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杂志图片或者电视荧屏上看见谢晋导演的时候，总是能感受到他身上那股呼之欲出的书卷气。那一副精致的珐琅框眼镜和一身笔挺的西装，与那些穿着脏兮兮牛仔服的电影导演相比，你会觉得他才是一位真正有绅士派头的上海“老克拉”，一位言谈举止优雅清逸的谦谦君子。后采，有机会在餐桌上亲眼目睹了谢导跟别人拼酒，才被他那浑身散发出来的豪侠之气吓了一跳。那次，谢导拧着一双眉毛，用一种不屑一顾的眼神瞪着对方说“你那哪里是喝酒，看我的!”。说罢，手腕一抬，脖子一仰，把一整杯茅台倒进嘴里。
早年，在江安国立剧专，曹禺、洪森、焦菊隐等戏剧大师亲自执鞭授课，这为谢导打下了深厚扎实的文学与戏剧基础，也让他养成了挑灯夜读的作息习惯。一位老朋友对此还颇有抱怨。特别是一道外出，同宿一室之后。这位老人摇头道：“这个家伙晚上是不要睡觉的，整夜抱着本书，一啃就是大半夜。说他也不搭理你，唉!跟他一起住真是作孽哟……”不过，常年以书为友，并未让谢导成为一个书呆子。对于放眼社稷天下，一腔鸿鹄之志的他来说，读书不过是为了知人论世、通情达理，而不是去做一个寻章辑句，皓首穷经的两脚书柜。或许正是有了这样一种练达的抱负，谢导才有足够的能力和才情在自己的电影中，恣意书写着激情澎湃的家国关怀。因此有人说，谢晋电影的政治表达欲似乎太过亢奋，然而，细细品察就会发现，真正为谢晋所关注的，从来就不是政治功利本身，而是那些被迫挣扎在政治漩涡中命运坎坷的痴情男女。
在驰骋中国影坛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为什么谢晋的影片总是有着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巨大感召力?原因之一就是他特别擅长在特定政治历史背景下，为那些沉浮于乱世尘嚣中的善良人性，向长空发出一声悲悯与忧思的天问。于是，又有人说这是一种关乎政治又超越政治的生命感悟。正像谢导很欣赏自己在《牧马人》中设置的一个细节所表现的那样：当许灵君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以后，一位干部把补发工资扔到他的面前，用一种习惯性的教训口吻告诉他：“500块钱给你，以后不要再犯错误了!”许灵君拿着这钱，不由得掩面痛哭起来。这点滴须眉之泪当中所隐含的种种甜酸苦辣，难道不正是半个世纪以来为无数中国知识分子所殚精竭虑、载饥载渴的一种彻骨的现实体验吗?
在他的影片中，最为谢晋钟情的是那些处于生活边缘，却总是把无私的爱奉献给饱受肉体与精神创伤的男子的女人们。《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牧马人》中的李秀芝、《芙蓉镇》中的胡玉音、《清凉寺钟声》中的羊角大娘，她们身无长物，孤苦飘零，却不惜用自己的肉体和情爱来抚慰和陪伴那些跋涉在漫漫人生长夜中的七尺男儿。有人说这是出于谢晋个人的一种怜香惜玉的文化想象。然而，如果把这些充满温情与母性的人物符号还原到她们所处的时代氛围当中的时候，我们便不难发现，在“文革”阴霾刚刚散去，传统的革命父权秩序遭到瓦解和重构的当儿，一个饱受心灵创伤的民族，难道不正像一个受了委屈和贬损，需要母亲的温情和安抚的孩子一样，需要着道德和精神的疗救吗?有的评论家，不是以一种宽容的眼光来考量谢晋影片与大众心理需求的互动关系，而是戴着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对此，谢导哪里想得通，他会激动地挥舞着手臂，用洪亮的嗓音告诉人们：他们根本不懂，“文革”中我的父亲跳楼自杀，躺在街上很长时间都没人过问，最后是我自己从血泊中把他背回家里……假如说，谢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的确是迎合了一种传统父权文化对于完美女性的欲望投射的话，那么，这种投射难道不是大众所翘首以待的一种精神慰藉吗?在一场巨大的民族灾难过后，人们除了理性的反思之外，难道就不需要一点情感的宣泄和抒发吗?
然而，谢晋也毕竟只是一介书生，在他的知识谱系当中，或许更多的并不是刺谏策论这一类治世秘典，他更熟悉，或者更有兴趣的，或许还只是唐诗宋词元杂剧这类兴观群怨的咿呀辞章，以及某些为城市小资所津津乐道的弦歌礼乐。但是，他的政治激情一旦获得了民间叙事的滋养，一旦获得了大众修辞的支撑，谢晋电影的政治表达就能被转化成一种与观众具有亲和效应的审美力量。这就像《女篮5号》中为刘琼所爱不释手的那盆纤细的兰花一样，在抒发主人公人格追求的一侧，更隐约包含着传统文人那挥之不去的雅致和闲适。于是，谢晋电影中所传达的政治，就不再是一种复杂艰深的机谋与玄思，而成为一种为观众所耳熟能详的诗意叙事。
如今，谢晋的酒量小了，耳朵背了，然而他说话的嗓门却越来越大，想要创作的题材也越来越多。一位老友撰文告诫他：告别开买拉吧，拿起笔来，写一部真实深切的创作自传。而每当这时，谢导都会笑呵呵地环顾左右而言他，躲开你抛给他的话题，转而告诉你《金大班》是一部如何如何的好戏，除了北京、上海之外，他还准备到某某城市去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