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开香港之前，很自然地被所有朋友问及一个相同的问题：你对香港最大的留恋是什么？“书店”。每一次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这样的回答每一次也都会招来朋友们惊奇的眼光，他们接着会问我，你离开家乡南京，离开上大学的城市上海时，所留念的也会是那里的书店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反而犹豫了很长时间，似乎我最怀念的，反而是南京的城墙，上海的弄堂。不错，南京和上海，都有环境优雅，适合消磨一个下午的宽敞大书店，也有大学周围那些小巧但充满了无穷文化气息的人文小书店。香港呢？那些逼仄杂乱，愈搬愈高、愈高愈少的二楼书屋，那些永远抢占畅销书榜前列的投资理财、运筹八卦、政治秘闻类杂书，以及那种愈发凋敝的读书氛围和文化气息，似乎越来越成为我笔下批评的对象。
香港不是一座读书的城市，这似乎早已经以“公理”的形式成为人们的共识：香港太喧闹，太商业，太吵杂；购物天堂、美食之乡、动感之都、国际金融中心，每一句耀眼的标语口号都在渲染着这座城市的动感新潮和它的物欲横流。按照陈冠中的话说，香港社会的普遍心态，就是“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到头来，大学教书的迷股票，媒体做报纸的搞网络，政府当官的帮忙催谷楼市，却唯独缺少了沉得下心来的读书人，以及一座城市本该具有的地标性书店，譬如巴黎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旧金山的“城市之光”，纽约的“高谈书集”，费城的“博得书店”。所以台湾钟芳玲一本《书店风景》，里面没有提到香港，也是理所应该。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60岁才开始写作的英国女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她一生只写过九部小说，却有三部入选过布克奖的提名。在其中一部名为《书店》（The Bookstore）的小说里，菲茨杰拉德通过描述一位寡居老妇人弗萝伦丝如何在一个不足千人的小镇上开书店的故事，来揭示出主人公“我就是想开一家书店”和“可是，那个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的冲突与矛盾。在小说里，书店的存在与否，对于小镇上的居民来说甚至没有街边一只小狗的命运更受关注，所以当主人公决定在书店里引进《洛丽塔》一书时，遭受到的却是小镇居民的不理解，甚至嘲讽。
“要是《洛丽塔》是一本好书，我就要在我的店里卖它。”老太太如是想。一个人对书店最质朴的热爱，在另一些人看来，却只是一件荒谬而可笑的事情。没有书店的日子，生活会否缺失什么呢？如果无所谓缺失的话，为什么还需要书店呢？其实这个偏僻的英国小镇就是一个隐喻，几乎可以代表着一切世故、保守、功利、过于物质和精明的城市，并且无一例外的，都“不需要一家书店”。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还独独只会怀念香港的书店呢？这真是一个很有趣并吊诡的问题。难道是因为我外来者的身份，以及难以完全触及的两岸三地的读书资源，放大了我的这种认识？还是因为那零散分布在高楼大厦间，惨淡经营着一家家二楼书店小老板们的坚持，以及他们对香港的关切与责任感，感染了我对香港的热爱，进而爱屋及乌地也爱上了这里的书店？
对此，梁文道先生曾这样回答过我。在梁先生看来，香港的书店就如同一小片一小片的绿洲，只有住惯沙漠的人才会敏感地知道绿洲的数量、方位与大小，并且以它们为每趟行程的重要标的。久而久之，书店就会被当成自己最重要的梦想，并且会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去寻求。
这是读书人的梦想，然而个人对于书店的留恋再过于热烈，放置在众声喧嚣的大众世界中也会显得如此之微不足道。书店是每一个爱书人灵魂深处可以为之依托的一种精神上的体认，而这种体认也让一座城市的读书人得以找寻到属于自己的群体和空间，不至于迷失在乌托邦式的纯精神臆想之中。尤其对于香港而言，这份体认弥足珍贵。现实的浮躁与功利已经让香港头上那顶“文化沙漠”的帽子越戴越高，但那些在城市转角间、旧楼陋巷中毫不张扬的小书店，却是这座城市散发出的最后一束流光，温暖而柔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