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始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其初衷是为了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经济短缺，由20多年改革开放焕发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在1990年代中后期造成了新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又非常企盼能够出现的物质丰富，却产生了结构性的相对过剩，即已有的生产力相对于人们现实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呈现过剩，中国经济正在从数量型的改革、发展迈向具有更大意义的质量型改革、发展，经历着结构的转换和经济发展思路的转换。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也面临着世纪末的风云变幻，经济全球化过程在加速，21世纪末期具有非常特殊的金融和经济不确定性的那些国家与地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变化对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着巨大的制约性影响。
现状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个不争的事实，世界上尚未有经济体以7％的年增长速度，连续增长40年，中国很可能是个例外。自2003年以来，中国GDP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增速，2003～2006年年均增长10.4％，不仅比同期世界年均增长4.9％高出5.5个百分点，而且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平均增长9.7％高出0.7个百分点。今天，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居于第四位。1978年中国的GDP仅为3645.2亿元，1996年为7.1万亿元人民币，1997年便达到7.9万亿元人民币，1998年达到8.4万亿元人民币，1999年达到8.9万亿元人民币，2000年达到9.9万亿元人民币，2001年为11万亿元人民币，2002年GDP达12万亿元，2003年13.6万亿元，2004年为16万亿元，2005年为18.4万亿，2006年为21万亿人民币，2007年中国的GDP达到24.7万亿元，约合3万亿美元左右。继2002年人均国民总收入首次超过1000美元，达到1100美元后，在四年内于2006年又超过2000美元，达到2010美元。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翻了近一番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国民总收入在世界的排名也由2002年的第132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129位。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横向比较，1980年意大利远远强于中国，是中国GDP的2.3倍。那时，中国、墨西哥、西班牙、印度、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经济总量大体相当，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则分别是它们的2～3倍；2005年和2006年，中国GDP连超法国和英国，跃居第四位。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相当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13.9％、37％和71.8％，到2006年已分别相当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20％、60.6％和91.3％。中国GDP占世界的份额也不断提高，198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1.87％，2002年为4.4％，2006年更提高到5.5％。2006年世界上GDP总额过万亿美元的国家，美、日、德、中、英、法、意、西班牙、加拿大、巴西、俄、印共12个，中国排名第四。
但是根据专家的测算，如果美国年增长率为3％，中国年增长率为8％，那么中国需要68年才能实现人均GDP与美国相当；如果美国增长率为4％，中国增长率为7％，那么中国需要118年才能赶上美国。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财富的增长，始终是发展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没有物质的快速增长，其他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社会目标是很难实现的。
历程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是在一定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外部经济环境的演变及其结果的传导，不仅左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制订，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一个国家与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结果。一个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但同时也有可能因此而付出代价。世界经济的特点之一是发展的不平衡性，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因此，参与世界经济本身就是自身经济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利益的交叉与妥协。判别加入世界经济与否的标准应该是，加入得到的利益必须大于不加入，若必然存在负面影响的话，则加入造成的损失必须小于不加人，否则便不是经济上的“合乎理性”。随着年代的伸延，世界经济的亮点和奇迹不断显现又不断熄灭、消失。层出不穷的经济困境和人们解决问题的决心，使得经济理论与政策制定，在不断受到挑战的同时又不断取得进步。长期以来人们头脑中的线性思维定式也不得不为辨证思维所替代，20世纪末潮起潮落的世界经济给人们留下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这种情况下，在今天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中，有的国家或地区从它们的内部条件出发，只能是国际政治经济事件的接受者，有的国家和地区从其内部条件和对外联系出发，则除了具有接受者的身份外，还具有国际政治经济事件制造者的身份，因此在国际经济环境中这类国家和地区除了被动的一面之外，更具有主动的一面，它们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与表现、行为与反应、动机与结果，就需要从主动和被动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中国由于其所具备的各种内部条件以及基于利益的与外部的各种联系，显然属于应予以探讨的后者。
世界经济的历史表明，任何国家或地区，即使是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大国，也必须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参与国际经济交往(包括交换与分工等)，在更深的层次上加入国际竞争，才可能充分利用世界现有的资源加速经济发展。从理论和实践上看，作为中国基本国策的之一的对外开放，要求中国在自力更生、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对外开放，即利用外国资金，引进先进技术、科学知识和管理经验，全面进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分工，通过贯彻国际经贸惯例，适当开放关境，使得国内外的要素投入、经济产出得以顺畅地双向流动，国内外市场能够更好的对接、融合，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从这点出发，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也必然是持续不断地深化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外部环境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随融合程度的深化也必然日益加强。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做法是循序渐进的，从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上看，人们或许还依稀记得这样的脉络，首先是1980年代初期在广东、福建两省实施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兴建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接着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到1990年代初期兴起全面的边境贸易，最终形成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梯级推进的全方位开放格局，促进了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实现了产出的极大增长。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透过上述过程，可以发现邓小平在推进开放中的另一层更深的含义：中国人第一次摒弃了对于现行世界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游戏规则的挑战，开始了遵循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并争取介入这一游戏规则的修正互动过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之后的做法就是明证。
与发展中世界的关系
中国是发展中世界的一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而在与发达国家的关系进行比较时会发现，在总体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世界成员，在经济结构、资源禀赋、要素存量、需求层次、科学技术方面的差异较小，互补、依存的不对称性较弱，这使得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除了因利益的交叉而存在的合作外，还存在着在引进外国资金、争取国际援助，尤其在争夺出口市场等方面的利害冲突和竞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同其他发展中世界成员间差异程度的减弱，这些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彼此经济关系中的竞争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这种冲突与矛盾出现的越来越频繁，烈度也越来越大(例如，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所谓“中国因素”一直是东南亚某些政治人物的情结，总是在将东亚的危机归结于中国在经济贸易上的强大，中国在纺织品配额方面的争议等)，影响着中国与其他发展中世界成员(尤其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也影响着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中国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些冲突与矛盾，否则将对自己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
应该讲，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关系时，以下的差异、矛盾甚至是冲突需要给予充分的注意：
首先，世界市场吸纳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商品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发展中世界向世界市场供给商品的能力却似乎正在向无限的方向发展，造成了发展中世界内部在第三国市场中的竞争。根据世界贸易组织1999年的统计数字，全世界134个成员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总额中，来自23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占近40％，其余的则留给了111个中等和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去“分享”，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平衡。另外，近十几年来，发展中世界成员在看到了东亚地区实行外向型经济战略的巨大成功后，大多认同了走出口导向进而带动经济结构转化的发展道路，事实上在发展中世界成员的出口中，东亚地区占了近一半，强烈的示范作用促成了很多后来者的仿效，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形成了众人过独木桥的现象，中国如果自身不努力、不竞争则有被挤下桥的危险。
其次，中国与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中的大多数，尤其是与周边的发展中世界成员，出口产品结构趋同，出口市场指向归一，竞争(在第三国市场中)态势已经日显紧张。1990年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发展中世界成员的出口市场指向相同且集中，出口结构虽然有差异但基本属于同类，美国、日本和西欧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计算机周边产品、消费类电子产品、服装和日用轻工产品则是出口的主要大类商品。
再次，在产业结构方面，中国与发达工业化国家间的互补性较好，合作具有基础，与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间则因结构及要素优势具有相似性，竞争性明显。以环太平洋圈为例，据太平洋经济合作第四次会议文件的分析，美国、日本在本地区的要素结构比较优势在于市场、资本、技术和资本货物，国际分工的部门结构比较优势在于电子、机械、中间产品和服务业；亚洲四小龙的要素优势为市场、资本货物、技术和劳动力，国际分工的部门优势相对集中于纺织、中间产品、消费型电子产品、普通机械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的要素优势在市场、资本方面与亚洲四小龙类似，技术和资本货物方面稍逊，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方面优势明显，国际分工的部门优势集中于纺织、机械、农业、资源、消费型电子产品，在服务业、中间产品、电子产品方面则略输。从要素、部门结构优势的分布表明，白1990年代中期起，中国与发达工业化国家间因结构差异大而易于产生互补关系，而与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则因结构差异较小，除了水平型层次上的合作外，更易于产生竞争。
最后，中国与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在争取外部资源的流入方面也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中国是个发展资金、尤其是技术缺口较大的国家，东亚地区的发展中世界成员，除了亚洲四小龙外(事实上作为整体它们已经成为本地区的资金提供者了)，大多都在尽力争取外部资源以投入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大家对条件优惠的国际经济机构和双边官方援助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样便在彼此间产生了争取外部资源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短期内很难得到彻底解决。
综上所述，中国与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既存在着合作，更存在着竞争与利害冲突。目前，尽管这种竞争与利害冲突尚较为间接(争夺第三国市场，争取第三国资源)，但发展趋势却不容忽视。由于发展层次的差异，中国与发达工业化国家间的竞争，大多局限于彼方的所谓“夕阳产业”领域(高技术间的竞争如空间技术，占的比重极为有限)，尽管有时显得激烈，却只是互补关系的补充；但与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间的关系，则是合作中的竞争，且竞争的态势日趋明显，已经影响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笔者个人认为：中国经济欲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需首先与发展层次差异较大的发达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吸取资金、技术等先进的生产力，同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展开竞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具有了相应的基础后进而与发达工业化国家进行竞争，以取得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应有的地位。在对外开放中，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应该是，合作使双方互利，竞争使双方互促，相反相成。从长远来看，中国在对外开放中不强调竞争不行，强调竞争若忽视与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的竞争，尤其是与周边者的竞争则更不行，竞争将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因此，竞争中的合作与合作下的竞争将是中国发展、深化对外开放中的最强的时代主旋律，只有既是竞争的优胜者，又能够学会与其他经济体协调相处，才有资格成为21世纪交响乐章中的首席小提琴演奏者。
前景
21世纪初期的世界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着一种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格局：今天的国民经济要以知识为背景的高科技为基础，能够控制重要的资源和产出的流向，最终以控制(主导)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高技术的标准制定为目标，这才是真正的强大。中国面对他国咄咄逼人的气势，只能以更为深化的改革开放作为回应。
20世纪的世界经济给人们留下值得回味的东西已经很多了，21世纪的来临又给人们带来了许多必须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例如，环境问题、人口与资源的互动、和生物克隆的道德问题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人类自身的进步与完善也给人们提出了若干新的课题。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的发展中大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以及所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正在给中国的老一代、中生代、新生代的人们提出着继续努力的方向：
首先，作为经济大国，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显然是国家力量的象征之一。在保持巨大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的全面素质，使得物质丰富、社会有序、生活文明、文化程度极大提高，这是中华民族自立的基础。
其次，完善有序的市场主导型的资源配置，宏观经济结构完整、综合、先进，经济的主导部门能够反映出世界产业结构发展的基本潮流，微观经济具有活力、决策科学、技术先进，能够自我良性循环。中国不仅要有巨大的国民生产总值，较高的人均收入，生产能力强大，而且经济发展将从高速度、低效益，转变为低速度、高效益。
再次，逐渐增强经济较大的控制力，这主要表现为对于(国内外)有关国计民生的要素流动方向的控制能力，以及对于(国内外)经济产出流动方向的控制能力。这是一个经济强国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
最后，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应该表现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存在着自身的利益，因而关心介入、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在制定中反映出中国的利益，在与世界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关系中，应该坚持竞争中的合作、合作中的竞争的思维，在竞争中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进步。
发达国家的今天能否是中国的明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究竟会是怎样?人们常说，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巨大成绩，已经明确地昭示了天下，也坚定了中国人的信心：在21世纪的地球村中，中国将是强大、富裕、文明的成员，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世界经济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对于世界文明与进步所做出的努力，绝不仅仅局限于对“四大发明”的历史回顾，而在于今天和明天所做出的成就和促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