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纯到沧桑，从少年到中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埋葬了无数知青青春梦想的祭坛。而也正是这个前所未有的青春祭坛，为以后中国的崛起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和人才的基石……
四姐患肾病已有多年。前几日我给她去电话，四姐告诉我9月份做了一次手术，把积水抽了三分之一出来，大约有两斤重。
此外，四姐每周还要坚持做两次透析。
四姐在电话里很平静，好像在说一桩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我在万里之外的柏林却仿佛能切身感受到她的痛苦。谁能想到，如今举步维艰、病痛缠身的四姐，当初在兵团当知青的时候，能轻而易举地扛起200斤重的麻包，行走如风?
那时的四姐不过才19岁。
那是一个蹉跎的岁月。而诞生了无数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只是这个蹉跎岁月中的一个重要插曲。回首这首由无数青年的血泪谱写的插曲，我甚至依然能感受到其缈缈的余音。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食指(原名郭路生)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1968年
同样是在1968年，大哥和二姐也挥泪作别了父母和弟妹，到邻近的农村插队。本来二姐还没有初中毕业，但父母为了让她与哥哥在一起，以便有个照应，所以17岁的二姐提前结束了学业，成为“老三届”知青中的一员。
其实，上山下乡运动并非“文革”的产物，其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中期。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政府从50年代中期就开始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1955年，毛泽东发出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个后来响彻四海的号召。这一时期的知青多为由城市组织的支边青年。196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在此之前，已经有1961年和1963年两届人数比较集中的毕业生奔赴农场、农村，连同后来的65届下乡知青，被称之为“前老三届”上山下乡知青。“老三届”指“文革”初期(1966年至1968年)，“新五届”指“文革”中期，即1969年至1973年，还有“后五届”指“文革”末期1974年至1978年的上山下乡知青。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老三届”，它几乎成了知青的代名词。
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当时经济和社会压力下的不得已的选择，但因为当时的政治氛围和特殊的历史背景，而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色彩。“文革”使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大幅滑坡，全国范围的“文攻武卫”使许多工厂和企业的生产停顿、举步维艰。“文革”初期的1966年6月6日，北京女一中高三年级的几十名学生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废除旧的高考制度。此后，湖南等地的中学生也陆续响应。仅仅在半个月后，这些狂热、激进的青年学生的倡议便得到了积极回应。6月2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改革高考制度，高考制度由此被废除。
高考等正常升学渠道的阻塞和国民经济的萎缩，直接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初高中毕业生分配不出去，无学可上、无工可做，积压在学校。仅1966年、1967年两届初高中毕业生就有402万人，1968年的毕业生更多达598万!这些青年学生加重了城市的经济压力，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红卫兵目空一切的血性和狂野又令政府担心他们的失控。
正在中央对此一筹莫展但又必须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之际，1967年9月，北京的一些红卫兵组织自己率先提出了要到农村和边疆插队落户，令中央备感欣喜。10月9日，曲折等9名北京中学生在天安门宣誓，开始了踏向内蒙古牧区的征程。这9名尚显稚气的青年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书写了历史，拉开了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大幕。一年之后的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以后，上山下乡运动被迅速推向高潮。
如果说曲折等中学生是自发、充满激情地走向广阔天地的话，那么在狂热之后，绝大多数知青都是被强制性作为城市的剩余劳动力抛往农村的。那时候，谁对此有异议，都会被扣上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大帽子。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中所描述的场景，当时几乎在全国各个城市的每个角落上演，因此，当北京25中67届高中毕业生郭路生(笔名食指)，就着昏黄的车灯，在西行的车厢里即兴写下诗行后，迅速引起了无数同命运的知青的共鸣。每当读起这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时，知青们往往泪流满面，因为它抒发了一代人辉煌梦想破灭和苍凉青春的呼喊。曾几何时，这些学子被政治所利用，在全国各地掀起了红卫兵的狂飙。在其历史使命结束之后，又被无情地抛向边远的北大荒、内蒙古、云南等地，远离了狂热的政治、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残酷无情的现实使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渐清醒直至觉醒，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这场20世纪人类浩劫的掘墓人。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也同样出现在了我的家乡小城。至今，我仍隐约记得当初哥哥和姐姐告别家人的情形。在一个年仅三四岁的孩子眼里，红旗招展、鼓乐喧天、人声鼎沸的送别场景自然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却不曾注意到和霏霏的淫雨混杂在一起的二姐和母亲婆娑的泪水……
我不曾问过大哥当时的心情，但想必是很兴奋的。他应该相信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倒不是他的觉悟有多么高，而是像大哥这样一个对玩特别有悟性的十几岁的男孩，少了家庭和学校的双重束缚，肯定像放飞的鸟飞向自由的天空了。大哥在学习上似乎开窍很晚，尽管他很爱读书。但他对笛子、口琴、麻将、象棋等却生俱天赋。记得小时候我经常踮起脚尖，偷偷从抽屉中取出大哥的口琴，悄悄地吹上几分钟，然后再小心地把琴键上留下的口水擦干净放回原处。这是我上学前最大的乐趣。以后上了大学，我还专门跑到南京新街口的书店，给大哥买了本清人著的古棋谱《梅花泉》送给大哥。大哥异常高兴，若干年后，他告诉我，精研了这本古谱之后，他的棋力大涨。与之手谈之后，我深信凭大哥的水平，可以和专业棋手过招了。
在下放之前，大哥他们实际上已经有了在外游历的经验，那便是借着“大串联”的机会到革命圣地和许多平日向往的 城市“免费旅游”。大串联使铁路运输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几乎每一节车厢都人满为患，连厕所、座椅下都塞满了人。记得有一次随母亲回老家探亲，哥哥硬是把我像塞一个包袱一样从车窗里塞了进去。
继大哥、二姐之后，三姐、四姐也分别于几年后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按照当时的政策，由于家中已有三个孩子下乡插队，所以最受父母宠爱的小哥得以留在城里工作。哥哥姐姐陆续走了之后，昔日热闹的大家庭顿时冷清下来，冷清得连不知愁为何物的我都有种失落感。
在失落和冷清中，我的生活中又多了期待。期待离家的哥哥姐姐能经常回来，给我捎回在我的短短人生中还从未品尝过的美味和玩具；期待他们给我讲许多发生在他们中间的故事。哥哥姐姐可以简简单单地就能把一个几岁孩子哄得开怀大笑，但他们无法让一个孩子明白发生在他们知青中的真正的故事。我只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慢慢了解了哥哥姐姐曾经的生活，才理解了他们这一代当初在失望、绝望中的期待。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食指《相信未来》1968年
在“文革”10年中，一共有1400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意味着，当时十分之一以上的城镇人口在这种形式下被送往乡村和边疆。尽管食指的这首《相信未来》写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初期，但它却无意中成为知青们十年蹉跎岁月的无情而真实的写照。这首诗所表达的悲怆和忧伤的乐观旷达，传递出知青对迷茫前途的希望与失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理状态。
70年代后期，知青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开始大规模抗争，目的只有一个――回家。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潮水般涌回了城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
大哥回家了，三姐、四姐也回家了，但二姐却留在了她当初去的地方，因为爱情。知青在十年的困顿中萌发爱情是再正常不过的，许多以后的知青作家也以此为题材创作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作品。二姐当初离家时年仅17岁，这样一个花季女孩的爱情开放在贫瘠的土地上自然更加执著，尽管温和的二姐当初并不是这样一个执著的人。二姐的悲剧在于她爱的人是一个当地的知青，而按照当时的政策，与当地知青联姻，是没资格返城的。这个歧视性政策导致全国有几十万城镇知青永远留在了农村。
父亲震怒了，他严令禁止二姐回家，尽管二姐当年最讨他喜欢。二姐在我们家成了禁忌，我期盼的全家福合影也因为二姐和父亲的固执成了永远的遗憾。父亲的禁忌直到他临终前才开禁，二姐才能迈进久别的家门，而那时，我早已远离了老家，在遥远的北京安了自己的家。
如今，父亲和二姐都已过世多年，想想他们当年的固执，我并不觉得有多么可悲或者可笑。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任何人的荒唐行为都被附着了政治的含义，没人敢讥笑。对此感到荒唐、可笑或可悲的只是若干年后的后来人。清醒如食指者早就预言了这点：
我之所以坚定的相信未来，
是因为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他们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他们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他们对于我们这些
迷途的惆怅和失败的痛苦
是给以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讽刺。
我相信他们，
对于我们那无数次的探索，
一定给以热情、公正、客观的评定!
食指《相信未来》1968年
因为《相信未来》，许多知青才从逆境中走了出来，走到了现在，成为社会的中坚甚至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因读了食指的诗作，一个青年毅然选择了诗歌创作之路，他的名字叫北岛；
一位北京知青在“文革”期间拼命托友人搜集食指的所有诗作，以慰藉自己孤寂的青春，他的名字叫阿城；
一个少白头的青年在电影学院的招生考试中激情朗诵食指的《写在朋友结婚的时候》，他的名字叫陈凯歌；
而始终相信未来的食指却在一所精神病院内寂寞地回忆着过去。诗人是寂寞的，也是多愁善感的，食指尤其如此。他的眼睛从来没有因为快乐而明亮过，始终都像是蒙着一层雾，流溢着惆怅和一种淡淡的忧伤。走出精神病院的食指面对的是过去曾经憧憬的未来，现实已不需要忧郁、浪漫到骨子里的食指，食指与上山下乡运动一起封存在知青的记忆里。
从清纯到沧桑，从少年到中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埋葬了无数知青的青春梦想的祭坛。这个前所未有的青春祭坛为以后中国的崛起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和人才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