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内部的空虚程度，特别是企业缺乏实现稳定经营的外部环境，远远超出一般善良人士所能够想象的程度，出现灾难性下滑是非常有可能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声称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这一危言耸听问题的提出，是值得我们谨慎对待和认真研究的。由于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温饱水平线上，经济急剧下滑将会危及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进而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安全，这件事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关注。从居安思危出发，国家应该设立危机预警和管理程序，必要时国民经济应该断然转入反危机轨道运行，以遏止经济形势恶化趋势的自我加强，把经济不利因素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由于美国已经宣布中国为“头号竞争对手”，考虑到中国的幅员和人口规模，我们不仅不能有任何对外依赖思想，相反还必须时刻提防西方反华敌对势力趁机落井下石。
以企业经营的内外部环境为例，看一看最近20年我们破坏了什么，又建设了什么，是有助于自己得出判断的。在最近20年中，我们破坏的是国家和财政对企业的支持体系，但是并没有建立新的可以起替代作用的体系；
我们破坏了广大民众对企业和国家的认同，但是并没有给少数的先富人群建立稳定的预期；
我们的主流舆论破坏了艰苦朴素的建国传统，调动并大大膨胀了消费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胃口，但是我们发现可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
一、建设财政变成吃饭财政
从邓小平当家的第一年（1979年）起，中国就开始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70亿元），中国的赤字与西方国家不同，决不是仅仅意味着一个财政问题。因为在毛泽东时代的企业，一直依赖财政拨款进行投资、设备更新改造并提供流动资金，财政的紧张最先受损害的是企业所必须的资金支持。在毛泽东时代，财政支出之中，50%以上是基本建设投资和企业更新改造支出。但是遇到财政赤字之后，第一个所抛弃的“负担”当然不会是政府的各种开支，而是对企业的支持。到1983年进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并实现“拨改贷”，北京有经济学界人士把这个过程通俗地形容为“吃完财政吃银行”，因为由于财政开支的费用方面开始急剧膨胀，已经没有财力对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了，企业在已经无法从财政获得必须支持的情况下，只有转而去找银行想办法。
由于财政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担负整合资源，支持企业的能力，因此改革特别注重发挥和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由于财政由“建设财政”转化为“吃饭财政”，在“六五”期间没有一个能源和原材料项目投产，“七五”开始出现全面的比例失调和紧张。以电力供应为例，七五开始在许多地方，企业已经强制进行每星期“开三停四”或者“开四停三”。为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国家出台优惠政策，只要是办电厂，国家将保证按照商定价格给予收购。由于当时洋人还不太愿意大规模到中国投资，因此国内党政军公检法一起出动，响应国家号召来投资建设电厂，当然各级电力管理部门及其职工，更是近水楼台踊跃争先。由于刚刚从毛泽东时代过来，他们也都是穷光蛋，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银行，于是在各级政府的积极行动下，发电行业由长期的瓶颈状态迅速转入极度过剩状态，今天中国火力发电行业的机组年利用小时数不足4200小时（一年为8760小时），具有70%以上的提高潜力，换言之，仅仅10多年时间，中国火力发电行业吸引的过剩投资，接近人民币8000亿元。与此同时，一个规模巨大牵涉到各级政府和电力管理机构的庞大利益集团形成，并盘踞在国民经济之上，虽然1990年代发生通货紧缩，由于过剩投资一样需要分摊和收回，武汉市居民用电价格仍然上升80%以上。1996年国家成立电网建设公司，也准备逐步实施“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改革措施，几年改革的结果是今天已经成立国家电力公司电网分公司，因为竞争上网的改革，无法保证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利润实现。
这个企业吃银行的过程没有能够持续多久，首先是因为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使得多方面的资金需求与日俱增，而企业并不能在获取贷款上占据优势，特别是在政治权力的影响和政府经商、房地产热潮的“竞争”之下。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代的“洋跃进”过程（改革怎么能够没有政绩呢？），这个过程中，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产品成为投资热点（因为在毛泽东时代这些都是紧俏货，价高利厚），其生产能力急剧膨胀，几乎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建立了生产工厂，今天这三种产品的生产能力闲置已经达到90%以上，这些投资都是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并且银行已经永远无法指望收回了。
这个投资过程的失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家宏观失控，行业总体规模和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必要的限度；
二是市场无节制开放，国外产品的更新换代（如机械表被电子表和石英表所替代）快，有的工厂还没有形成实际的生产能力，产品的市场寿命就已经过去。此外，成百条电视机、汽车和摩托车生产线的引进，也让人吃惊。今天，世界电视机生产能力为7000万台，其中4000万台生产能力在中国，整个中国的市场容量不足2000万台，生产能力闲置50%以上。特别需要指出，这一个“吃完财政吃银行”的过程，就是中国改革最辉煌的年代，也是今天几个行业破产，大量生产能力闲置，投资无法收回，进而导致今天银行坏帐比例接近40-50%的根本原因。由于国家宏观失控，加上地方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使得中国社会资源的浪费，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二、不公平竞争的政策条件对国企的杀伤力
进入1990年代，以银行资金支持企业扩张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新的经济增长点定位在“招商引资”上，内部潜力没有了，所以开始进行调动外部积极因素的工作，这个过程被人称为“合资合营卖土地”。所以对外开放必须上升到新的高度，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就是这一思想的系统和权威的表述，大量的国计民生重点行业对外资进行开放，土地批租和出让成为新的潮流，每个地区都大量跑马圈地，建设各种名目的开发区，无一例外地这些建设资金继续来自银行。这个过程固然会给银行带来新的坏帐，但是这个时期的更重要影响是优惠政策（特别是减税政策）的全面推广，因为招商引资需要这样的吸引力。作为招商引资政策的必然性后果，原来还具有生存能力的一些国有企业开始大规模地遭遇不公平竞争，国企的竞争环境进一步恶化，“洋重复”在优惠政策的帮助下挤跨了“土重复”，更多的企业进入难以为继的困境，银行的坏帐进一步增加。
作为中国主流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家，开始鼓吹国企没有市场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是中国银行坏帐的生产基地，是不可能具有市场赢利能力和生存能力的，应该坚决地予以发卖，而且在亏损企业无法出手的情况下，要先卖赢利企业，这就是所谓的“靓女先嫁”。按照政府高官的说法，这一次是改革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要坚决地“砸破三铁卖国企”，对工人要买断工龄，对企业资产要全面出售，实现“产权明晰”。
三、没有给富人建立稳定的预期
目前对国企的出售非常彻底和坚决，虽然中国目前富翁不多，购买企业的实际能力有限，但是这一过程仍然非常顺利。因为职工工龄作价和企业负债抵消，再加上一点点价值低估，大致上许多国企就能够顺利地出卖了。如一个企业的资产净值为1000万元，职工工龄合计3000人-年，净负债500万元，如果按照每人年1500元买断工龄，合计工龄核减购买价格（因为工龄通常并不即时支付给工人，而是由企业继续承担工人的养老保险等）450万元，再减去负债500万元，因此只要支付50万元就可以购买这一企业的全部产权。这样一个企业到手之后，按照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已经是产权明晰，具备完全的市场竞争者资格了，新的企业主应该全心全意来打理这个企业了，企业不久就可以蒸蒸日上了。
但是新的企业主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如果要经营好这个企业，必须具有相应的技术、资金和市场拓展能力，只要是原来的产品还不过时，技术方面问题不大，市场拓展方面也大致上可以实施比以前更加彻底的向销售人员倾斜的分配政策，问题还是在于资金方面，原来的国有企业经常面临的流动资金周转困难，现在仍然存在，除非新的企业主实力雄厚，但是基于中国的现实，这样的人即使有，也是少数。看来新企业主的难题并不比原来少，程度也不会更轻，因为从目前银行的信贷制度上看，对私营企业贷款许多条件远远比对国企苛刻。因此大致上可以认定，新的企业主要经营好到手的企业，面临的困难仍然非常多。但是如果不是死脑筋，回过头来想一想，就会是大路朝天了。因为手里已经掌握了上千万的资产，无论是变卖还是抵押，都可以迅速进行变现，对于企业的负债和对工人的工龄保障，假如企业破产，都可以合法地予以解除。最后实际上是新企业主面临一个巨大的诱惑：把企业变现然后破产，可以实现巨大的效益，同时却能够避免经营方面的困难。有人说：产权的有效性在于建立稳定的预期，可是国企在出售之后，新的企业主不仅没有稳定的预期，却相反面临巨大的诱惑。这个情形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就是：新企业主面临巨大的玩不转企业的现实困难，但是在损害企业债权人（银行和职工）利益的前提下，却可以依照合法的程序下套现大量的利益。
根据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只要是企业产权明晰，企业主就一定会认真关心企业的赢利能力和管理监督措施的落实，企业就一定会好起来。这一说法看起来与共产党的核心理念直接对立，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的说法针锋相对，宣扬只有资本家才能救中国，也好象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最新版本，但是这些理念都受到政府高官和权力部门的全力支持。
苏联的解体导致旧经济体系的终结，加上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曾经使得俄罗斯的大部分企业丧失生存能力，长期无法正常运转，进而导致俄罗斯经济出现崩溃式下滑的教训，是值得国人深思的。今天大量的国企出卖，同样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大多数企业在转手之后无法正常运转，而且使企业能够获得足够资金和社会支持的市场和社会条件，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难以具备的，特别是中国的发展进程将注定在第一世界对中国持敌视和坚决排斥的外部环境下进行。在俄罗斯这样的深刻教训面前，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绝对不能有自己破坏中国民族企业生存条件这样的愚蠢行为，考虑到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在温饱线上生存的事实，如果中国社会出现俄罗斯那样的经济状况，其后果就要严重许多，很有可能根本就不是我们所承受得起、并且是敢于设想的惨重代价。
给企业建立一个能够稳定经营的社会环境，使得企业家阶层对企业经营具有长期稳定的预期，是企业经营行为“现代化”“与国际接轨”所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首先在舆论上要受到足够的建设性监督和社会同情，他们的事业是执行国家经济发展功能的，是在为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而运作，这是企业家使命感的基础，而不是今天主流舆论所宣称的只是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其次是在社会资源整合方面，需要一个完善的体系，特别是金融体系和教育培训体系，这个体系能够在企业需要的时候，为企业提供足够的人力和财力支持，而且成本应该低到企业可以承受的正常水平，而不是需要去“钻门子、找路子、送黑钱”才能得到，正是因为国家财政对企业的支持体系破产之后，“权力资本化”才遇到了空前的良机---在企业生存与关门的边界上与企业领导人“讲价钱”和做暗盘交易；
第三是市场竞争要在一个可以应付的压力水平上，而不能是毫无希望的“鸡蛋碰石头”，因此市场上的竞争者在实力、规模和技术发展上要是可以追赶的对象，而不是不在同一量级上的“巨无霸”。
稳定预期的建立，需要良好的舆论、合理的支持体系与适度的竞争压力，缺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导致企业家行为短期化，而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现实是三者俱缺，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奢谈什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毫无意义的。至少从1980年代中晚期开始，企业领导人在重大决策上明显是趋向于急功近利，不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前景和后劲，呈现普遍的“盲目投资”“盲目上项目”“盲目引进”现象，呈现典型的“吃银行”现象，这是因为原来的企业财政支持体系崩溃，主流舆论全面转向，国门洞开国内市场遭遇跨国公司的冲击和垄断，所有的企业长期行为都失去依据的结果。这个教训是非常沉痛的，如果在上述三个关键方面难以有根本改观，那么无论企业改革采用何种“形式”何种“力度”，都将毫无效果，而只会把企业向破产的边缘再推进一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如果企业改革按照目前的方向继续，那么中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会迎来民族企业彻底而全面破产的现实。
四、企业经营需要社会力量支持
作为一个常识，企业经营一定要具有三个方面的能力：技术（含软的方面---合格人员、硬的方面---技术装备）、资金和市场。但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不厌其烦地告诫国人，只要是企业主有一个真诚关心自己利益的态度，企业就一定会自动具备各种经营要素，而且还宣称这就是所谓的“与国际接轨”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听起来好象西方没有从来发生过“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一样，今天在西方还是资本家们自己在当家作主。
以前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经济学，总是说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的融合过程，产生了金融寡头。今天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观点，按照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词汇，叫做已经完成了“金融深化”的过程；
反过来中国因为落后，或者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人们的无知和耽搁，这个过程并没有完成，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还很不成熟不完善，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努力和建设过程，所以企业经营者要到哪里去寻找资金来支撑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呢？好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都还用不着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由财政给他们发工资，是纯粹的消费者。
出于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强烈向往，和“与国际接轨”的真诚，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比西方人士更加信奉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他们坚持不懈地宣称：政府必须放弃干预、银行也要谨慎，市场竞争都无一例外是“孤胆英雄”的奋斗结果。中国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唯一重要的原因是产权不明晰，只要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所有企业都将会欣欣向荣。甚至是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方面的缺陷，都会在一夜之间解决，企业会自动地从市场上，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一切必须的支持。
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强大的市场体系，足以支持本国企业整合必须资源，顺利进行生产和市场活动，所以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第一步都是从国家充当经济发展的资源整合力量而开始的。正如萨米尔-阿明所指出的“外围国家追求发展的每一步，都指向社会主义”。但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地说服人们相信，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是中国贫穷和落后的唯一原因，如果不改革这些，中国不仅已经陷入“崩溃的边缘”，而且将永远没有实现富裕发达的可能性。至于在中国企业失去了财政扶持之后，又没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可以依赖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生产和竞争的问题，反正不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问题，他们毕竟不受企业雇佣，他们的身份是政府官员、政府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或者是大学的教授。
实际上无论是中国的国企还是私企，都共同面临着缺乏社会支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软硬两个方面都存在，在软的方面主要表现为：主流舆论对国外产品和技术的追捧，对国货进行直接和间接的舆论打击；
在硬的方面主要是企业没有相应的金融市场可以依托，没有渠道或者没有低成本的渠道获取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实际上适当的消费理念应该是与自己的购买力相适应的，但是主流媒体告诉人们消费是越先进越好，并对国内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形成强大的压力和影响。在主流舆论的宣传下，进口产品几乎成为“先进”“品味”“个人成功”的代名词，以“价廉货实，耐用持久”为特点的国货，本来应该成为国人低收入情况下的首选，但是最后变成国人“心不甘情不愿”无奈选择，国货成为“穷”“没有品味”“落后”的象征，只要是有条件甚至是创造条件都要买洋货。笔者在推销生涯中往往遇到这样的说法“如果买进口设备，出了问题我个人没有任何责任，因为已经买了最好的产品；
但是如果买国产产品，出了问题领导和同事就要怀疑这个人是不是收受回扣了？”应该说这种心态是非常普遍和常见的，国货被宣传成为只有配合回扣才能卖出去的垃圾产品，就是中国主流媒体的功劳。与此相联系的一个并不奇怪的现象是：中央电视台在报道国家领导人接见海外大公司要员时，提供的公司背景资料惟恐不详细，好象怕别人取笑他们无知似的；
对于江总书记朱总理在各地参观的“某工厂”，是从来不屑于提名的，惟恐给中国企业做了免费宣传。从精英阶层的嗜好和趣味出发，宣传消费主义而不是提倡适度消费理念，中国主流媒体为中国国货在国内享受“边缘化”的地位，实在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于极端缺乏资金的支持，一些经营得非常好的公司，也无法实现顺利发展。“乐百氏”和“娃哈哈”最后出卖股权给洋人，就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内在缺陷所致。如果一个企业年销售额达到50亿元，若资金年周转次数为3，则这个企业需要17亿元的流动资金，否则就会遭遇到周转困难。娃哈哈在出卖时年销售额已经超过了50亿元，但是没有机构肯于给娃哈哈提供相应的流动资金支持。乐百氏和娃哈哈的出卖，就是表明了中国有大量的企业在迅速发展中需要大量资金，但是我们的银行体系却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同时从“无锡邓斌”和“北京沈太福”案件中，也可以看到我国金融体系的巨大缺陷：已经有大量的闲置资金没有合理投资渠道，但是金融体系却不能提供相应的引导服务。
今天中国企业在市场竞争力的硬差距方面，背后金融体系的欠缺无疑是头号问题。许多合资企业和国企相比，在管理制度执行和工人素质两个方面根本没有优势，有优势的是国外的雄厚资金背景和分配上的倾斜政策。根据笔者的经验，在合资企业的实际执行中，最终实行分配倾斜政策最积极的也只针对销售部门、高层管理人员和少数技术骨干，对调动普通工人的积极性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对付普通工人主要是利用解雇的压力。
五、在中国掌握改革理论和舆论的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群体
如果中国经济真的因此陷入崩溃，那么他们也已经是劳苦功高，因为正是他们在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上，力挽狂澜，为全中国人民延缓或者是推迟了这一可怕的进程。对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而言，以国家力量推动企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市场支撑体系虽然还没有建立，但是在原则面前决不能盲目让步，不得已而求其次，这就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逻辑。
最近20年的改革过程，除了既得利益集团势力急剧膨胀，权钱结合日益紧密在有序进行之外，其他一切都在消解和混乱之中，一切足以整合资源的力量，都逐步消失。今天银行已经是自身难保，而且20年来宏观战略失误和失控导致大量坏帐的恶果，被主流经济学家解读为银行内部管理不严，宏观失误被宣布为微观问题，国家已经据以对银行业进行极其严厉的管制，以至于今天银行只对购买国债感兴趣，银行已经无法承担集中社会资金支持企业发展的角色，财政和国家政权所承担的资源整合角色在1980年代就已经停止。实际上今天已经没有人乐意去探询这个问题的答案：由谁担当、又有谁足以担当整合中国社会资源（人、财、物）的重任，去推动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也许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在寄希望于跨国公司。
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在结构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弊端，就是几乎所有的高层知识精英都是依靠财政发工资的，这与美国有非常强大的企业研究阵营，以及大学和独立研究机构接受企业集团的基金支持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然这也与中国企业规模小实力不足有关）。在最近的20年中，中国的改革政策理论就是这样一群知识精英所把持，但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旧时代依靠地租生活的地主老财没有什么不同，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群体，他们的思想在整体上也体现的是纯粹的消费者立场，没有生产者的角色意识。这不仅反映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反映在国家的强制性技术标准制订上，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强制性标准都必须划在我国的整体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能够涵盖国家发展目标所要求的全部产品数量，但是我国的技术标准和环境标准无不以“等同或等效国际先进标准”为底本。
在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其消费水平没有达到国际先进标准所制定的水平的现实中，在穷人的需求没有能够被国家管制强制取消的情况下，企业在标准之外肯定具有广泛的市场生存空间，对于这样一部分企业，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要么装做不知道，不闻不问不做任何管理和引导工作，要么在法律依据充足的情况下进行整肃，但是实际市场需要仍然存在，企业也仍然是地方财政的支柱，作为一个平衡的结果是，企业可以存在，国家相关部门不加任何基本的管理，如果权力部门认为必要是可以进行乱罚款和乱摊派的。最后企业认定政府专业部门不过就是为了乱收费而已，因为标准的制定没有考虑社会现实，连带政府专业部门也失去了任何权威，破坏了政府形象，即使过分的企业受到查处，也会认为是自己倒霉，或者没有打点好有关领导，而不会真心诚意进行反省，因为企业非常清楚国内的绝大多数同业都是达不到强制标准的。
其实这种在制定技术标准的过程中“超英赶美、好高务远”的行为，也体现的是一小部分富裕的纯粹消费者的嗜好和趣味，并不反映中国经济现实的需要，相反是大大偏离了中国的经济现实，完全没有考虑广大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最后形成的经济现实是：一方面假冒伪劣盛行，打假若按照技术标准进行则不胜其打；
另一方面是许多企业生产活动没有可以指导的条例和政府辅导；
三是政府技术管理部门（如技术监督局、标准局等）没有适当的法律依据，最后也没有相应的权威。今天还是他们那些纯粹的消费者在那里谈论如何实现改革深化，并把中国向现代化道路上快速推进的。
作为一个通例，全世界的知识精英群体都会比政府要左一点，因为政府是周旋于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对优势利益集团的立场难免要额外照顾；
只有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是特殊的例外，20年来坚定不移地抨击政府的政策和立场还不够右，今天中国一些政府高官的公开讲话，实际上连美国共和党人都绝对是不便于公开说的，但是我们的知识精英仍然嫌政府还不够右，我个人完全不知道这些主流知识精英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附：中国财政支出方向的比较与简单分析
单位：亿元
年份19541958197819792000
财政支出支出总额246.3244409.61110.931273.915879.44
占GNP比例28.67%31.34%30.65%31.54%17.76%
教育教育支出34.605143.5112.66132.1361.9
占支出比例14.05%10.62%10.14%10.37%2.28%
农业农业支出13.7508+3.739476.9590.1217.05
占支出比例7.10%6.93%7.07%1.37%
国防国防支出58.531350167.84222.71261.55
占支出比例23.76%12.21%15.11%17.48%7.94%
基建基建支出123.5822262.7395+167.78443.8+721406.7
占支出比例50.17%64.14%50.66%40.49%8.86%
赤字结余16.0439结余9.0结余10.18170.62598.21
6.51%2.19%0.92%-13.39%-16.36%
在中国财政支出中，教育、农业和国防是受益覆盖范围最广大的，而基建则是国家长远发展潜力的投资，国家投资的行业也是受益范围最大的，这四项在毛泽东时代在财政支出中长期占3/4以上，最高还曾经达到90%以上，这充分体现了国家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性质，今天的这四项在国家财政开支中所占比重只有20%，仅仅和财政收入中的债务收入部分接近。今天政府为公务员大幅度增加工资，实际上就是继续强化“吃饭财政”的地位，也必然进一步缩小在财政支出中受益的人口范围。
虽然今天财政在GNP中的比值有所下降，但是这只是“白财政”的数据。从本质上讲，财政就是依托国家政治权力参与社会财富分配过程，那么在“白财政”之外还有“灰财政”和“黑财政”存在。“灰财政”就是政府机构公开进行国家明令制止的乱收费、乱摊派和乱罚款，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达到了朱熔基要用“费大于税，民怨沸腾”来形容的程度；
而“黑财政”则是江总书记所说的“拿权力与金钱做交易”，是权力资本化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过程，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惊人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所引发的民愤也极大。有人估计说“灰财政”和“黑财政”的数量甚至大于“白财政”。今天以国家权力参与分配的社会财富份额并不小，但是受益范围却极为有限，这样使得财政的功能和性质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使得国家政权和政府形象，受到非常大的不良影响，税收工作中的难度增加，纳税人纳税意识淡薄和主动性积极性下降，偷税、逃税、骗税乃至暴力抗税的案件急剧增加，税收征管困难上升，征管成本提高。
而且巨大份额的财政收入既不能让广大民众受益，又不正常参与社会再生产过程，流入私人的腰包，已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和包袱，从1990年代至今，在国内发生经济不景气和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国家税收仍然节节攀升，这一趋势就更加明显了。由于中国工业处于边缘化地位，没有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虽然中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与西方国家不算是很高（仅指“白财政”部分），但是对比中国企业的赢利能力，这个负担已经极其沉重；
而且中国财政的受益人口太少，不能够为企业和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企业仍然必须承受大量的社会负担。
资料来源：人民网/人大资料部分/历年财政预算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