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复杂的。
留日求学时期，鲁迅是反清游行中一个打头扛旗的角色，人称拼命三郎，不过那是在日本，没有多大风险。当时,有很多学生加入了同盟会,或者其他反清秘密组织，而鲁迅却未见有这方面的记载。同盟会曾在激进学生中秘密招募暗杀者，鲁迅因为前一阶段的出位表现，被大腕儿们找去要求加盟，结果鲁迅拒绝了，理由是家有老母。
我赞成鲁迅的选择，要是放在我身上，我也不会答应。那时候,暗杀基本上是有去无归，假如我够胆的话，我更倾向于选择“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斗争方式。再说，本来这种事就应该寻求“自动报名”，动员人家去作“死士”，这种方式太不地道，有悖于人的生命尊严。
鲁迅的自爱是无可指责的。但他除了履行保存自己的天职外，并没有退一步选择其他对敌斗争的事业，而是回家供奉老母去了。这时候,鲁迅的表现就很平凡，很良民，一点儿也不牛B。
当然，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人人都去打枪。但文人如陈独秀也不是一个打枪的角色啊，在革命的文斗之路上，他干得蛮欢的。岳王会是他组织的，暗杀团他也参加了，为革命东奔西走，几次险些丢了脑袋，如果说谁牛B的话，我看这才叫牛B。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把他在五四前后的创作和文化活动,称作为“听将令”，将者何人？陈独秀也。以鲁迅这样的性格，要让他自发地服从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在他对于这位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钦服中，应该有很大的成分，是因陈在辛亥前后的作为而生（事实上连蔡元培、李大钊也是如此），他做到了自己做不到的事。有意思的是，七八年后，鲁迅却对陈独秀很不感冒了，起因也和前面的一样，只不过结论相反而已。根据当时所占有的资讯，鲁迅认为陈独秀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面前怯了场，而拉起枪杆子与蒋介石进行殊死搏斗的朱毛红军，才是他的真爱。在从冯学峰那儿听到了朱毛转战史后，鲁迅曾酝酿着要把它写成小说，惜乎未能如愿。喜爱硬汉子，是他与世人共同的美学倾向。
在从日本回国后的初期，还有一段办文学刊物未成的过渡，我们可以用很雄壮的词儿来描述这些平凡事儿，比如说，鲁迅选择了拯救国民灵魂的道路。虽不是第一线，也可以理解，因为总得有人处在第二线呀。办刊的事情泡汤以后，他便回家乡养母兼教育救国去了，这样当然很人性，也很聪明，但在那个乱世，就很一般，有看客的嫌疑。这时候，他的灵魂与他的状态是相称的。那个伟人鲁迅还没有诞生，还是那个俗人周树人在心灵的泥沼中挣扎。不管后世的膜拜者怎么美化，用了多么巧妙的词语为他转圜，事实终归是，他躲在绍兴独善其身，只是在辛亥起义确实成功后，才率领学生们上街欢庆光复。
这个时期的鲁迅的人格状态,难于避免是萎顿的和有缺陷的指责，他置母命于个人幸福之上，与朱安结婚，却终身不与她同居。延续大半生的性苦闷,大概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他不能真实地对待个人的欲望，他的人格,还没有坚韧到能够捍卫自身权利的地步，这同少年时代经受的家道变迁合在一起，造就了他日后阴郁的性格。他若有志于改造落后的国民性，首先面对的敌人乃是自己。
辛亥革命改变了鲁迅的命运，靠走后门，他由绍兴调到京城,做教育部佥事，这个官职，类似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角色。他在残卷古碑中消磨生命，也打熬着师爷兼历史家的眼力。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把他拉入了激荡的文坛，他的文学天才打这儿才得以喷薄而发，现代白话小说的历史从他笔下开始，他一生的历史地位似乎奠定了，然而，他的人格演进之路这时候才真正开通。他是五四个性解放的鼓吹者之一，又是它极大的受益者。在时代的狂飙急流中，鲁迅心灵的皱褶一扫而空，过往人生的被动状态也宣告终结，时势放任他尽情地享用厚积薄发的妙处。这是他一生中最轻快滋润的岁月，它以鲁迅最终赢得了月亮的爱情而收尾。就在这段岁月里，他作出了选择，要与清末民初长作看客导致的人格萎缩决绝，走上梦幻中的“真的猛士”之路。他要直面人生，愿意为此担当责任，从《纪念刘和珍君》开始的抗争，即是明证。
蒋介石发动的对共产党人的横暴屠杀，激起了历史上最坚韧的军事反抗，也全面唤醒了鲁迅的良知。他第一次主动出击，步入了道义斗争的前沿。他在文字中以政府的反对者身份出现。
加入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后，一生中真正的考验到来了，这是死神的考验。先是人权同盟的秘书杨杏佛被刺，传说中下一个轮到的，将是鲁迅，或者是林语堂。鲁迅没有接受许广平和友人们的劝告，照样前去参加杨杏佛的追悼会，出门前，他放回口袋中的钥匙，以示不作回来的打算。那一天，林语堂没有出席。平日上街，许广平总被推到街道对面走，因为鲁迅并不希望在随时可能发生的暗杀中牵连妻子。以后，他的学生柔石等五位作家又惨遭枪杀。这一切危险，都挡不住无所畏惧的哲人用笔作狮子吼。伟大的具有英雄美学意义的人格，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诞生的。我们所读到的那些臻于化境的杂文，就是从这个臻于化境的心灵里流淌而出的。
三十年代的鲁迅对看客心理抨击甚力，他是最有资格来做这事儿的，但我们不要忘记，过去曾有漫长岁月，鲁迅是被迫的看客之一。人类心灵中时常发生的怯懦，应该得到我们的正视。壮烈如文天祥，也曾在狱中设想保全名节回乡归隐；
英勇如彭德怀，在作湘军间谍被捕入狱后，也曾在毒打中想说出真实身份一死了之，只是先熬过今天，明天再说。横空出世如毛泽东，也在与世长辞之前， 淌下留恋尘世的泪水。所以，人类的软弱并不奇怪，奇怪地是那种硬要在人间造圣者的诡异心态。
鲁迅小说的成就，也远被高估了。除了《阿Q正传》，其余的都是一些习作，由于鲁迅老辣深刻而被罩上了虚幻的光环，它们大都有主题先行概念化的嫌疑。再拿《阿Q正传》来说，就算充任“世界级”的大作吧，又能好到哪儿去？其实鲁迅对自己的小说是有一个清醒的评价的。那是在他拒斥诺贝尔文学奖话题之后，他说过，不信我们随便找一本西方小说，那里面的描写，是我们能达到的么。后期鲁迅不写小说只写杂文，原因也很简单，江郎才尽。
鲁迅是否应该为文革的过激负有责任？我看很好判断，你只要看一看当今中国文坛那些言必称先生如何如何的鲁迷们，哪一个不是具有偏执狂情结的二球？“一个也不宽恕”，这句反人类文明、与多元时代相悖的名言，居然被专家们公然到处传扬，可以想见鲁迅的激进主义毒素之深。说它与文革那套无关，鬼才相信。
还有一桩著名的虚拟实验：假如鲁迅活到了解放后，最后结局将如何？过去我比较倾向于这样一种说法，他过不了反右那一关。现在我不这么看了，那样未免太小瞧了毛泽东。我倒是想到了更乐感的可能性：以鲁迅对待论敌梁实秋等人蛮不讲理的霸权话语来看，如果他得了势，多少梁实秋、徐志摩、梅兰芳式的人物的日子不会好过，一个导师就够受的了，何况再来一个。以他对待苏联一贯的轻信来看（李大钊也是这样，他对西方关于克格勃镇压旧知识分子和贵族的报道，打死都不相信，倒是陈独秀较为冷静），1958年，他会和毛泽东及钱学森一道，为亩产十万斤作权威性论证。这后一种，比前面的一厢情愿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