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上海第三人民医院（现仁济医院）派往唐山的一支医疗队有３０名成员，今天，离开的离开，退休的退休，留在医疗第一线的只有两个人了，其中一位就是范关荣。今年６０岁的他，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医生，３０年来，他没有再去过唐山，但当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对唐山他总怀着特殊的情感。
３０年前的７月２８日３时４２分，一场７．８级大地震摧毁了唐山。震后的统计数字：丧生者２４２７６９人，重伤者１６４８５１人，７０多万人受轻伤；１５８８６户家庭解体，７０００多个家庭断户绝烟；３８１７人成为截瘫患者，２５０６１人肢体残疾；３６７５位老人成为孤寡老人，４２０４个１０岁以下的孩子没有了双亲。
今年７月２８日，坐在记者面前的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院长范关荣教授，向我们讲述了３０年前作为上海医疗队的一员，开赴唐山救援的全过程。虽然时间的流逝带来了细节记忆的模糊，但范关荣在回忆过程中仍然感慨万千：“这么大的灾难，这么多等待救援的人们，没有时间去抱怨环境的艰苦，也没有时间为逝者伤心，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多救人，而唐山人民的坚强也让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充斥着腐烂的味道
仁济医院当时是上海市第三人民医院，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装备临时帐篷、手术器械等设备的野战医疗队。我们作为野战医疗队员，平时每个月都有演习训练，以应付战争等紧急需要，有时也两三年去一次农村，搭建临时医疗站，为农民服务。一知道唐山发生地震后，我们就踊跃报名参加当时的援救工作。报批之后，我们医院紧急组成了一支３０人的医疗队，备好药品、干粮、手术器械等，待命出发。像这样的医疗队，上海总共去了５支，全国各地的医疗人员都投入到这场与死神赛跑的救援中。
７月３０日一早，我们出发奔赴唐山，先坐火车到达天津的一个军用机场。地震使得通往唐山的铁轨被扭曲毁坏了，火车通不了，只能坐飞机。当时在机场等待的还有全国各地其他的医疗队。几个小时后，解放军用每架可以乘坐９０人的军用飞机把全国的医疗队分批空运到唐山。我们仁济医院和新华医院共同组成５０人的一支医疗队，坐上军用卡车，到达唐山的郊区丰润县。我们就此驻扎下来，被称为“丰润医疗队”。
我们立即就地搭建了医疗帐篷、临时手术室和我们医疗队员的生活帐篷，之后马上开始就地治疗，抢救病人。
我清楚地记得刚到唐山时的景象：城市一片废墟，满目疮痍，所有房屋基本上都倒塌了，剩下的只是断壁残垣；尸体从废墟中挖出来后，就并排放在路边，整个城市充斥着一种腐烂的味道。唐山大地震后。一场大雨后紧跟着是大晴天，天气非常热，我们到达时已是震后第三天，尸体开始腐烂。当时，解放军战士们冲在第一线，戴着面罩，把一具具尸体放进塑料袋，然后挖大坑，把尸体一起埋掉，因为已经不可能把那么多尸体都火化了。
骨折病人最多
每天，解放军战士们在唐山各处通过清楼寻找还活着的人，伤员则由军车和担架就近分送各支医疗队抢救。我记得，我们每天都要抢救二三十个人。
我们接收最多的是骨折外伤病人。由于他们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已三天，裸露在外的断裂的骨头受到细菌感染，大多数患者必须截肢。那时正是七、八月份的大热天，苍蝇特别多，有时病人暴露在外面的骨髓腔里都是苍蝇的蛆，一眼就能看到很多白白的蛆从里面爬出来。如果再不及时给予治疗的话，他们可能会因开放性骨折感染患上败血症，危及性命。
我们每天都要连续做多个手术，夜晚也接着做。当时的环境非常恶劣，由于震后断电，我们在手术帐篷里，用几个大手电筒的光照进行手术。病房条件更加困难，对病人进行了伤口处理后，我们就把他们送进用芦苇搭的临时病房里，所谓病床就是铺在地上的席子，病人一个紧挨着一个躺在上面。等到病人病情稳定后，再由解放军战士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比如河北的石家庄等地，继续接受治疗。
地震中，外科病人是最多的，很多人因脑外伤和内脏出血而死，还有膀胱破裂和胃肠道疾病患者。除此之外，我们还接收了一些精神病患者和截瘫病人，前者是惊吓过度造成的，后者是因为倒塌下来的重物砸到了脊椎，这些病人都需要长期治疗，不是我们短时间内的急救可以解决的。
大灾难后，最让人担心的问题还是传染病，因为细菌特别容易大量繁殖，所以当时唐山每天都要用飞机喷洒药物消毒。尽管如此，水的污染还是比较严重，我们那时所有医疗队成员无一例外都得过菌痢。不过还好，唐山地震之后没有暴发大规模的传染病。
药品很快用完了
电视片里记录的一个老太太把葡萄糖盐水让给小伙子的事，那时经常发生，当然更多的时候是由我们医生来调配的。因为缺少药品，我们只能按下限来分配，用尽量少的药救尽量多的人。
最初带去的药品很快就用完了，我们只能暂时就地取材，采一点中草药应急。那时也不管中药西药了，只要能救人就行，针灸也是我们的治疗方法之一。这时，一方面我们继续得到来自上海的物资支援，另一方面也经常有飞机空投一些食品和药品。
我记得，我们当时还自己过滤配制生理盐水。因为大量骨折病人的骨髓腔中有蛆，我们药品用完后，只能想别的办法。有人想起抗美援朝时志愿军使用过汽油，于是我们也尝试用这种方法，把汽油浇在蛆上面，让它们凝固死亡，然后再截肢治疗。
那时我们医疗队的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我们所有人都一个挨一个住在帐篷里，吃的食品是压缩饼干、罐头食品和酱菜等。由于余震还不时地发生，我们为了抢救和看护病人轮流值班。在我们去唐山救助的两个月时间里，天气一直很炎热，我们只能在附近的河水边用水擦擦身。在唐山人民经历那样的灾难面前，虽然生活艰辛，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怨言，都以病人为重。为了尽早度过灾难，我们都拧成一股绳，集体主义精神一直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不仅仅是我们，当时开滦煤矿也受到了地震的影响，但是煤矿工人一直坚守着，保卫着煤矿安全。这说明全国人民一心团结，共同抗灾。
那两个月，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唐山人民的坚强。他们几乎每家每户都经受了巨大灾难，受到了极大身心创伤，但是他们在接受治疗时都很少说到自己家，他们把自己当作一个大家庭的一分子，你帮我我帮你，共度难关。在这种劫后余生的情况下，他们想到的是如何维持生存。在承受巨大心理痛苦的情况下，他们依然表现坚强，积极地配合医务人员。比如有时我们就在地上打麻醉，把病人的脚架在医生的肩上，这在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有时候药品不够只能进行局部麻醉，他们都咬住牙挺过去，不会大哭大闹，而是尽力配合。我知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他们很多人当时已经一无所有，但他们有着坚强的心。
重建医疗体系
紧急救援结束后，上海人民对唐山人民的救助并未停止。我们回沪后，又去了另外一支医疗队，这批人在唐山一待就是一年，他们是去帮助唐山人民重建家园的。我们派出了上海最好的医务人员，帮助唐山建立完整的医疗体系，在丰润县新建了一所医院，配备了所有医疗科室。唐山人民对上海人民的感激之情直到今天还可以深切体会到。
唐山一别３０年，我再没有回过那里。这次纪念唐山大地震３０周年，上海组织了一支当年的医疗人员代表团去唐山，我们医院的另一位同志将前往参加。他当时是我们的行政人员，一个偶然让他成了医疗队的一员。那天，我们医疗队已经出发了，但负责开车的保卫处干部因为不是专业司机，摸黑开车结果途中撞墙，把几名医生撂在地上受伤了。因为上级规定医疗队一定要达到一定人数才能奔赴唐山，所以当时正好在医院值班的这个行政人员就紧急接替“上岗”，自告奋勇去唐山参与救援工作。记得那时他什么都来不及带，连替换衣服也没有，甚至来不及和家里人打招呼就上车了。如今，这是多么不可想象的事。
唐山大地震大概是２０世纪最大的自然灾难，尽管３０年过去了，但那次救助经历对当时年轻的我是一次生动教育，也是一次考验和锻炼，对我的一生起着促进和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