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里，她不搞特殊，不要特权，努力融入内地的社会民情，“我不要因为我是香港人就怎样” 程美宝，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十年来常住广州中山大学。教书研究之余，她最爱做的事情是在多宝路、东川路一带闲晃，流连街坊巷陌，还喜欢看全英文杂志《That"s GuangZhou》，获取新鲜的城市生活资讯。
与其他港人因公务“北上”长驻内地不同，她是彻底扎根于此：拿本地工资，享受大学的福利，照广州的物价水平生活，一住就是十年。
成绩是斐然的。翻开她的简历，会看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优秀教师”等一连串国家级和省级奖励，还获得过“南粤建功立业女能手”称号――对于这个很“中国特色”的头衔，程美宝笑说：“听起来感觉好土，好打工妇哦。”可是她又很懂得，“这是系里工会给推荐的，所以就配合一下，毕竟他们也难做。”
1968年出生的程美宝，普通话流利得已听不出多少广东口音。父辈是最早从大陆去香港的一代。70年代中期，她常跟随父母回中山的乡下老家探亲。由于家中有个喜欢听大陆歌曲、看大陆电影的舅舅，耳濡目染，程美宝很早就具备了“北上”的语言优势。
所以，1997年刚来中大，她即可以用普通话给学生上课。至于板书，倒还是习惯了繁体字。“历史学有很多古籍资料的东西，写繁体似乎还更有感觉。”
取得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后，程美宝先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担任了一年研究助理，随即萌生了“北上”念头。
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饱含热情又矢志不渝的程美宝，经过一番权衡，最终正式受聘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
来广州前，她在香港有几份兼职，一个月下来起码也有一两万收入。但刚到中大教书那会，每月只有一千多块薪水，其中还包括三百块特别津贴。而彼时同样的香港大学讲师，月薪是4万多港币，就连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起薪也有1万多。“我有老人家要抚养，省吃俭用都很困难，所以有时也要接点活，帮香港出版社编编教材，做些兼职，赚些补贴。”
那段时间里，她竭力紧缩生活开支，以至于大学同学约她去香港聚会，也常常借故推辞，“吃一顿饭至少得花两三百港币，太贵了”。
除了薪资，其时香港大学丰沛的研究经费也是内地大学望尘莫及的。初来中大，程美宝苦于没有经费，很多英文原版资料都得趁回港之便复印带来。
更让她措手不及的是两地状况的迥异。有一回，程美宝在课堂上布置学生做练习，有的人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有人干脆随手撕下小纸片，大小各样的纸张都有，她就规定：每人必须准备一个好本子。系里有老师友善地提醒她：一些农村来的学生很困难，提这样的要求是否合适？
这件事给了程美宝很大触动，“我必须认清差异，然后去调整自己。”
“选择北上广州，除了地缘因素，也和研究课题有关。”程美宝所做的近现代史研究都是以广东这片土壤为模本，目前正在研究的，就是18-20世纪粤菜和粤曲的发展历史。
身为教授的程美宝，在内地的教学和研究都有极大的自由度，“上课没有人旁听检查，讲的内容也没人对我做限制规定”。
2003年，程美宝去耶鲁大学做短期访问学者，“虽然在香港拿护照更容易，可是规定必须要为学校服务满一定年限才能申请出去访学，并视学术成就决定，随便走开一年半年比较难，而内地体制相对灵活很多。”
如今，住着中大给全校教职员工兴建的最后一批集资房，想到自己在念大学前还跟外祖母挤在一张床上，程美宝很知足。“跟香港供楼比起来，内地房子便宜很多，就算贷款买房，也可以比较短时间地解决。”
程美宝曾经想象过如果留在香港的日子：继续做兼职，每天马不停蹄地赶场，忘记了理想，教成人班、夜间班，或者给外国学生开中国历史课，“那样的生活我还能学到什么？”
随着家人移民国外，程美宝已很少回香港。但在穿过广州拥挤混乱的马路，在被人问起女人四十怎么还在独身时，她会特别怀念香港――那个狭小却秩序井然、那个尊重多元化生活方式的开放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