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入《大武汉》之前，我就知道这里有一枚搞摇滚的奇女子。她叫鹿包，除了记者的身份之外，她还是武汉一支小有名气的地下乐队的主唱。在后来跟她私下的接触中，我逐渐意识到，搞摇滚听起来很酷，但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于是产生了采访她的念头，可惜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
今年8月底的某一天，她告诉我，乐队要解散了。惋惜之余，我甚至有些兴奋，因为，终于有“由头”给她做一篇专访了。一个月之后，她又告诉我，乐队度过了难关暂时不用解散了，而且，要在年底做他们在武汉的第一个专场演出。
鹿包曾经告诉过我，一个乐队成功的标志，就是发了专辑、全国巡演和专场演出。按她的说法，如果演出筹备顺利的话，她苦心经营了4年多的这支丹麦乐队，就称得上成功了。于是在专场之前，我终于做了这次蓄谋已久的采访。
4个多小时聊天下来，我发现，丹麦乐队的背后，是一群充满激情的武汉摇滚青年。即使再难，他们也坚守着各自的音乐梦想，在这个城市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歌唱着。
“甜蜜朋克”风格的“小点心乐队”
2006年丹麦乐队成立之初，是由4个喜欢摇滚的女孩子组成的。当时武汉的地下音乐氛围比现在还要浓厚，一支叫洛可可的女子乐队一路从本地红到了北京，十分抢眼。于是几个经常在各个小酒吧看演出的女孩子，在她们的QQ群里谋划着，也要组一支女子乐队。她们四处发帖子征乐手，很快，乐队的雏形就出来了：学过一点架子鼓的小倩，业余钢琴八级的猪头，稍微会弹吉他的药药，以及热衷于写歌词的鹿包。每个人都只有三脚猫的功夫，却怀揣满腔热情，踏入了地下摇滚圈。
几乎不懂乐器的鹿包，被选作乐队的主唱，因此她至今都认为“做主唱很自卑，因为什么都不会”。后来根据她比较偏童声的音质，乐队确定了“甜蜜朋克”的风格。一番讨论之后，她们选择了一种面包的名字，给乐队取名“丹麦”（起酥面包之意）。
她们借用了当时一支小有名气的乐队的排练室练歌，每周日练习一次，都会吸引很多男生来看。在“圈内人”眼中，这4个女孩子“乱玩”音乐，还蛮有趣的。
当时的丹麦太过业余，连围观的男乐手都“看不下去”，经常打断她们的排练，吉他手教吉他手，鼓手教鼓手。“千锤百炼”之后，丹麦渐渐有了乐队的模样。
2007年5月，丹麦作为一支新乐队应邀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爱与和平音乐节”，4个女孩第一次在大几百人面前表演。演出结束之后，丹麦开始得到很大一批年轻人的喜欢，大家都觉得她们的歌和演出很“可爱”。
对当时的丹麦而言，旁人的认可似乎没那么重要，她们享受的，是在舞台上表演的快感，“想要可以在舞台上更真实、更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而不止是可爱。”
默默走红的《火车司机男朋友》
而丹麦被传播到武汉以外的地方，则是那首《火车司机男朋友》在网络的走红。
“你开的火车在我窗外的天空一驰而过，我呆在时间的漩涡等着你为我停留。你如果真的忘记了你和我的秘密约定，我一定会钻进你的梦中，亲吻你……”俏皮的旋律、单纯的歌词，彰显了“80后”天马行空的爱情观和对生活的一半认真的态度，是绝对“丹麦范儿”的歌。
之后的一年这首歌在网上突然蹿红，流传之广泛，大大超出了她们的预料。
“一个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女生，偶然在当地的一家小店听到了《火车司机男朋友》，之后就变成了我们的粉丝，买了我们的CD，来看丹麦演出。”“上个月我接到一个广州朋友的电话，说在电台里听到我们的歌。”“不仅广州的电台，甚至香港的电台也播过我们的歌。”……鹿包心里装了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对她而言，这就是做音乐的全部意义。
虽然依靠网络，喜欢《火车司机男朋友》的人已经遍布天南地北，可是丹麦却没有因此走红。和大多数地下乐队一样，她们的歌还是只被一小部分人悄悄地喜欢着。可是鹿包很享受这种感觉：“做音乐的快乐，不在于有多少人为你欢呼、尖叫。而是你创作的东西，在素不相识的人之间产生了小小的共鸣，这种‘默默走红’的状态，很温暖。”
频繁更换乐手令乐队元气大伤
鹿包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一直强调“丹麦是一支中游乐队”。至于为什么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却一直没能步入江城一线乐队之列，她把原因归咎于：“我们是用一半的理智在搞乐队。”
“一半的理智”，意思是，丹麦乐队的每一个人，除了当乐手，都还有自己的一份事业或者学业。丹麦的四个人，职业分别是记者、平面设计、园林设计、学生。实际上，这种“半理智”是地下乐团的常态，比如一个在北京很知名的乐队，几个乐手在平日都是西装革履的白领，周末大家才各自开车前往五环外的排练室，一句多的话都不说，到了就开始排练。
成立两年以后，丹麦的4个女生心境上发生了变化，最初玩摇滚的新鲜感和热情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不可名状的孤独感，和越来越突出的经济问题。鼓手和吉他手相继离队，令丹麦元气大伤，只剩下鹿包和猪头两个人。
恰逢此时，另一只名为LowSpace的乐队解散，于是鹿包邀请吉他手蜘蛛和鼓手万佳加入丹麦。蜘蛛是个技术全面的音乐人，之前也一直担任丹麦录音师和制作人的角色。不过这两个男生的加入，从此丹麦不再是一支完全意义上的“女子乐队”。
不久后万佳离队。2009年以后的丹麦，鼓手换了又换，始终没有找到理想的人选，长期以来都处于“三缺一”的状态。有些人觉得玩乐队很酷，来玩几天，发现了其中的辛苦，就退出了。“更有甚者，只是为了出国留学跑来玩乐队的，因为据说美国签证官很欣赏这一套。”如此频繁地更换乐手，几度令丹麦陷入困境，可是鹿包他们从来没有怨过谁。“我特别理解这些来了又走的人，毕竟不能靠梦想吃饭……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选择不同。”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淡然，可眼神里明显飘过了一丝无奈。
我们“共同贫困”，我们只唱自己的歌
经常有人问鹿包：“玩乐队跑场子，是不是很赚钱？”事实刚好相反，国内绝大多数的乐队，都是不赚钱的。像丹麦这样名气不大又不小的乐队，就更是赔钱赚吆喝的买卖。他们在live house的演出，经常4个人只能拿到50-100块钱的车马费，演出完打车回家都不够。但鹿包认为，“现场是乐队的生命”，所以只要有演出机会，丹麦就一定不愿意错过。
搞乐队的投入，是一个无底洞。鹿包参加工作6年有余，几乎一点积蓄都没有，她赚的钱，基本上都用在乐队上了。买乐器、租排练场地、录音，都需要大笔的投入。就拿最基本的“乐队配备”效果器来说，一块要1000多块钱，而成立至今，他们已经换了十几块效果器了。
“钱不是绝对的障碍，只要不影响正常的生活，都能坚持，大家共同贫困嘛！”
“共同贫困”，地下音乐人的经济状况，这大概是最精准的形容。丹麦乐队把排练房租在了远离市区的南望山，就是为了降低成本。空旷的平房里，没有空调也没有热水，可是他们一年四季都在这里排练，因为月租只要100块钱，摊下来每人只用交25块。乐队的开销方面，丹麦一直都是采用“AA制”。
丹麦还获得过几次去外地演出的机会，演一场下来，可以赚1500-2000块，刨去路费和食宿，就所剩无几了。但他们依然每次都乐此不疲，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更多人听到他们的音乐，至于赚钱与否，完全不在考虑的范围内，“争取做到不赔钱”。
即使拮据，丹麦还是自掏腰包，在2008年的时候独立发行了一张自己的DEMO，收录丹麦乐队的5首原创作品，自己设计封面，手工裁剪，简单而精致。只印了200张，演出时以成本价卖给喜欢他们音乐的朋友，现在都卖完了。一般人很难理解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但是对于丹麦来说，这张看似普通的CD，是他们走过一段路的纪念碑。
赚钱的机会也不是没有，有不少酒吧联系他们过去驻唱，鹿包都拒绝了。“有一个酒吧找我们去驻唱，价钱开得也不低，结果他们要我准备一下汪峰的《飞得更高》，我们就没答应……我们玩摇滚的，只唱自己的歌！”
重新出发，从校园巡回开始
之前一年多“无鼓手”的低潮期，令丹麦的音乐之路几近停摆，一度濒临解散。还好在今年夏天，丹麦乐队终于迎来了一位比较“靠谱”的鼓手昶昶，恢复了排练和创作。阵容齐备之后，他们又重新活跃在武汉大大小小的演出现场上。
上个月，好消息传来：一个北京的乐队经纪人来武汉看演出，一下子就爱上了丹麦蹦蹦跳跳的“甜蜜朋克”风格，决定将他们招入麾下。在之前，这名经纪人之前带的都是外国乐队，也就是说，丹麦是进入他法眼的第一支国内乐队。他对丹麦的评价是：“国内第一支叫我眼前一亮的乐队，丝毫没有模仿的痕迹。”
有经纪公司抛来橄榄枝，丹麦的每一个人都兴奋不已。如今他们已经有了近20首原创作品，可是冷静的鹿包，并不急着发专辑：“我们是一支强调现场的乐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多做高质量的演出，找回舞台上的感觉，顺便积累一些人气。”
丹麦乐队下一步的计划是，在武汉的高校做巡回演出。在台湾，校园是许多独立音乐人发迹的地方，陈绮贞、苏打绿都是从这里出发，从“小众”一路唱到“大众”。
“在学校演出肯定不赚钱，但每次给大学生表演我们都很开心。即使表演时看不清他们的脸，但还是能强烈地感觉到，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有激情、有梦想的年轻人。”
现在，会不会红、赚钱与否，已经不是鹿包他们看重的问题。只要还有舞台，他们就会一直“摇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