教育家吴伯超是太平轮罹难者之一，他的女儿听到吴宇森要把《太平轮》拍成一部爱情片时，无限感慨：“有那么多的生离死别。”
回家
《寻找太平轮》纪录片中引用了当时的一段证词：“船沉以后，船长在浮桶上跳海死了，他说无脸见人。”后来，船长的后代在张典婉的博客上留言感谢，并告诉她：在此之前，他们一直以为父亲失踪了，以后，他们还将继续相信他只是“还没回家”。
回家――堪称所有被迫来到台湾的大陆人，在流离岁月里最隐秘最柔韧的寄托。
姜思章，浙江舟山人，台湾老兵返乡运动发起人之一，促成了台湾当局开放大陆探亲。他是太平轮纪念协会理事，与张典婉一起完成了《太平轮一九四九》中的部分采访。
1950年，姜思章被国民党抓壮丁去了台湾。他回忆，当时在码头上，哭喊，哀求，诅咒，声声可闻，人群中还有他怀孕的母亲。在航向台湾的海面上，姜思章立定一个愿望：一定要回家。
当初那些乘坐太平轮来台湾的人中，很多人相信，抗战也不过8年，应该很快可以回家。结果今年说明年可以回家，明年说后年可以回家。等了10年，20年，30年过去了，有的人才死心，说，回不去了啊。
张典婉荣获联合报报道文学奖的一篇作品，是写在台湾的浙江大陈人的故事。大陈人在台湾有十几个挨着的村落，一开始，他们过着比在老家好很多的生活。每两年，他们都会祭奠在大陈岛死去的亲人，老太太们穿上绣花鞋，念起低沉的经，念完之后，有人喃喃自语，“再也回不去了。”
姜思章去“总统府”前请愿，结果被打倒在地。他的同学们多人成为大校、少将。他毫不羡慕，“我比他们回家早好几年呢！他们有的一辈子都没有再回到家。”1982年，他回浙江舟山老家，父亲说想看看孙子；第二次回家，他带回孙女给父亲看；第三次，他带回儿子，父亲已经不在了。
也有人以死相抗争。一个厦门籍的士兵决心游回厦门，可是算错了潮汐，被海浪推回了金门。负责审判他的是一位山东籍军法官高秉涵，他心想，如果是我，哪等到六个月，三个月我就游回去！可是按照军法，高秉涵不得不判这个士兵死刑。
执行前，高秉涵说，小弟，喝点酒。士兵说，没有关系，我知道你要枪毙我，枪毙了也好，你不枪毙我，我的肉体困在台湾，你枪毙了我，我的灵魂可以早一点回家。
后来，高秉涵怀着赎罪的心态，一直寻找这个士兵的母亲，想要把这段对话告诉他母亲，向她道歉，并希望替士兵尽孝，找了很多年，可是终究没有找到。再后来，高秉涵把山东菏泽单身同乡的骨灰一个个背回大陆，安葬在家乡，一共背了57个。
这是高秉涵亲口对姜思章说的一个故事，将被写进张典婉与姜思章合著的新书《寻人启事》中。
在又一轮寻访的过程中，一个场景不断在张典婉脑海中出现：母亲司马秀媛和她上海中西女校的校友们坚持每年聚会，一帮老太太聚在一起，穿着旗袍，喝红茶，用轻柔的声音，哼唱“夜上海”，“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
“她们宁愿在梦中，没有醒来。”张典婉说。
后记――“这本书没有完结篇”
长期以来，按照官方统计，太平轮的幸存者为36人。谁也没想到，《太平轮一九四九》在大陆的出版，让张典婉新找到两名幸存者。
一切似乎自有天意。上个月，张典婉受邀去广州，参加“南国书香节”。韩子文请来自己的好友、《花溪》主编黄佟佟做《太平轮一九四九》分享会的主持人。
在分享会举行的前一天深夜，黄佟佟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来电。朋友问，你明天是不是要主持一个有关“太平轮一九四九”的活动？黄佟佟说，是啊。她的朋友说，我的祖母和父亲，就是这条船的生还者。黄佟佟把这件事告诉张典婉。张典婉与黄的朋友通了电话，确定其祖母和父亲当年被舟山的渔民救起。张典婉还与对方约好了一起吃饭，可是等了好久，不见人来。后来，对方专门写信给张典婉解释，说，祖母现在92岁，父亲也快70岁，被救起后的生活一直很苦，希望能给我们时间，等等我们。
“我会一直等他们。”张典婉说。
实际上，太平轮出事的海域与老人所在海岛之间，确有很长一段距离。当时也有不少渔船在附近，他们救起了一部分跳入海中的乘客，这些生还者并不在官方统计的36人之列。新找到的生还者丁氏母子，就是在36人获救名单之外。
张典婉和大陆朋友韩子文去浙江舟山走访，寻找历史的印记。当年守护灯塔的少年，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一个老人对他们说，自己家里祖辈守塔，当晚，他通过望远镜，看到灯火通明的太平轮（相撞后，太平轮发出各种求救信号），上面的人，一个又一个跳进海里。在那样一个寒夜，在冰冷的海水里，一切的挣扎是那样苍白。
“夜很深，我们没有大船，没法出海，救不了人，可我们真的是想去救人。”说这些话时，老人的眼里流动着泪光。
在大陆，张典婉还见到一名在36人名单上的生还者，北京大学的周老师。
她是太平轮第五个船东周庆云的女儿。太平轮一共有五个股东，其中有一个是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
1949年，周老师15岁，趁着寒假，与表妹表哥一起乘坐太平轮，去台湾参加表姐的婚礼。太平轮沉没，她的表妹被一艘澳洲军舰的人救起，可是最后还是罹难了。三个人兴冲冲赶去婚礼，只活下她一人。前些天，张典婉在北京见到了周老师，并给她做了一段录影。周老师说，我希望你能够等我，等我准备好了，再接受你的采访。
从今年6月下旬，大陆版《太平轮一九四九》出版后，从沈阳开始，张典婉一路向南，到北京、上海、厦门、广州，与各地的读者进行交流后，她愈发坚定了当初的想法：“这本书没有完结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