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叶老师： 您好！ 12月15日上午，在八宝山竹厅与您告别时，您的神态与平日并无不同，您微微皱眉，似乎正在思考，我也就没敢上前打扰。 最近一次聆听您的教诲，是在11月14日上午。那天天气挺好，卢茂君女士也在您家。我谈了谈解读大江健三郎先生最新长篇小说《水死》的一些想法，觉得这部小说延续了大江先生一直以来的思路，并通过多重隐喻，试图杀死存留于包括自己在内的、日本人精神底层以“天皇陛下万岁”为象征的昭和精神，从而迎来民主主义。您当时敏锐地指出，一定要注意昭和精神与绝对主义天皇制的内在联系，这是解读《水死》的关键点，最好向大江先生当面确认这个问题。
您的感觉非常准确！12月2日下午，铁凝女士接到大江夫妇的邀请，前往东京郊外的成城拜访，刚好我在北九州参加一个论坛，她便约我同去。在那次持续了6个多小时的会谈中，我失礼且唐突地请求铁凝女士停下与大江先生热烈的长谈，向大江先生确认您指出的关键点。大江先生肯定地表示，若干隐喻中，最关键的便是绝对主义天皇制这个“王”了。他说，“我的头脑里目前只存在两个大问题，一个是鲁迅，另一个则是（象征着未来和希望的）孩子。”目前的局势令人绝望，他每夜带着绝望上床睡觉，清晨起床后照顾孩子，还要在自己的作品中继续寻找始于绝望的希望。在《水死》中，他追根溯源地寻找绝望的根源，这便是他最近的工作和生活。
我12月8日凌晨回到家。由于基本完成了翻译《水死》的学术准备，拟于近日避开北京的诸多杂务，躲到南方全力翻译《水死》，并计划离京前拜访先生，汇报以上所述。不曾想，却在12日清晨接到唐老师（编者注：叶先生夫人）的电话，告知您11日晚间离开了我们。震惊之下，我赶紧拉上郑青（编者注：许金龙妻子）便去了您家。
大致叙述了前一晚发病的经过后，唐老师强忍悲痛，对我们说：“叶老师和我一直很关注培养后学的问题，也多次对你说起。现在他不在了，我真想陪他一同去了，今后你要记住我们的嘱托，多给好学的年轻人提供机会，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进行学术研究……”
我当然不会忘记叶老师和唐老师长年对我的言传身教！当年，我是南京一家工厂的汽车司机，有幸认识了两位老师的同班同学胡毓文先生。来北京工作前，胡老师嘱咐我跟着您们两位继续学习。
最初，我在外文所的《世界文学》编辑部，跟着唐老师学习日本文学的选材和编辑，您则在团结湖的蜗居中，每周一次为我讲授日本文学作品和理论。
唐老师指导我翻译的第一篇小说是《鲜花盛时的森林》，500字的稿件修改得密密麻麻，不啻为重新翻译了一遍。后来得知，唐老师每天凌晨4点多开始，对照原文修订译作，两小时只能修改一两百字，改完再为家人做早餐。誊写过后，署着“译者：许金龙”字样的译稿光彩照人，可是直至今天，除叶老师和郑青外，没人知道唐老师为扶持后学付出了多少。
叶老师，您的教学除了前期每周一次的正式授课外，更多地体现在引导学术研究方向和方法上。1994年12月底，您和唐老师从美国经由东京回国，在首都机场，您对我说，由于国内非文学因素的影响，我对三岛由纪夫的研究不妨暂时停下，转而研究在国内学界尚属空白的大江健三郎及其文学。说罢，您从行李中取出刊有《我在暧昧的日本》全文的《朝日新闻》，说这是大江先生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获奖演讲辞，让我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翻译出来。就这样，我被您引领着开始熟悉、翻译和研究大江文学。
大江先生曾极富感情地提起鲁迅及其文学对自己的重大影响。我随即对您说起大江先生话语中透露的信息。您近似苛刻地告诫我，作为一个学者，重要的不是听研究对象本人如何述说，而是要在反复阅读其作品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由文本内及至文本外，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
就这样，在持续阅读大江作品的过程中，一个观点逐渐成形――大江文学广泛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但是来自鲁迅文学的影响，尤其是“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等论述，几乎贯穿了大江文学之始终，大江先生也随着时代不同、所感受到的绝望不同，而不断加深对鲁迅文学的积极解读，以至于他说出“我的头脑里目前只存在两个大问题，一个是鲁迅，另一个则是（象征着未来和希望的）孩子”。
叶老师，去年12月19日您第二次心梗发作后，尽管恢复不错，我们仍不敢过多叨扰。12日，看到您庞大的工作台及其周围照例堆满的各种资料，我感觉您只是前一晚亲手关闭了电脑，没再打开而已。您太累了，就休息一段时间吧！郑青亲手插了一个花篮和两个花束，篮中的天堂鸟将引领您前往天国！休息吧，我亲爱的老师！安息吧，我亲爱的老师！我将继续给您写信，向您汇报，向您请教！
谨颂
冬安！
您永远的学生：许金龙敬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