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人人都在追求幸福，又似乎都在经历不幸。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即使拥有更多的物质与金钱，并不能保证因此获得更多的幸福。 我们对经济增长是否关注得太多，而对于真实的幸福水平关注得太少？残疾人不幸福的根源何在？又如何去找到幸福？
著名心理学家刘翔平，学者于丹，文化评论家刘仰，国际残奥委会主席菲尔?克莱文，作家张海迪等，与你来探讨幸福话题。通过经验的提炼、人文的反思和生命的体悟，希望能为追求和留住幸福并使之得到升华的人们提供一点借鉴和启示。
刘翔平（心理学家）
人的大脑有乐观能力
有心理学家研究过高位截瘫的人，我们原来认为高位截瘫一定会带来终身的阴影和打击，但不一定。有个人比较乐观幽默，后来出车祸了，医生告诉他后半辈子要坐轮椅了，这个病人当时非常痛苦，拒绝女朋友再来看他，输液管也拔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研究人员发现三个月之后，这个人的幸福指数又恢复了。
我们做过一个幸福指数的调查，发现残疾人的幸福指数是5.6，正常人是5.8，二者相差不多，且这个差别可以忽略不计。人的大脑本身对痛苦就有一种适应的能力，有一种乐观的和积极向上的能力。所以乐观非常重要，乐观是对未来无条件的信任，乐观是一种保护机制，乐观的人更容易获得幸福。
张海迪（作家）
我总是告诉自己你是健康的
首先不要把自己当病人。如果我一睁眼就告诉自己身体这儿或那儿真不舒服，那我会一天都起不来；相反，我总是告诉自己你是健康的，和别人一样，每天洗漱完了我就在心里说我要上班去了，今天该给谁发邮件了，该寄哪本书给谁了，有时做着这些事又突然想起，不行，我得把毛巾被洗了，茶叶是不是该买新的了……
我知道自己更应该好好地活着，不应该让许多在痛苦中挣扎的人失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彼此的榜样。我不希望是一时的勇敢，而是经得起长久考验的一个人，如果人们在逆境中能默默地鼓励自己一声说：海迪能够做到，我也能。那我愿意继续忍受痛苦。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大与小的境界
贵州山区一位残疾人陈顺江寄给我一封信，他是一个常年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和70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家中的现金靠老母亲挖草药所得微少，却依然把积攒了很久的14元6角钱捐了出来，委托我交给需要帮助的人。其中5元的1张，1元的5张，5角的6张，1角的16张，对于大企业家来说，他们一捐就是上百万，上亿元，这叫慈善；对于陈顺江来讲，14.6元，这也许是他的全部，但这也是慈善，是他的快乐。
庄子告诉我们，大与小的境界，是拯救我们内心的一种方法，如果知道我们的内心有某种阴影，我们有某种残缺，像断去一脚一臂一样，我们已经无法再把它无法重新接上，那起码我们可以用一种辽阔的精神境界让自己去跟天地之间，有更多的默契，获得更广的力量，更大的幸福。
孔庆东（北大文学博士，学者）
杨过和小龙女的感人在于先天缺陷
杨过和小龙女爱情的感人之处不仅仅是它的反叛性，还有很深刻的问题，这个爱情被写得天惨地绝，这是让人揪心之处。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甚至不太能够接受这个缺陷。杨过是被削掉了一只臂膀的，等于是残疾人，虽然武功很高，他只能参加残疾人奥运会。但是我们没有觉得他是残疾人，我们觉得他比我们正常人还要高大无比。他们的爱情首先有个不利的条件――天残地缺，很难写好，但是最后我们看到的，没有影响我们的审美接受，反而促成了这个感天动地，成了大家追求的幸福，不得了。
菲尔?克莱文（国际残奥委会主席）
观念要根本改变
残疾人本身并没有身患残疾的概念，反而是很多健全人的内心比残疾人有更多关于残疾的概念。残疾人需要的是机会，一个让他们回归社会主流、展示自己的机会，证明残疾人和健全人一样能干，给他们实现梦想的机会，让他们幸福起来。
对于北京，对于中国而言，残奥会留给你们的将是人们观念上的根本改变。如果我们能够从根本上转变对残疾人的偏见，那么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养成为他人考虑的习惯，比如在公共场所设置无障碍设施。这不仅仅有利于那些轮椅使用者、视力障碍患者，同时也有利于老人、孕妇、身体虚弱者的出行。这一观念上的根本转变将令全社会的每一名成员受益。
郑晓洁（NGO组织负责人）
让公众了解NGO，帮残疾人融入社会
在我们生活的每座城市每个乡村，在我们的身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这样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一个健全的人，眨眼间就会因某种原因，成为一个残障人。可当我们一切健全时，有多少人会认真去想残障人所面对的世界？真正对这个群体投去关注的目光？其实这个群体并不需要我们去施舍，他们需要我们的目光，需要我们和社会能够认可他们，尊重他们；但是他们的生活层面，如何照顾，如何使其康复，如何获得幸福，使其融入这个社会，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这也需要更多的NGO组织和志愿者加入。
柴静（记者）
一个人能不能得到幸福取决于他人能不能得到幸福
两会时我们把农村这样一个保障问题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因为不管是残疾人、老年人、精神病患者，这些人的声音很难被听到，但是他们的声音应该是很强烈的，一个记者应该如何去倾听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职责。因为你和我，我们实际上都像一个，都是嵌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你和我是有联系的，一个人能不能得到幸福是取决于其他人能不能得到幸福，所以你关心别人也等于是关心自己。
王嘉鹏（宁夏1993年特大空难幸存者）
自己怎么看待自己最重要
当在空难的那一刻和那些已经没有了生命的人来比较的话，我觉得我是很幸运和幸福的，起码我每一天都能看到太阳升起，每一天都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别人会看我是一个残疾人，但是我自己怎么看待自己是最重要的，我只不过是比别人走路慢了一些，而在生活中我也可以用我的努力去关心别人，去为社会做一些贡献，去为我自己的家庭，为我自己去创造一片天空。比如说当医生宣判我坐轮椅的时候，我当时就不信，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去证明，我实际上是可以用自己的双腿去走路，我觉得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为你还有机会可以去努力。
杨澜（主持人，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
“眼泪指数”要变成“快乐指数”
过去我们有一个指数叫“眼泪指数”。很多基金会的负责人总是在想，手头项目的“眼泪指数”是多少，总希望项目能够打动人，激发人的同情心。我倒觉得，现在做慈善该讲个“欢乐指数”了。我记得那天晚上，拍卖了一张智障女孩的画作，我们问她有什么感想，她翘起大拇指说：“我知道我很棒，但没想到这么棒！”这是多大的快乐和幸福！它让人知道残疾人不单单是来接受别人的同情和施舍，他们同样需要被认可，被鼓励。
刘仰（文化评论家）
欲望越大越不幸福
对于商品经济有一个我自己“发明”的词汇，我称之为“欲望经济”。这种经济环境中，人类的欲望是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动力。各种商品无不针对人们公开的或隐蔽的欲望，而且商品销售手段、宣传攻势无不都在刺激人们产生新的欲望和放大旧的欲望。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富裕之后幸福感下降，生活负担加重的根本原因。要说明这个问题，再加一项调查内容就会很清楚：10年前我们的欲望有多大？现在我们的欲望又有多大？最为关键的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幸福感来自人们的内心，而非物质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