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年中，我来到《人物周刊》，从在一本专业的科学杂志里努力关注些人性的东西，变成了在一本专业的人物杂志里努力注入些科学，恍惚间，我有时甚至会怀疑，我是不是站到了自己对立面去了。
我尝试进行着某种与科学家的对话，单纯地、不涉及国家与民族，也不关心意识形态，我们只关心科学，她的发展、结论，围绕她的那些困惑与迷茫……我想知道，科学家们在想些什么，我也想知道，在中国，这种讨论是否可行，是否有必要？
最初，我尝试去找那些有趣儿的，却发现，大部分中国人其实并没有精力去欣赏那些理科生身上的有趣，于是，我去找那些重要的。
采访碘盐的问题时，在一个我自认为已经掌握了足够资料的下午，我拨通了一位老科学家的手机。接通电话后的第二句话，我告诉他，我要找人谈碘盐。老先生顿了几顿，用命令的口气回答：“我现在用手机，效果不好，不利于你录音，挂掉这个电话，5分钟内，你打我的固定电话，可以谈15分钟，30分钟后我要出门。”
15分钟里，老先生言辞激烈，基本上都是些劈头盖脸的批评，间或几个有点出入的小细节。如果我气场更强，反应更快，或者经验更丰富些，我应该可以让对话变成一场激烈的交锋，整理出来，也该能够吸引眼球。最关键的是，我有录音，对方也知道我在录音，不违反任何职业规范。
可是，当我看过所有关于这个事件的数据和材料之后，我觉得，受访者的态度已经变成了最不重要的东西。一群不善表达的科学家、一个本就有点过于复杂的问题，再加上疯狂追逐利益的企业和半心半意监管的政府，终于，让公众的认知与客观的事实愈行愈远。尤其是，当一样东西明显对我们的对立面有益时，对我们自身，它的利弊就成了最不重要的事情。
文章刊出后，网络上的反应五花八门。一位同行发问：究竟要写读者们喜欢的，还是告诉他们正确的？好吧，对这个问题，就不敢深想了，我只是尝试寻找一些更专业的声音，作为某种补充，或是平衡。
比较高兴的一件事情是，有一天，我接到了那位老科学家的电话，要我那篇文章的PDF版，说是要附在给卫生部的上报材料中。那天，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当我在上海的那家实验室时，常被分去做一些信息整理和收集的工作。当时的要求是，两周之内，要变成世界上对这个领域了解最多的人之一――对聪明人来说，这不难。但我显然不是什么聪明人，大部分情况下，我是个在组会发言中漏洞百出，被问得没有还手之力的差生。毕业很多年后的这一天，我好像终于战胜了那种恐惧。
这一年里，我把大部分注意力投入了公共卫生方面，虽然，在光怪陆离的2010年，那些关乎生老病死的纠结，远不是中国的主旋律。一天，新来的编辑满怀歉意地通知我，某篇文章因为版面要放其他更热门的新闻，需要被拿下，我反倒安慰他：科学类的新闻通常转一个圈还会回来的。
在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编辑认为我应该去写饶毅和中国的科技政策。2008年的那个夏天，我曾经作为特约记者约过饶毅先生的采访，编辑把上万字的文章删到了3000字，最后还是很抱歉地告诉我，现在还不是刊出的时候，尚需等待时机。
我等了两年。两年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从科学家到公众和媒体。我那篇初稿的题目为“改革者饶毅”，饶先生作了修改，并加标注说：改革这个词，在中国不宜提。而到了上周，他在阅稿时，亲自把文章题目改作了“温和的改革者”。
定稿那天，编辑很是诧异地问我：我觉得很好呀，怎么当年就没有上呢？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答案应该是，两年前，很多东西还没有长大，而在最近的两年间，很多东西成长起来了。
采访《科学》的主编艾伯茨时，他说：很高兴你们会对科技政策感兴趣，这是关乎一个国家未来的东西，应该得到关注。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吗？但愿如此。
（李珊珊，本刊记者，2010年代表作有《碘盐，那些事实与误读》、《饶毅 中国科学界的“鲶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