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拉克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欧美分歧与冲突，并不因为布什宣布对伊动武而少有缓解，德法两国分别发表声明，继续谴责战争决议，俄国的态度也非常明朗。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在这场涉及整个西方的大争论当中，始终表示了温和态度的话，中国在布什宣布战争之后所表示的态度，也是超乎常规的做法。为什么我们一向以为的价值共同体“西方”会在这样一个看去是区域性国际政治问题上，发生如此本质的分歧，而这个分歧又何以会对世界政治的其它重大影响导数发生这样深刻的影响？我们能不能从传统国际与民族国家利益定义方式上，来至少解释欧的冲突，我以为这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国家政治不应该也绕不过去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涉及欧美不同的资源组织与配置方法。正是因为欧美在资源配置和组织上，有着此前我们不大重视或者说根本忽视的不同之处，所以在我们认同了整个西方的价值体系条件下，我们很难理解欧美冲突的深度和广度。以下对这个问题提供一些看法，这些看法的出发点是社会新闻观察，并不涉及整体社会科学的分析。这些看法之提出，旨在进一步激起讨论。(http://www.yypl.net)
一
虚拟经济组织与实体经济的组织。
美国作为金融资本的集大成者，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两大经济组织方式革命的影响下，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结束的历史框架之内，以一中异常的速度膨胀起来。这种膨胀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资源组织与配置。比如实体生产与虚拟资本的脱节。比如实体生产外流，实体生产环节的全球配置，资本流动超乎传统“投资资本”范围，换言之：流动迅速的不仅是在股市上运作的资本，而且是在实物形态上表现出产品的资本流动也异常迅速。就拿制鞋业的情况来说，全球生产资本组织生产的集中地带在90年代前半期还围绕着远东所谓“门槛国家”与“后四小龙”，到了跨过中期之后，这个集中地带就已经转移到了中国大陆，越南，老挝乃至其它地区。半导体元件生产的资本组织转移，情形也差不多。
这样的虚拟资本带动下的生产资本的全球转移，一时间造成了声势浩大的所谓“全球化”经济话语，造成了所谓“双赢”的巨大经济符号，同时也种下了以这样的“话语”和“符号”为尺度，衡量欧美的基本心态种子。世界其它地区的人，包括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有着越来越浓重的美国主义身影的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这样的尺度，来一方面强调美国方式的不可抗拒，这种不可抗拒已进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当中，可见其“不可抗拒”的程度如何了。与此同时，人们对欧洲的看法也越来越变得迟疑，动摇起来。“欧洲是没落大陆”等等说法，很有市场很得人心。这样说法的背景，虽然并不仅仅是，但主要是资本－虚拟的和实体的－转移和转移造成的增值速度。站在观察这个速度的角度上，亲美远欧，自然是符合逻辑的。
但我们忘记了：欧美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一时间不大看得见的资源组织和配置上的分歧。欧洲，尤其是现在话语上的所谓“老欧洲”，这其中也包括英国，在资本转移速度上，远远比不上美国。这个老欧洲的虚拟经济增长速度也远远比不上美国。不说别的，欧洲经济体系为动员资本追上美国在通讯技术领域里的发展，就已令这个资本大陆慢了至少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欧洲大陆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发展得非常快，但投资关系却步履颟跚，也是基于欧洲资本动员的方式，远不如美国在新技术基础上和在新的如“风险投资”这样的资本动员方式来得迅速，以帐面和股份分红形态表现出来的“成就”在欧美之间，更是接近“天壤之别”。这个问题在911发生前，表现成为欧洲追赶美国。但在911之后，美国虚拟经济组织的方式受到严重冲击，国际生产资本流动受到极大质疑的背景下，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http://www.yypl.net)
二
实体资本的沉积与组织－一个欧美的初步比较
以“老欧洲”的核心国家之一的德国为例。德国实体资本依靠社会组织形态形成长期有效沉积。其中最为有效的方式是保险。处于财产意义上的“中间阶层”站了德国社会的绝大部分，已经早就稳定保有对政治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个阶层的极大特点之一就是所谓“过保险现象”：一个德国中间阶层的成员，平均参与的保险项目在10个左右，最高的达80项有余。以保险为形态造成了这个巨大的实体的资本沉积。
说它巨大，是因为在德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和金融行业不是银行，而是保险公司。说它是实体的，是因为它不同于以上市股份公司的地方在于：出了事情，上市公司可以以“投资风险”为理由，一甩手了事，但保险公司却是要实打实地赔偿。而且，因为如此，所以保险公司对社会人际组织的关系，也就和上市股份公司有很大的区别：上市公司的背后基本集体心理是“匿名集体的投机”，大家虽然关心公司的盈利，但假如不盈利，除了个别领导人物外，别的“投资人”除了束手无策，还是束手无策。但决定德国整个社会资本沉淀的保险公司就不一样了。社会法律框架和参保人在这个框架之内对公司的监督，决定了公司的利益无法绝对超越参保人的利益，公司的操作和利益实现的方式，也绝对不是少数几个人，就能够左右的。
美国股市泡沫后，给投资人巨大打击的是决定虚拟经济组织的CEO造假。欧洲股市泡沫破灭之后，给投资人巨大打击的却是参保人担心自己作为投资形态的人寿保险无法偿付。前者导致了美国人渴望“铁腕和道德清明的领导人物”，后者导致德国人渴望明白的社会监督与控制。前者导致的社会资本沉淀更多地离开所谓“经济操作轨道”，进入政治军事领域，换言之用政治军事的方式来提高所有经济参与人的心理安全度。后者导致了社会资本沉淀更多地进入社会政治领域，换言之是用提高整个民族国家内部对经济过程及其社会层面的关怀与参与，来决定社会参与人的安全程度。总体上看，美国人转向外在统治思维，拒绝反思自己在虚拟资本昌盛时期养成的心理习惯。欧洲人转向内省，拒绝放弃自己行之有效的社会资本组织的方式，而是在本民族国家内完善这样的方式。
从国家税制和继承角度上看，资本沉积和组织在欧美两地，区别就更大。国家税制上，美国组织方式是不断降低所得税，以刺激消费和投资。特别是小布什政府上台后，这样的国家资源组织方式就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在芝加哥“新自由主义”学说刺激下，国家必须尽可能放弃保有社会资本沉积的份额，而把这样的份额留给社会组织的“头面阶层”－我们也可以说是象征意义上的“CEO”阶层 －，并刺激他们来充当如是组织条件下的 社会动力。相比之下，受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影响至深的“老欧洲”，则在承认这样的国家资源组织原则时，非常不情愿，也非常步履艰难。欧洲人更为倾向于加强所谓“内需”“消费”“局部投资”这样的经济组织，这样的经济组织方式的主体，则是“消费者”，“局部投资者”（如中小企业，自由职业者，等等）。对于这些人说来，全球化最昌盛时的“降税风潮”固然有利，但经济泡沫破灭后，维护他们能够达到的消费者阶层，就更为重要。任何欧洲国家的政治，都是在这些“中间阶层”的支持下才能有效。这也决定了属于老欧洲范围的意大利右翼贝鲁斯科尼政府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不敢走得太远，不敢完全接受美国主义原则的根本所在。而两个支持美国最力的欧洲国家－英国和西班牙，其政府也都因为支持美国而受到来自本国民众的巨大压力。
再看继承关系。美国人的超度信贷经济决定了继承在个人经济成就过程当中起不到所谓“持续性成功因素”的作用。一个美国人一生当中，买卖房产三次乃之五，六次，并不稀奇。而他手中的房产成为他继承的“绝对价值”的可能性，并不太高。更为可能的是：他的房产是他此生中不断进行资本运作的筹码，同时也是他资本运作当中不断必须承担的风险。因为几乎每次置产的过程，都是信贷过程，都是承担风险的过程。现在逐渐进入欧洲核心国家社会政治上层的欧洲人则与此大相径庭：他们置产虽然也必须是信贷过程，但他们受到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并不倾向把这样的“资产”真正看成是“资本”，即便看成是“资本”，那也不是可以拿来不断“投机”的资本，而是保持其“成功”的连续性因素。欧洲人一生只置一回房产的人口比例非常之大，欧洲继承法对这样的财产成功连续的鼓励效应因此也不可忽视。
就对全球化的心理关联而言，一个注重资产流动，一个注重财产持续；
一个注重流动因而成功，一个注重持续因而成功；
一个不在乎财产长远的效应，可以赌得见了什么都可以买空卖空，而另外一个则绝对强调创造的保有对创造本身的意义。这些差别，在欧美经济组织方式上，决定了两地对全球化的态度。美国人把自己的资产流动放到国际范围内，那里对这样的全球资本流动因此造成巨大利益有妨碍，那里就是美国人的敌人所在。而欧洲人参与了国际大循环之后，必须回到自己的家里，实现财产的实体形态，保有这样的形态。那里对实现这样的财产形态有妨碍，那里就是欧洲人的着眼所在。美国人一旦开战，就可以放弃自身的政治信仰，主张必须团结在总统和他所代表的精英集团的周围，那是因为一旦总统失败，美国参与全球资本流动因而期待巨大利益的心理，就要受到巨大震撼；
而欧洲人还没打起来，先要盘算一下，参与进去第一能否得利第二能否全身而退来实现利益。现在的伊拉克战争，对美国人说来是打通国际资本流动而造成流动不息的利益的渠道，所以不管表面上的理由多么不充分，只要在心理上讲得通，小布什的支持率就居高不下。而对欧洲说来，伊拉克战争对他们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并无直接可见的好处，战争造成的价值破坏，战争对中长期国家与社会实现价值的妨碍，－ 譬如对保险公司这个社会资本 沉积的核心机构－ 却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坏处。所以，不管你把萨达姆说得 多么坏，欧洲人还是将信将疑，不肯就范。(http://www.yypl.net)
三
全球化作为现实历史过程对资源组织配置方式的影响
全球化作为一个从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化的国际过程，已经本身成为历史的因素。换言之：不管赞成还是反对，你都必须面对这个美国化。但美国化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扮演美国。美国化仅只对美国说来是扮演“本色”。这个本色我们可以在实体经济层面上分为：
美国可以在全球化的号召下，以全球为资本市场，而欧洲号召全球资本的力量还在聚集之中，其中欧元自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过这样的角色还远远没有炉火纯青而已。
美国可以在全球化的号召下，以全球为资源特别是能源的产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石油问题，那是因为我们痛切地感到美国对世界能源控制造成的现实与潜在的威胁。欧洲相对于美国来说，还远远没有那样的实力和控制手段。
美国可以在全球化的号召下，以全球为精英人才的提供地。在巨大虚拟资本的引导下，在所谓彻底自由主义的感召下，高新技术在美国获得欧洲只能望洋兴叹的发展，并非偶然。而欧洲人既没有这样的金融实力，也没有那样的彻底的“自由主义”。小布什是个清教道德论者，但这并不妨碍美国在比如涉及社会人类伦理的任何科学领域里，为所欲为。相比之下，来自老欧洲质疑的声音就要强硬和响亮得多。
美国可以在全球化的号召下，以全球为美国式生活方式的试验场。不论那里获得成功，美国人都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看看肯德鸡麦当劳在中国的进军过程，我们就可以对此有稍微的了解。而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主义破灭之后，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欧洲国家加起来，也都无法布其后尘。中国人对所谓的“北欧家具”的了解还是从美国人那里趸来的，中国人对欧洲经典的欣赏，还是因为美国人认为如此所以中国人也认为应该如此，并不是因为欧洲人自己现身说法，可以说服中国人的缘故。
在以上的事实成为无法变更的历史之后，美国人和欧洲人在如何看待911之后的“全球化”发生巨大分歧，就并不奇怪了。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绝对不肯放弃曾经“如此成功”的全球化过程和隐藏在这个过程背后的资源组织方式。所以，不要说动用常规军事手段，就是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非常规的手段，也都不在话下。而欧洲人反正没有那样的“全球化资源”，反正也无力组织那样的“资源”，反正在那样“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仅只配当“一个配角”，而不能本色相见，我们怎么能够想见欧洲人对于美国人不惜代价维护“美国化式的全球化”会全力以赴呢？
何况美国人这样维护“美国式的全球化”现实已威胁到欧洲各国的本体利益了：一个阿富汗战争，已经让德法两国政府背上了如此沉重的债务，以致这两个坚决主张维护“马约”对欧元区各国政府新举债标准的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相继食言而肥，自己破坏规矩。美国鹰派强调“反恐要持续几十年”，那么欧洲国家也要充当非本色配角几十年吗？美国鹰派在北约框架内，要求盟友们各自出钱，扩充军备，否则就是反恐不坚决，就不配充当美国的盟友了，这样下去，那一个欧洲国家政府可以像美国布什政府那样，一任未了就吃光前任留下的赢余，并且政府负债可以扶摇直上？西班牙政府愿意跟随美国，意大利贝鲁斯科尼政府愿意跟随美国，那不过是因为特别是这两个国家已经到了“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的地步。东欧的小兄弟们举债早就是维护政府权力的不二法门，自然也可以不那么在乎。但是不是已经坐稳了“中间阶层”权力的“老欧洲”各位政治家们也都愿意如此动摇自己的根基，大可怀疑。说得直白一点：欧洲人即便看到了美国式全球化对自己的好处，现实地说他也赔不起了。(http://www.yypl.net)
四
明白在社会资源的组织和配置上，欧美的不同，回过头来再看欧美冲突，我们至少可以设问以下的问题：
欧美分歧是不是中长期的分歧？是。因为改变社会资源的组织配置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比如施罗德做不到。欧洲的保守党人比如希拉克也同样做不到。欧洲的极右翼比如奥地利的海德不但做不到，而且也不想做。所以奥地利政府干脆拒绝美国飞机过境。英国的布莱尔政权能否坚持到美英在伊拉克战场上的速战速决，借此渡过目前民意的难关，不得而知。最迟到美国将要发动的比如针对伊朗或北韩的战争时，就连英国这个“老欧洲”国家，也会三思而后行。
欧美分歧是不是实质性的分歧？在一定涵义上，是。因为社会组织方式特别是社会资源组织方式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涉及的是相关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体系。动摇这样的组织方式，也必须动摇相应的价值体系。虽然欧美在其它相关价值体系上，依旧表现了巨大的同一。但在社会资源组织价值体系上，两地的分驰是本质上的分驰，而不是一时一地的所谓“政治投机”的分驰。
欧美分歧为什么会对世界其它各个世界政治的影响中心产生如此的震撼？那是因为赞同美国的，不仅在一时一地的政治逻辑上，而且在自我社会认同上也必须赞同美国新保守主义加上新自由主义两大价值系统，并且必须能够赔得起，不仅政治军事上赔得起，而且必须在国家社会组织形态上也赔得起。而世界上真正赔得起的国家，绝无仅有。俄国赔不起，中国也赔不起。还不要说美国在地缘政治上毫无疑问地要遏止这两个大国的崛起，就算一切相安无事，老欧洲的“赔不起”也应该而且已在给这些世界政治的影响中心，敲响了警钟。
欧美分歧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不仅是因为它的象征意义，不仅是因为德法俄中首次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层面上，联手制止了英美西的动武行为获得国际法层面上的合法性，因而使动武者彻底失去道义上的名正言顺，而且是因为在国家发展，社会组织，价值系统层面上，民族国家的政治已临近了一个分水岭。我们无法看到在这个分水岭的背后，民族国家各自是否会走上所谓“不归路”，但我们已可以想见：在这个分水岭的背后，会有一场全球范围内“全球化式的全球化而非美国式的全球化”的思想大讨论：我们在这个“小小环球”上不得不走到一起，但那是不是意味着只能按照美国人规定的模式来走？世界的多元由此再度超越了权力的多元，而复归价值和系统的多元。(http://www.yypl.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