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上午10点多钟，在台湾大学综合大楼听上海学者S君所作的关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讲演。S君是我多年的朋友，谈的是传统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分化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代言人的问题。他运用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来说明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出现的向专业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以及这种专业化对于人文关怀的影响。他讲完后，主持人要我发言，我接过话头谈了以下几点。
一、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诉诸良知的宏大叙事的读书人）向有机知识分子（以特殊阶层利益集团为效力对象、属于特定压力集团的知识分子）的过渡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趋势。传统型知识分子以道德为标准，有革命倾向和全盘改造社会的激进乌托邦情结。而专业知识分子即有机知识分子，是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者，是社会分化的产物；分化了的利益群体为了争取自身权益也需要寻找自己在知识分子中的代表，这样，有机知识分子就得以在社会分化中产生。从英文字义看，“有机知识分子”，就是“被组织到结构中去的知识分子”，只要社会进入现代化引发的社会分化阶段，这种趋势就不可避免。应该说这是正常的现象（例如，现在美国已经很少有传统型的以天下为己任、对任何事情发言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或被组织化，至少可以减少类似20世纪初传统知识分子向暴力革命鼓吹者转变的现象，这对当下中国现代化避免出现革命性的破坏，应该是有利的。
二、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强调自由价值的自由派、强调平等价值的新左派以及强调秩序价值的新保守主义（或新权威主义）这三大群体的对峙。这种思想分化，可以看作是从道德型知识分子向有机知识分子转变的过渡阶段。更具体说，主张平等至上的新左派接近于代表下层民众；主张自由与法制的自由派接近于代表新兴的中产阶级；主张秩序至上的新权威主义接近于代表上层技术官僚、大企业家以及特权阶层。这种知识界的思想分化，表明中国大陆已经从思想同质一体化，向思想价值多元化转变。这种多元化本是民主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三大群体与民间阶层分化的对应关系，也体现了传统型知识分子向有机知识分子转化的趋势。
三、知识分子向不同阶层利益集团代言人转变的过程，存在着一种危险，即知识分子为阶层服务的利益导向，与良知所要求的中立性之间可能发生冲突与矛盾。更具体说，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有机化、各就其位是社会分化的正常现象；另一方面，阶层利益也会驱使知识分子在为特殊阶层说话时谋求自身利益，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因为阶层利益并不等于社会公益，只为阶层利益说话难免造成歪曲事实的结果，丧失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本分。这是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共同面对的问题与困境。
接下来我谈到大陆思想界的状况。如果强调平等的新左派“有机化”于蓝领或底层劳工阶层，诉诸于民粹主义动员而不顾社会长远利益，就会引导社会回到大锅饭体制上去；如果强调效率的自由派“有机化”于中产阶层，而不顾社会公平，就会支持资本力量对工人的剥夺，为有产者作无条件辩护；而大陆新保守主义者如果“有机化”于大财团与技术官僚权力层而不顾社会公正，就会把现存秩序中不合理的部分合理化、凝固化，以政治稳定来反对政治改革，产生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作用。
主持人问，中国文化中有没有使知识分子执着于真理与良知的精神资源？我回答说，我在飞机上正好读到了徐复观一篇文章中的观点。徐复观说，西方人重上帝，东方人重良心，这里的良心指的就是儒家的“仁”，本质就是人所固有的良知良能。儒家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己欲仁，斯仁至矣”，只把人内在的良知良能发掘出来，就能“内圣外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然而，对于在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出现断裂的情况下，中国人能否继续通过发掘良知良能的资源，充当社会责任的内在精神力量，我持怀疑态度。
现场听讲的大多数是该校的研究生，应该说都是台湾未来的文化精英，我从他们专注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们对大陆学者慷慨激昂的高调讲演风格一定颇感新奇与兴趣。台湾与大陆在文化上有一个不同点，大陆经历“五四”文化洗礼，建国以来的革命政治文化也充满慷慨的激情，知识分子说起话来，往往习惯于宏大叙事；而在台湾，先生们说起话来文质彬彬，含蓄而雍容有度，仍然保留着传统的谦让内敛之风，这些台湾研究生一定会对我们大陆学者的发言有一种新鲜感。
最后，在交流结束时，我征引了从一位前苏联作家写的英文书中读到的一段话，这是我所获知的有关知识分子的定义中最奇特、最深刻、最令人拍案叫绝的：什么是知识分子？那位前苏联作家说，“知识分子就是：一、被大学开除出来的人，二、他热爱人民。”研究生们听到这样奇特的定义，也都会心地笑了。这位前苏联作家形象地把握了知识分子的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批判性，二是社会良知。不过，我补充说，其实真正的知识分子未必要被开除，只要有那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心就可以了。当然，这指的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有机知识分子。
（本文叙述的是作者2004年的台湾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