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是要奖给那些在经济学理论前沿的学者。 新理论对人类经济生活的解释能力,尤其是持久的学术生命力,才是委员们关注的重点。但需要强调的是,所谓一年一度的周期,意味着这样的大奖毫不掩饰她的当下意义。
一个醒目的事实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上去就是一个关照当下人类经济生活的奖项,而当下经济生活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失业。而且是令人纠结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更令人纠结的失业。
“凯恩斯主义激活市场”?
经济危机一直是人类经济生活的魔咒,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当然致力于这一宏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说2008年克鲁格曼获奖,是评审委员会将“激活经济生活”的筹码再次押给凯恩斯主义,相信这样的判断并不是空穴来风。
事实上克鲁格曼就是一名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而所谓“凯恩斯主义激活市场”的说法,正是来自克鲁格曼。
人们当然记得凯恩斯那个由政府找一群人挖一个大坑、再由政府找一群人填上这个大坑的经济刺激政策,这近似于玩笑的构想,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解决就业。如此,在一片楚歌声中的世界经济,连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大佬们,也会理所当然地把希望寄托给政府。
相信关心经济律动的人们,对2008年世界各国政府的经济刺激大手笔仍然记忆犹新,美国投入了将近8000亿美金的豪华骰子,中国押上来的赌注,字面上是4万亿,民间的说法是10万亿。
全世界在一夜间把政府推到了救世主的位置,以为政府才能救经济脱离苦海。只有少数几名经济学家,如奥地利学派,以及中国的周其仁、张维迎、许小年等,发出了一些微弱的反对声音。
2009年,当然是各路经济学家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年份。我相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审官员们看到了这一现象,因此,我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把大奖发给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就是对风起云涌的政府干预的一次学术层面的纠正。
众所周知,奥斯特罗姆关注公共选择,这个领域向来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制衡,而威廉姆森的企业合约理论,彰显的显然也是市场的力量,而市场和政府的边界,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们孜孜以求的重大课题。
因此,理论意义上,2008年、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目的,可能都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2008年人们指望着政府救市来解决就业,2009年,则指望通过公共生活,通过市场选择,通过企业的发展来解决就业。
这是一种思维的惯性,至少在金融危机的阴影看上去仍然明显的前提下,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依然在这样的思维路径上发力,这一次,他们干脆把大奖颁给了3个职业研究失业问题的学者。
三个研究失业问题的学者
看看3位学者说的话:
彼得•戴蒙德说:我很高兴获奖,当前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之一是,贝弗里奇曲线的明显改变,是否意味着结构性失业的上升。
事实上,戴蒙德正是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几年前他就此问题写就了具有奠基意义的一篇论文,该论文迄今仍是该主题在谷歌学术搜索结果中的第一条。贝弗里奇曲线显示了职位空缺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因此,连骄傲的克鲁格曼也说,真是太好了,戴蒙得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迪斯说:我非常高兴并且非常惊喜得到这一奖项。我刚开始研究的时候欧洲的失业率已经开始上升了,所以我知道这一问题将会影响政府的政策,将会有更大的社会意义。
如果社会不采取措施,失业率将可能会进一步升高,而经济学家对此却难以提出有效的理论来应对这一现象,所以我们致力于开发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来解决这一问题。而这个新的模型现在确实收到了效果。
戴尔•莫滕森: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将要付出很多努力,在这一过程中,有效的政策完全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失业问题如此焦虑地堆积在人类经济生活的案头,这再一次证实,经济学的确是一门济世的科学,甚至是一门致力于当下建设的科学。
在此之前,很多人都看好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理查德•泰勒和罗伯特•席勒,尤其是席勒,我几年前就认真拜读过他的著作,可以说是心存向往。因为他预测或解释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不过,最终的获奖名单爆出冷门,3位关注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家分享了这一奖项。
其实也不算冷门,难道还有比解决人类就业的理论更值得我们期待么?难道还有比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就业问题,更值得经济学家去苦苦探讨么?
戴蒙德据说是一位名声远播的神童,他生于1940年,年仅23岁即获得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神童的赞美来自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之口。可见戴蒙德的确牛得吓人。
作为麻省理工大学的经济学瑰宝,戴蒙德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经济学中的所谓“世代交叠模型”,他还在许多经济学领域做出了基础性贡献,包括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险制度等。
今年9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提名戴蒙德为美联储委员会理事,但因为共和党质疑他能力不够而作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今戴蒙德证明了自己。
相比戴蒙德,莫滕森的名声小了一些。他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从1965年至今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莫滕森在劳动力市场研究和相关理论领域的学术成果具有开创性。
当然,他在就业市场劳动力调整和安置领域的研究,如今已是世界经济学的风景了。
皮萨里迪斯的身份标签,首先是他的出生之地塞浦路斯,但事实上他很早就定居英国,并出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
皮萨里迪斯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以及经济增长问题。他的代表作是《失业均衡理论》,至今被看作是失业经济学领域的标准教科书。
如此豪华的简历、特殊的研究方向,再次证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良苦用心。
中国依然依赖政府推动
自2009年5月以来,美国失业率一直高于9.0%,今年9月份公布的失业率仍超预期,保持在9.6%的高位,这是美国25年以来高失业率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而遭遇希腊危机打击的欧元区16国,今年6月失业率一度高达10%。
中国经济的失业率究竟是多少,真实的数据无法得知,而且可能令人惊悚。不过有人罗列过几组基本的数据,中国每年的GDP增长数据中,70%来自于以私人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在1990年代国家主导的抓大放小过程中,那一批被政府主动放弃的行业和企业,纷纷由私人企业占领。
按照市场经济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企业的基本逻辑,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主要态势,就是由这一批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来运行。
最直观的数字指标,当属就业人数,比如每年来到城市寻找工作的超过2亿的农民工,90%都在中小企业里就业;每年600万大学毕业生,70%也是在中小企业就业。如此巨量的经济贡献,按照一般的常识,应该是继续大力发展由私人企业和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而绝不是眼下的国进民退。
从这样的分析框架里,我们能得出一个基本结论,金融危机爆发3年之后,中国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基本逻辑,仍然是依赖政府推动,国进民退的态势就是最醒目的证据。
而基于市场的自由选择、私人企业的大面积参与,以及眼下火热的市场自由运行导出的就业选择和摩擦秩序,都没有进入政府工作的重心。庞大的中国经济,依然是政府的独角戏,依然是所有人都龟缩在政府的胯下,不思进取,做着政府利益食客的美梦。
中国谚语云,三人行必有我师,今年的诺奖三人是成形了,但中国经济看上去并不愿意为师。
如果说2008年的中国经济政策基本与世界经济同步,刚好同步在政府的深度干预上,而这正是中国向来的经济政策传统,那么,接下来的2009年,中国经济政策并没有随着世界经济的大势,走向公共秩序,走向企业创新。
至于现在,2010年,当世界经济的大戏已经朝向市场的自由演进,中国的经济依然沉陷在政府单一的政策导向中,在一个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节奏,至少比世界经济的大势,慢了2年。这么看起来,试图融入全球化体系的中国经济,更多的时候,也许仍然是叶公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