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住在这个著名的无人理会的天水围。”这是刘国昌电影《围。城》里一句极为普通的台词，却一语道出了香港最大的悲情和无奈。 我是在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期间观看这部电影的，电影以香港天水围社区为故事背景，讲述了一帮隐蔽青年如何在挣扎之下沉沦犯罪的故事。这其中被导演所刻意聚焦放大出的黑暗和丑陋，与上个月刚刚公映的许鞍华新片《天水围的日与夜》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天水围的日与夜》也是一部将镜头对准天水围的电影，许鞍华意欲通过再现天水围两个家庭简单的日常生活，来展示出人性的温情。然而当电影里出现独居婆婆为了省钱，只买十元钱的牛肉，炒出两碟菜心牛肉，一餐作两餐吃；寡妇母亲为了获得免费派送的纸巾，叮嘱儿子步行到很远的便利店购买报纸这些小细节时，我们感受到的，依旧是天水围的叹息与辛酸。
天水围地处偏远的香港新界元朗区，是香港人眼中的“悲情市镇”：虽然该社区只有区区２７万人口，却是全香港最多内地新移民，最多失业人口，最多低收入贫困人士，最多单亲家庭，最多独居长者和最多青少年问题的社区。在贫穷、失业、孤独等问题重重影响之下，这里的居民找不到合适的途径宣泄压力，于是就如同《围。城》的情节一般，发生了一宗又一宗震动整个香港的家庭伦常惨剧。
2007年10月，一名领取综援的妈妈把自己只有12岁大的女儿和9岁的儿子捆手绑脚，硬生生从24楼推下，随后自己跳楼，3条生命就此终结。2006年7月，3名同是３０多岁的单亲母亲，相约在其中一人的家中写下遗书说生无可恋，在屋内烧炭身亡……
这一幕幕血淋淋的悲剧仅仅只是天水围众多不幸中最为凄惨的――当我2002年在天水围进行新来港人士辅导调查的工作时，就曾经一度为这里表面安宁之下的触目惊心感到绝望。然而6年过后的天水围，贫困人士和新移民家庭的日日哀叹似乎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糟糕，连歌手李克勤都在歌曲《天水•围城》里大声地唱道：“围住了的血汗围住了的跌宕/围住了当初的厚望/越来越渴越来越觉/没能力去闯出沙漠。”
天水围“人间沙漠”式的悲情，从何而来？天水围的前身是一片大鱼塘， 1970年代末，随着香港经济的快速起飞，当地村民决定告别自祖辈起就开始经营的渔塘鸭场。到了1982年，当时的港英政府收购了天水围的全部土地。在港英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天水围周边的鱼塘几年不到就都被填平，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生气勃勃的新市镇。
香港回归之后的1998年，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全城经济陷入低谷。天水围地区曾被特区政府规划为供应大量居屋楼房的重要地段，但伴随着金融风暴影响的扩大，大量居屋迫不得已遭到停建，被改建成为接收低收入家庭的公屋。除此之外，那些原本用来建立夹屋，满足夹心阶层（即收入不足以购买私人楼宇，又不合资格申请居屋及公共屋村的中等阶层市民）住房问题的用地，在“夹心阶层住屋计划”取消后，也被用来建立公屋。一时之间，整个天水围新市镇处处公屋林立，公屋居民的比例高达85%之多，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贫民区”。
如果仅仅是物质上的困境，尚可以通过各种政策措施进行硬件上的改善，但精神上的困境却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消弭。《天水围十二师奶》一书曾为典型的天水围家庭主妇总结出了如下特点：都是新移民，文化知识水平不高，丈夫不是患病，就是在内地包二奶；一个异乡人带着子女在疏离的社区生活，不仅语言和文化上存在着隔阂，生活上也有诸多不便；最为要命的是，这些新移民妇女，当初都是抱着对香港的巨大期许和理想来到这里，但是香港不是天堂，天水围似是人间的凄苦地，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往往无处找寻帮助。
也许在许鞍华的影像中，天水围依旧充满着温情与希望，但当《蝙蝠侠》、《街头超人》等商业大片在全香港各大小影院日夜轮放的时候，《天水围的日与夜》却仅仅只能够在一家影院上映，并且映期只有６天：现实中的天水围就是如此孤零而少有人瞩目，而这也正是“悲情市镇”真正的悲情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