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尼死了，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里，只有少数文化上的精英分子感觉怅然若失。他是遥远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电影的活化石，肉身的毁灭形象地宣布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唯独在中国，他的死引逗起许多人的回忆。安东尼奥尼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管你信不信，经历过1974年对其作品《中国》的批判的人，都清晰地知道这个事实。
我有个年长的朋友，那时候在北大荒当农工，免不了也要加入战团，批判一通。他没有看过那电影，也不知道安东尼奥尼是谁。批判一部没有看过、也没有机会看到的电影，就像和一团空气作战。照例，敌人几乎是假想的，只有当年《人民日报》的文章提供了少数端倪。然而，这种战斗方式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他的前半生、几乎整个国家和无数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置身在这样的假想的战斗之中。
我不禁想起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拍摄这部电影时的情形。他置身在他从没有见过的情景之中，置身于陌生的语言的海洋，每一次拍摄都是一场小小的战斗：让主人相信他在按照预先商定好的方案工作，同时猎取他想要的镜头。安东尼奥尼的战斗和我的朋友的战斗并没有两样。他们都在挑战一种无从了解的事物。
长达3小时40分钟的《中国》，让安东尼奥尼意外遭到了8亿人的齐声责骂――这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安东尼奥尼沮丧的是，引起争论并不是他的初衷。影像的情绪是灰暗的，处处都充满了对现实背后的事物的怀疑；对安东尼奥尼来说，他的本意并非想要诋毁什么，他只是本能地对历史的未来感到悲观。但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是，电影的问题不在于安东尼奥尼本人的历史观，而首先是他没有尽到为客之道：他被邀请到红色中国来，却违背了主人的意志，辜负了一番信任。
安东尼奥尼来到中国，是刚刚建交的中意政府的形象工程。原来是电影搭台，政治唱戏，双方虽说未必一拍即合，也可以说是两厢情愿。没想到，这出戏到底唱砸了。而其他人受邀来到中国，却少有波折。1955年，萨特来过：他登上了天安门，观看了潮水一样的人群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呼万岁。1960年，埃德加?斯诺故地重游，见到了延安时期的许多老朋友；据说斯诺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可惜，他的新书在美国却乏人问津。1965年，安德烈?马尔罗带着戴高乐的指令会见了毛泽东；他在回忆录里写了不小的篇幅，有人说他是“恬不知耻的胡编”(说他只和毛泽东待了三十分钟时间，刚来得及交换一些外交辞令)。和他们相比，有人难免要觉得安东尼奥尼可谓不识相。《中国》的影像让人不快，尽管绝大多数要归咎于被拍摄的历史本身，但，也有一些要由导演本人负责。他在北方农村拍摄一些面部特写时，几乎是一种强迫。安东尼奥尼在这里利用了权力；尤其是进入当年中国的外国人的特殊权力。然而，我怀着矛盾的心情理解了他。
来中国这一年，安东尼奥尼已经60岁了。对这个年龄来说，忠实于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所有的真实都不过有限的经验里能够被言述的一小部分而已。《中国》里面的真实是零零碎碎的，有逻辑，却没有体系可言。这本来是人生的真相。安东尼奥尼在电影里引用了中国的谚语：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他想以此表达真实的局限和自己的谦恭，彼时却被看作是包藏祸心的帝国主义分子的虚伪的自白。
现在他死了。我觉得，当年的批判者也许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个盗版的《中国》，好好地看上一遍。可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来不及了。他们的后半生太忙。太多假想的敌人等着他恢复原来的面目；许多人还不知道大师的死，安东尼奥尼，如果没有他的死，他已经被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