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梦想 偌大的办公室里，导演张黎姿势放松地坐在那里，吞云吐雾。 这是北京秋天的一个下午，他正在沉思，疲倦的双眼凝视着前方，很难猜测他在想什么。他是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采访对象，让人担心即便你列出十七个问题，他十七句话就把你打发掉。
张黎这两天正生着病，但看起来春风得意。由他执导、成龙担任总导演兼男主角的史诗影片《辛亥革命》正在全国热映，该片是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献礼片。业内将其形容为一部“不走寻常路”的主旋律影片。
张黎直到五十四岁才完成生平第一部能公映的电影，让其成为“第五代导演”中最晚“出手”的导演。《辛亥革命》并非张黎电影生涯的处女作，“我拍的第一部电影给枪毙了。”他轻描淡写地说，其实被毙掉的不止一部，包括《逃出罪恶世界》和《假大侠》两部，他没提那是什么样的电影，为什么会被毙掉。
张黎被誉为与顾长卫齐名的摄影师，在被导演冯小刚“御用”的五年时间里，拍摄过《一声叹息》、《大腕》、《天下无贼》、《夜宴》。“作为摄影师，当你替导演完成他的想法时，有时候也是件挺自豪的事情”，他说。
张黎最后一次作为摄影师的电影，是在2008年上映的《赤壁（上）》，导演吴宇森。
拍完那部电影，他便密锣紧鼓地拍起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迄今为止，张黎拍了八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从早期的《走向共和》到《军人机密》、《大明王朝1566》、《中国往事》、《人间正道是沧桑》、《孔子春秋》再到《圣天堂口》，这些电视剧因拍摄手法贴近电影以及对历史的强烈反思色彩吸引了不少男性、高知观众的注意，以至于一些“过去不看电视剧的人开始看电视剧”。
“第五代导演”几乎都是“宏大叙事控”，张黎借电视剧这个载体把“宏大叙事”发挥到底。他执导的第一部历史剧集《走向共和》便是以这种宏大叙事手法、正剧的风格演绎了自甲午战争到张勋复辟失败那段清末民初的中国近代史，塑造了迥然不同的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等一系列的历史人物形象。《走向共和》全剧在央视播出后，引起轰动和热议。导演张黎也被推至风口浪尖，赞誉的同时也招致“美化反面人物”和“丑化国父”的严厉苛责。直至他执导的电影《辛亥革命》才还给孙中山一个颇具历史精神的正面形象。
张黎善于从现代语境去解读历史，他看待历史的方式是“没有绝对的反派，只有特殊情境下催生的人类悲情”。《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被一些评论评价为，迄今为止所有演绎封建王朝历史的“大戏”里最具现代意识。这是张黎“明史系列”摄制计划中问世的第一部剧，据说被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规定为内阁成员必看剧。但在一些挚爱《走向共和》观众眼里，显得有些锐气丧失。
这些历史题材电视剧的面世，无疑让张黎获利甚丰，他也因此被贴上“历史题材专业户”的标签。但他似乎对这个标签并不喜欢，他真正想拍的其实并不是这些历史剧，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
在中国当下的影视市场，导演们面临着一个尴尬的现实：拍电视剧可获利，但面临不上档次的问题；拍电影是种荣耀，但面临票房压力。电视剧是现实，电影是梦想。
作为“第五代导演”中在电视剧领域战果丰硕的张黎，同样面临着这种尴尬。对于梦想，他说自己想拍的电影其实有很多，也清楚哪些题材他一辈子也不会去碰。比如喜剧和动画片他就不会去拍，觉得拍不好。他更愿意做纪录片，认为对社会责任感很强的导演都会拍纪录片。
他钦慕西班牙电影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犀利，充满热情”，他这样评介阿莫多瓦。还有一些导演的电影他也喜欢，他认为最好的电影就是有责任感，能够今年看完明年后年还有人看。“好电影就是良心，有良知的电影。”他说。
传统电影需要回归
张黎与电影结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正值青春年少，内心喧嚣而又不知疲惫，总想折腾点什么，却又不知道往哪儿折腾。
1974年在湖南平江县插队，知青生活很清苦，为了填饱肚子，张黎到潇湘电影制片厂打杂工，搬道具、扛三角架、布灯光、抬轨道，什么都干。那段在电影厂打杂工的日子里看了不少电影，包括来自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前苏联和朝鲜等进口的影片，“突然就迷恋上了电影。”
从杂工到摄影师，对于当时的张黎来说，这一角色的转变颇有些戏剧色彩。
在当时潇湘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藤锡的鼓励下，张黎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藤锡还叮嘱他说，“你要想好了，干摄影的话，名与利基本与你无关。”
张黎不知道考北影摄影系还要考美术，他毫无美术基础；考试时他甚至迟到了，领到画纸对着一堆静物无从下手。“幸好我前面有一个安徽考生，从我坐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他落笔，他画一笔我就画一笔，照葫芦画瓢，就这样我画了生平第一张画。”
后来，画葫芦的安徽考生落榜了，画瓢的张黎却进了北影摄影系。匪夷所思的命运也将他推上了影视从业者的道路。
1978年那一年，一起考入北影的还有张艺谋、顾长卫、陈凯歌、李少红、胡玫、田壮壮等。多年后，人们用“第五代”来统称这些导演。而当张艺谋、顾长卫在1987年联袂奉献野性、热辣的《红高粱》，一举奠定“第五代导演”之江湖地位时，张黎还在潇湘电影制片厂扛着摄像机四处奔波，声名依旧寂寂。
直到1999年凭借《横空出世》斩获金鸡最佳摄影奖，才有人记起，张黎原来也是个“第五代”，不过是个第五代摄影师，而不是导演。
“第四代导演太牛了，让我都不敢去想有一天我也会去拍电影。”张黎说。1997年之后，张黎开始与导演冯小刚“厮混”，围绕在冯小刚身边的人像葛优、王朔，个个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种京片子式幽默，很难想象不善言谈的张黎从中得到了什么。也就是被冯小刚“御用”的这5年里，张黎开始萌生独立执导影视作品的冲动。
很多电影大导演都是摄影师出身，但像张艺谋、张元只用了一两年时间就完成了身份的转变。而从1978年入行电影，直至2011年他的第一部公映电影《辛亥革命》，张黎却用了近三十年。
“其实我挺会拍电影的，只不过因为没拍过，投资方比较谨慎。”张黎说。
他觉得他们这一代人都是为电影而生的，在五十知天命的年纪，这个认识越来越明确。他平时只做和电影有关的事情，看碟，读书，看剧本，每个导演该做的事情他都会做，为电影而准备。
“就像你们媒体，来采访我一定是有备而来，有自己的想法的，你怎么不问我昨天晚上吃什么了呢？”他突然冒出一句。
《辛亥革命》杀青后，一向偏重历史题材的张黎，作出了改变。
他正在拍一部现代题材的电影，影片题目为《甜蜜的生活》，与意大利导演费里尼在1960年拍的那部电影同名，这是为了向费里尼致敬，谈的也是心灵净化的问题，讲述当今老百姓的生活。
问他这是在忠告我们这一代人吗？张黎说，这是在忠告所有人，包括自己。不要谩骂、不要埋怨，问问自己做了什么。
“而且我们也需要一些主流的传统的电影回归。那种大量的变怪、神奇的东西出来多了以后，发现我们缺点什么，缺少我们今天每个人内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去想。”
南都周刊x张黎
我不是历史题材“专业户”
严格按领导要求修改
南都周刊：由你来执导历史片《辛亥革命》，是什么样的机缘？
张黎：其实怎么说呢，第一次推荐我执导这部片子的是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他跟投资方、上影、长影说，“张黎最适合执导历史片《辛亥革命》。”然后投资方就找到了我啊。他们找到我的原因可能是觉得，我比别的导演能够更快地进入这段历史，因为提前有些准备嘛，肯定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拍得好。
南都周刊：这么重大的历史题材，拍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张黎：其实我做的时候心态很平和，对这段历史比较了解，像这样一部历史片对我也比较有吸引力，我也特别渴望拍一部这样的电影。我学的不是导演专业，所以想更多的是怎么从一个导演的角度去阐释一个故事，阐释一个主题。
南都周刊：从《走向共和》、《军人机密》、《大明王朝1566》、《中国往事》等再到《辛亥革命》，你的作品全部涉及历史题材，为什么对历史有这么大兴趣？
张黎：这个是老话题了，其实我不是拍历史题材“专业户”，但很多投资方吧，他们可能觉得我挺会拍历史片，就老找我。其实我特别愿意拍一点现代题材的戏，比如都市情感啊、现代生活的，我下一部就拍一部都市情感的戏。
南都周刊：历史题材并不好拍，比如你拍过的孔子、孙中山、黄兴等，他们在老百姓心目中都有一个既定形象，怎么塑造这些人物？
张黎：形象我分两部分，一是外部形象，我们尽可能想办法让他形似，让他尽可能地接近历史人物原型。第二，我们所有故事情节里面，我们都围绕一个总的主题，大的历史节点上，几乎是严格按照历史发生的时间、地点来完成的。这个不能错，历史节点不能错，历史观点不能错。但是人物的性格、台词包括人物关系我们做了一些艺术性处理。我们也会根据电影故事需要虚构一些人物。比如这次的《辛亥革命》，唐曼柔这个人物就是虚构的。
南都周刊：处理这些历史题材的时候有哪方面的顾忌？
张黎：我明白你的意思，真实性我想应该包括，一些是史实的真实，一些是历史精神的真实。我相信文艺作品是解读历史精神的真实，而且历史精神的解读是不断改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人们视野更宽阔更深入，我们会不断地对历史对史实产生新的解释、新的理解，这个对我来说不会太困难。就《辛亥革命》来说，据我所知，这部片子的审查，首先它是被官方呵护的。我没有遇到太多困难，大部分时间跟专家、学者以及领导大量地沟通，他们给我提很好的建议，甚至修正我的观点。
南都周刊：你说《辛亥革命》是被官方呵护的，但我们听说这部电影经历了几次删剪，你都怒了。
张黎：没有（怒）哇。你看，我们总制片人毕总（长影集团总经理毕达林）也在，你问他。关于电影的删剪问题，我发怒了吗？对待审查机构提出的修改意见，毕总知道的，我们都是认认真真地去领会这部电影的精神，一字不差地去修改。这一重大历史题材，我相信各级领导他们站的位置比我们高，我们创作人员远远不能站到那么高的角度去领悟镜头故事，所以我们所有修改―（“严格按照领导的要求去修改”，毕达林接了一句。）
我其实并不主流
南都周刊：你更喜欢拍电视剧还是电影？
张黎：根据题材吧，当一个题材需要传播一些观点，需要饱满地讲一些故事，可能电视剧对我还是比较适合，它有很大的空间给你去讲故事。电影只是一个梦想，与电影相比，电视剧会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但电视剧是最容易获利的，而且电视剧播出时间长、重播率高，容易被观众熟知。
南都周刊：早期外界对你的认识是，你被称为“冯小刚御用摄影师”。
张黎：其实做摄影师到今天，一直是我喜欢的一个职业，技术会让人痴迷的。而且我还没干够呢（笑），如果有好的片子我还会去拍。只要我的身体还扛得住，有好导演我一定还会跟他们合作。
南都周刊：顾长卫也说还是喜欢做摄影师，因为做导演太不轻松了。
张黎：对，做摄影比较单纯，只是好侍候的导演越来越少了。顾长卫的电影非常犀利，他的《最爱》拍得真好，只是那么好的片子剪成一百分钟可惜了。
南都周刊：冯小刚也不好侍候了吗？
张黎：是这样的，一个导演用一个摄影师时间长了，一旦形成定式啊，他也需要变化。冯小刚老用我，他也用烦了。
南都周刊：你曾说冯小刚是为电影而生。
张黎：我们这一代的电影人都对电影有一种使命感。其实我内心也很狂妄，以前觉得只有我们才会拍电影，当很多后辈导演出来后，我才觉得后生可畏。
南都周刊：后辈导演中哪些是让你觉得后生可畏的？
张黎：挺多的啊，比如杨亚洲的戏我比较喜欢，他能够比较深入地去表达，非常细腻地表达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南都周刊：拍电影和拍电视剧区别在哪里？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圈吧？
张黎：也不完全是两个圈，有很多电影导演成名前也拍过电视剧。区别在于一个是篇幅，一个是我们说的画幅，与整个银幕和屏幕的画幅有关系，因为篇幅和画幅带来的变化，这种差异，需要的镜头语汇是不一样的。
南都周刊：有电视剧导演说对电影有顾虑，你会有这样的顾虑吗？比如姜伟就说，拍电视剧很轻松，没拍完就卖了。但是电影不一样，拍完只做了一半工作。
张黎：你们媒体要呼吁姜伟拍电影，该出手时就要出手，从他这么多年的积累来说也够了。三分拍，七分卖，电影就是这样。包括赵朴刚导演，他有特别深厚的电影梦，但他为什么现在迟疑于拍与不拍啊，其实就是票房压力。因为你真正把老百姓请到院线去看，是很不容易的问题。除了宣传，还有院线的问题。宣传是一个程序，是一部片子应尽的责任，但不是你宣传了，老百姓就愿意去看。
南都周刊：当年姜文的《太阳照样升起》也遇到这种情况，从电影主题创作、宣传什么都到位了，他的片子肯定是有观众的，但有一个环节没考虑清楚，就是院线的问题。
张黎：姜文是勇者。不管他的片子票房好坏，它都会成为经典。他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怪胎。他是一个奇才。这种导演是可遇不可求的。
南都周刊：姜文说这时代没有了作者导演，有媒体问顾长卫怎么看，顾把话踢回给了姜文，他说我觉得姜文就是作者导演，你看他总是把人家的故事改得面目全非变成自己的。
张黎：非常的对，姜文有他特别独特的地方，阐释主题，阐释故事的能力，他比较独特。
南都周刊：而你的风格和他恰好相反，你比较喜欢探讨主流的东西。
张黎：我哪有风格啊，我真的没有风格，我其实并不主流，我是个比较感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