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十几万人的县城，已经开始出现城市病 房价已经涨到县城。这似乎不在媒体和舆论的关注范围。但事实表明，西部欠发达地区，两千以内的房价基本成为历史，高的到达三四千了。
县城房价也疯狂，意味着高房价已经围困了全国所有城市。对于真正有住房需求的人们来说，意味着很大的困难。我曾经有一个假设，假设县城的房价处于“宜居状态”，会有一些承受不起大城市生活成本的人回到县城去。现在看来，这条“退路”也变得渺茫。
当然，这并不意外。
县城和大城市房价的形成原理基本一致。以西部地区的房屋建筑和运营成本，当房价达到三四千，政府以土地使用费和税收的名义收去的，也接近或超过一半。如果说过去县城土地使用不透明，现在却基本上是公开拍卖了。房价的构成，政府和开发商各收了多少，是明摆着的。
这就是说，县城也开始应验任志强先生那句话：政府收去了大头，开发商得了小头。
高昂的房价成了政府运转的资金来源，这原不是什么秘密。但如此之高的房价，对经济尚待发展的县城居民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许，这不仅可能使这一代购房者饱受经济压迫，而且会延续到下一代。也就是说，这意味着县政府把未来一代人的生存条件都卖来消费了。
县城的房屋有这样一类目标客户：在大城市打工的乡民。他们要么为了小孩念书（因为大城市不提供外来打工者子女上学的条件），要么到了一定的年龄，没有多少劳动价值可以出卖，于是，回家乡县城买房几乎是注定的选择（相反，县城的公务员和有钱人主要选择在省城买房）。从这个角度，县城的高房价可以理解为，家乡人民在外地打工换来的钱，被县政府收缴了。
这是县城在新时期以来对农民的第二次有规模的剥夺。上一次是二十多年前，通过“卖户口”的方式。那时，一个西部穷县，通过向农民出卖一纸“城镇户口”，一张三千五千，一夜之间，赚取千万。大城市好像没有玩过这个。大城市在相应的时期，开始收“入城费”、“暂住费”。笔者觉得，既然这些收入是非法的，任何时候都应该退还给农民，同时加上通胀和利息的补偿。
然而，对于县政府来说，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卖的。卖完户口卖土地，卖土地的同时，又开卖“养老保险”了。其操作方法是，动员五六十岁的农民，或其他“没有单位”的失业者，一次性向政府交纳三五万元，承诺他们几年后可以向政府“领取养老保险金”。
可是，谁知道县政府如何承担这份信用，谁知道他们现在如何使用，将来如何偿还这笔钱？这是颇堪忧虑的。也意味着县城的一种人居环境。
县城是县委书记一手经管的城市。这跟省城不一样。省城不是省委书记一手经管的，省城还有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虽然也管理省城，但不那么直接，一般得通过市委。而县委书记管理县城往往不通过县城所在城镇的权力机关，尤其是出卖土地这样的“大事”。
县委书记权力特别大。经常听人说，除了军事权和外交之外，县委书记很像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微缩版。当然，这是和县委书记责任重大分不开的。
然而，责任重大的县委书记岗位却极不稳定，从几个月到一年任期的县委书记并不少见。这样的县委书记不可能对县城有长远规则，而往往是只来得及改变前一任的规划。前一任规划的公共用地，如果升值了，一般会被卖掉，卖完就走人，下一任又来者如是。
这样治理下的县城，不太可能是宜居和有远见的，老百姓的生存，不可能是不艰难的。
君不见，而今十几万人的县城，已经开始出现城市病。城区中心地段基本建成了积木式的，人口拥挤，汽车堵塞；而县城的中小学，往往一个班挤八九十位学生；当然，县城也不太可能有一个跟人口匹配的中心公园；特别要说一下，县城的孩子基本不会游泳……这都是为什么？因为土地成了政府的营利手段，越是中心的土地越值钱，而道路、学校、公园、体育等公共设施，毕竟不是直接卖钱的，它们永远在被挤兑之中，甚至可有可无。
这就是当前的县城生活的重要底色。这不仅表明现在的县城已经居不易，下一代的幸福也在预先折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