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要赋予农民市场博弈权，并进行细致入微的教育，防止农民因为小利而丧失了长久的保障。 中国改革要突破瓶颈必须解决农村问题，解决农村问题必须要解决土地问题，只有让土地蜕变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才能解决农民原始积累永远无法完成的大课题。
7亿多农民收入主要来源有二，一靠打工，二靠务农。民工收入虽然在上涨但赶不上物涨增速，务农收入更低。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针对“三农”问题连续出台了五个“一号文件”，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政策，但“三农”问题仍然困难重重。数据显示，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来增幅最高，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年。2005年，城乡居民现金收入差距达到3.3：1，如果不采取措施遏制城乡收入差距拉大趋势的话，2020年按照预计城乡收入差距有可能达到4：1。
这是中国改革的瓶颈，农业效率不提高、农民人数不减少、农民收入不上升，中国经济发展无法走上壮大内部市场的内需之路。改革３０年的实践证明，不论进城务工还是务农，都解决不了小农经济效率、农民收入低下的问题。不仅中国，在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在工业化阶段都伴随着成功的土地改革制度，使农民拥有原始积累资金、顺利从农民过渡到农场主或者工人的身份。
只有土地才能解决农民缺少原始资金、缺乏财产性收入的问题。根据一些学者的估算，农村仅宅基地的市场价值就高达20万亿元，如果18亿亩耕地使用权可流转，那么将释放出更多财富，从而成为带动农村消费、城市化等一系列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
各界最担心的是，农民在获得土地流转权后，是否存在因为经济压力急于兑现、或者不了解市场定价、或者在市场博弈中处于弱势而以低价出售土地收益，从而失去最后的保障、沦为无地、无钱、无工作“三无”农民的悲惨境地。
这个担心言之成理，需要出台细致的配套措施加以规范。但前提是必须承认，土地承包权流转保障了农民的权益，是对农民土地物权的确认。我国农民目前虽然拥有少量土地，却由于缺乏产权与流转权，而处于弱势地位。
国家统计局曾对近三千家农户进行调查，显示耕地被占用前年人均纯收入平均为2765元，耕地被占用后年人均纯收入平均为2739元。湖北省社科院和湖北经济学院2005年在武汉联合做了一次有关调研，在前述武汉调研中，补偿款到村集体手中一般为3万元～5万元/亩，每个农民拿到手的补偿款平均每亩１万元左右。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多数地方征地收入的分配比例的大致是：农民得5%～15%，集体得25%～30%，地方政府及其机构得60%～70%。
“三无”农民的产生并不在于产权能否流转，而是出于农民无法维护自身权益。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失地农民仍然存在。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每征一亩地，将造成1.4个失地农民，当前中国失地农民的总数至少在4000万人左右，且每年还以200多万人的速度递增。有关专家估计，如果考虑违规占用耕地，目前失地或部分失地农民的数量可能高达5000万。
因此，如果土地实行70年长久承包制，如果农民的土地物权能以使用权的方式进行流转，重要的是要赋予农民市场博弈权，并进行细致入微的教育，防止农民因为小利而丧失了长久的保障。
我国台湾地区始自上世纪40年代末的土地改革，先是耕地进行重新丈量，登记造册，随后颁布了“实行耕者有其田法条例”，主要内容有：地主可以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3甲（43.5亩）或者旱地不超过６甲，超过的耕地一律由“政府”征收后颁给农民；征耕地价也是按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2.5倍，“政府”用债券和股票的形式支付给地主。农民耕者有其田，地主则获得股票补偿，随着经济的增长，土地与股票全都增值。教育农民的工作深入田间地头，以防止农民低价售地，造成失地问题。
因此，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农民的土地物权，可以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完成从封建主义向原始工业社会的过渡，其次，通过工业化的进程，使农民融入城市化与工业化渠道，积累财产性收入，同时完成现代农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