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唐纳维认为中国经济的挑战主要是存在价格扭曲。 次贷危机愈演愈烈，通胀上行压力急剧增加，不仅美国经济有衰退之虞，世界经济也面临严峻考验。尽管对于目前的危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保持了较好的抗冲击能力，但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也在显著增加。
奥运后的中国经济向何处去？中国经济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新民周刊》特约记者就此采访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太局副局长斯蒂文•唐纳维（Steven V. Dunaway）。同时兼任IMF访华代表团团长的唐纳维是IMF中国经济研究的最高权威，许多IMF涉华报告就出自他手。
当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来自西方国家的唐纳维一直持强硬态度，认为目前人民币依然存在低估，并鼓吹人民币应加快升值。对他的采访，则从他感受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变化开始。
中国经济的挑战
《新民周刊》：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你多次访问中国，如何感受中国的变化？
唐纳维：我第一次去中国是1988年，恰逢改革开放10周年。尽管中国通过开放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对我们这些来自ＩＭＦ的经济学家来说，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中国能不能继续推进开放，并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
当我2001年重新回到中国时，我被中国的转变完全惊呆了，尤其是在北京。当然我还能认出天安门广场、紫禁城和北京饭店，但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认为，这种变化也显示，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许多建议被中国政府采纳了。比如，经济开放度增加了，对外汇管制和交易放宽了，对外来投资的禁令解除了，允许外资设立100％控股企业，还有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些都是中国开放的重要部分。
此外，中国的进步还有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改革的好处是两方面的，一是它们转变为真正的商业企业，其中大部分企业转型非常成功，它们都已经成为中国的大企业。
另一个方面，大企业得到重组，一些企业对某些不需要的业务，进行了出售清理，并通过改革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家。
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都对中国经济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过去的２０年。
《新民周刊》：回顾过去，你着重关注了中国经济的哪些方面？
唐纳维：回顾中国经济过去７年的发展，我们和中国领导人有着共同的关注点。温家宝总理在去年３月的全国人大上说，中国经济发展还存在不稳定、不均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我们也认为，中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这是一个问题。这必须取得平衡，使消费起到更大作用，并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在过去几年花了许多时间研究何为发展的根源，尤其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不均衡的发展。像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我认为中国经济的挑战主要是存在价格扭曲。最关键的价格集中在能源、土地和水资源等政府管控价格上。
当然，还有污染成本。许多中国企业根本就没有支付污染成本，因为它们在使用土地、空气等自然资源时，根本没有支付保护环境所需的成本。这些问题很重要。
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价格扭曲问题有两个：一是资本价格，中国为投资而融资的成本太低了；二是人民币汇率也偏低。这两个原因，导致中国的投资集中于出口领域。
经济快速增长，就业岗位却不多
《新民周刊》：你提到中国的外贸，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中国企业家抱怨，由于人民币升值，已经导致中国沿海不少企业关闭，许多工人失业，你对此怎么看？
唐纳维：这是问题的一部分，你们对出口领域的投资过于庞大。从长期来讲，这些企业根本不能存活，它们实际没有竞争力。尤其是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只是由于汇率和资本成本那儿摆着，才促使大量资金流向出口加工领域。
《新民周刊》：谈论人民币升值或许很容易，但实际问题是：对中国来说，迫切需要为民众尤其是农民工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然而许多人因人民币升值失去了工作，你觉得如何处理这个挑战？
唐纳维：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尽管中国经济在快速地发展，在过去10年中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0％，但是由于中国经济过于依靠投资推动，创造的就业岗位太少了。其中的原因，一个是因为资本密集制造型企业，另一个是银行系统的低效率。银行倾向于贷款给资本密集制造型企业，你应该对此有基本的了解。在中国，资本产品比劳动力更便宜，在劳动力丰富的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部分的解决办法是，要促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资本的扭曲问题。而你不可能在不改变汇率的情况下去纠正资本的扭曲。
这两个问题必须同时寻求解决，并促使投资流向国内消费领域，而不是外贸领域。你说的没错，我们也承认，中国出口企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由外贸领域转向内贸领域的过程，许多人的工作需要转换，这需要一定时间，确实会有阵痛。但政府应采取措施，为他们提供福利，帮助他们尽快实现转变。
当然必须认识到的是，要保持出口企业的就业岗位，并非是长期手段，因为从长期发展来看，这些岗位的所在企业并不具有竞争性。
总体来看，中国的发展相当快，中国出口产业有相当的竞争力，中国出口每年增长率达到了２５％，比世界平均增长率高了许多。今年中国的出口确实出现了放缓，但考虑前１０年的快速增长，中国出口增速可能超过了世界需求的增速，其他国家的相关产业也需要进行调整。
目前的问题是，究竟什么造成了目前的增速放缓？你马上说这是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是一个因素，但我认为，更主要的因素是世界需求下降，尤其是美国需求下降，可能欧洲需求也将下降。
另一个因素，我认为是政府本身的政策，比如正推动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型；还有，是中国企业内部的竞争，投资推动了中国企业的产能，为获得订单，中国企业竞争过度。
另外，经济发展有其一般的规律性，总会有企业因决策错误而破产。
次贷危机对中国影响不大
《新民周刊》：温家宝总理说，他担心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国次贷危机，一个是美元持续贬值，你认为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中国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唐纳维：中国也必须从银行监管问题上吸取教训，即必须关注银行的举动，确保不会为此损害收支平衡。
中国金融机构的次贷债务并不多。因此我认为，温总理的担忧很多可能是非直接的影响。那就是世界的需求。随着美国经济的放缓，欧洲也受到影响，次贷危机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进而推高了贷款利率，降低了市场信心。但这些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中国海外债务并不多，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要大得多，对欧洲的潜在影响也很大。
需求推动中国的出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次贷对中国经济会有影响。但中国有足够能力减轻次贷带来的影响。假如美国和欧盟的增长继续放缓，中国可以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措施促进经济。
《新民周刊》：中国目前通胀也在上涨，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你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是什么？
唐纳维：尽管最近通胀有所下降，但这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还存在多种使通胀恢复上行的因素。
尽管现在通胀在可控阶段，但我认为它在未来几年的不确定性将加大。因为中国的燃料、电力等价格都是政府控制的，政府未来有必要提高燃料和电力价格，跟国际接轨。
我认为通胀将会继续下降，但在明年或随后时间，通胀的实际表现应该还会高于过去，比如高于2005年和2006年。当时的通胀水平是２％，我认为未来应该不会降到２％，而有可能保持在3％-4％。
另外一个问题是大宗商品的价格，因为这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原因。我认为从过去几个星期的表现来看，世界经济将会有所放缓，这同样影响大宗商品的价格。而这将降低通胀上行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