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美好生活？洛夫格伦和弗雷克曼两位学者向我们描绘了瑞典人的美好生活：在主流文化的描述中，典型的瑞典人热爱自然与和平、严于自律、讲求秩序、严守时间，过着理性的生活。但两位学者却告诉我们，这事实上只是对瑞典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描述。那么，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何成为了瑞典社会的主流？在《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一书中，两位学者研究了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在位时期（1880-1910）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他们发现，在奥斯卡时代，处于扩张中的瑞典中产阶级获得了文化霸权，进而得以将自身的生活方式定义为“瑞典文化”。
洛夫格伦在第一部分“理性与感性”中讨论了十九世纪晚期中产阶级关于时间、自然和家庭的观念。他发现，在农业生产中，时间是围绕生产周期的循环；但在工业生产中，时间是会流逝的，线性的，与利润联系在一起。于是，中产阶级通过汽笛和钟表对人们进行规训，要求人们守时并合理安排时间。与此类似，大自然原本是农业生产的场所，现在则成了中产阶级休闲的景观和怀旧的对象，正如农民为经济利益而饲养的一些动物成了中产阶级豢养的宠物。
在第二部分“洁净与得体”中，弗雷克曼把视角转向了日常生活中的隐秘与禁忌。在对洁净观念的讨论中，他指出，人们对什么是污秽的判断并没有理性基础，对洁净和肮脏的界定完全是一些主观的划分。通过分析奥斯卡时代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对家庭洒扫、洗澡如厕的不同态度，弗雷克曼强调，日常生活中对洁净的界定已经成为社会阶级之间的藩篱。另外，根据弗雷克曼的描述，中产阶级不但在使用词语指称身体时有严格的禁忌，而且在涉及生育、性征、性生活这些问题时，往往语焉不详、努力避人耳目，甚至否认人的自然本能而将这些都归入道德范畴。中产阶级在身体和性方面的这种严厉态度，同样是为了凸显他们自身的种种美德，将自己与其他阶层区分开。
奥斯卡时代瑞典各阶层在时间观念、对自然的态度、身体禁忌这些议题上的看法可以说是泾渭分明。在对居所的空间划分上，中产阶级在家屋中划分出了私密空间，父母、孩子、仆人分隔在不同的房间，人们开始随手关门，以保护个人隐私。而在农民的房子里并没有公共和私人的划分，一切都是公共的。农户夜不闭户，人们串门时不用敲门，父母、孩子、伙计、客人，甚至小牲畜，都睡在同一个房间里。与农民不同，工人阶级在拥挤的住所中对空间进行了分配，但这种分配在中产阶级看来是奇怪而错误的。在工人阶级家庭，一家人睡在狭小的厨房里，却要保留一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客厅。正是由于瑞典中产阶级在对“美好生活”的建构中一再强调自己的生活方式要优越于没落的贵族、无文化的农民和无秩序的工人阶级，我们才会看到，奥斯卡时代瑞典社会各阶层之间所存在的文化支配、从属和反抗。
日常生活中的仪式和常规成就了瑞典中产阶级的文化霸权，而瑞典中产阶级对“美好生活”的界定又成了瑞典社会的常识。洛夫格伦和弗雷克曼以奥斯卡时代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为立足点，与福柯对规训的讨论、道格拉斯和利奇的洁净研究、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理论等进行了深入的对话。正是因为这种对话，这项对一个多世纪之前的中产阶级文化的研究没有成为对历史遗迹的细碎记录。
然而，《美好生活》一书最重要的意义，如约翰•吉利斯在为本书所写的“序”中所言，在于启迪读者去反观自身文化中的各种神话和仪式。因此，即便对当代瑞典社会和瑞典历史所知甚少，读者仍然可以从对本书的阅读中有所收获。在对瑞典奥斯卡时代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描绘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山里的老农难以理解登山旅行者又花钱又花时间来受苦，而登山者却宣称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能够控制自身和外在的自然世界。瑞典人一个世纪前对农村卫生状况的种种批评似乎正是我国当下“新农村建设”的动力之一。而我2011年1月在西南地区的村庄调查时，农业规模经营者抱怨所雇农业工人时的用语，与十九世纪末瑞典资产阶级对工人不守时和懒散的指责如出一辙。此外，家庭中夫妻之间的亲密感情、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等等，这些都是奥斯卡时代瑞典中产阶级和当下中国社会的共同关注。这种种相似在令人莞尔之余，也不禁引人思考：当今中国人的“美好生活”又是如何建构出来的呢？
本书瑞典语书名是“文明人”，意指奥斯卡时代的中产阶级是接受了新文化规范的人。而英文译本书名是“文化建构者”，强调的是瑞典中产阶级对新文化的建构。中文译文则直接用“美好生活”为题。这不仅强调了中产阶级对主流生活方式的建构，更与现下中国社会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所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