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周扒皮，最后只剩一张皮了。×××发财了，××也发财了，我成了穷光蛋，我拿100块钱都困难。”12月10日，为调查字画被盗事件，《新民周刊》记者在北京301医院和季羡林见面。
无论如何，提到季羡林的字画事件，张衡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打响了战斗，踢开了山门”。
举报人者
仅看媒体的报道，这个福尔摩斯迷看上去有点像国产007。事发后，他对媒体声称，自己花了一些cash混进了301医院，杨锐检举他“偷得我不在时装成修鱼缸，在先生面前进谗言”。
不过，他表示，“花了一些cash”绝对是个玩笑。能住进301医院高干病房的都是部级以上，防守严密。以记者的个人经历，每个人出入需要经过严密的程序。能自由出入病区的都是部级以上的轿车，车牌都是有备案的。因此，cash在这是行不通的。
12月11日，当他急冲冲地赶到大钟寺二酉堂接受采访的时候，敷衍的态度十分明显，他表示，“一个多小时足够了，不想浪费你的时间”。一个多小时后，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头。
这个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曾研究语言学的昔日大学教师很懂得享受表达的乐趣，口头语言丰富。就外人看来，张衡身上也带着明显的京商气息。提到某个领导，他也会意味深长地强调一下，言下之意：这可是个人物。得知记者最近去301医院见了季羡林老先生，他赶紧问有没有跟老爷子合影，“那是有历史意义的。”
他也挺渴望这种机会，因为他现在见不着季羡林了。
被拍卖的书画
故事开始于2007年4月。在“北京金兆艺术品拍卖会中国书画专场拍卖会”上，他发现了季羡林收藏的16幅书画作品，包括费孝通、吴祖光、臧克家等名人的书画作品。他拍下了14件，成交价共6.1万元。这些作品都是题有“季羡林上款”（受赠人是季羡林）的东西。
曾经开过图书公司、现从事字画生意的张衡因为题词等，之前跟季羡林交往，而且自认关系还挺“黏糊”。不久，他给北大校办打了个电话报告此事。事后，杨锐电话斥责了他一顿，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他只是觉得奇怪，之前之后，他跟杨锐的交往都是客客气气的。虽然杨锐不让他见季羡林，但是，每次他拿着礼物来到301医院门口，杨锐也会和气地收进去。他评价杨锐，“我觉得她是长得漂亮的那种类型”。
据张衡说，今年9月下旬，季羡林事先托人带话给他，说是知道字画的事情了，一定要见他。这位中间人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跟季羡林挺熟，知道季羡林想换秘书的心意，杨锐可能在季羡林题词方面算计太精，得罪过人。
季羡林求援
9月30日那天，他直接坐着小车子进了301医院。他带着拍卖图册，季羡林并没看，这位看淡身外之物的老人表示：字画和稿费我都不要了，我就想换个秘书，拿你这个取个证。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北大赶紧给季羡林换个秘书，如果杨锐急流勇退，那她和她的丈夫――北大党委副书记、法学院教授吴志攀就不会在形象上付出那么沉重的代价。
张衡说，那位中间人对杨锐并没恶意，而且强调“不要提到杨锐，务必让杨锐平安降落”。在写给温家宝总理的信里，季羡林称自己现在需要一位助手，“山东大学蔡德贵同志是我多年的老友，他最适合担任这个工作。”
给温家宝的信是张衡起草的。在现场，中间人直接把这个难题丢给了他。信送到中南海门口的时候，那人觉得信写得还不够婉转，“后来我也发火了，下了车就跟老婆孩子逛街去了”。
张衡得知温总理在10月12日前后批转了季老的信件给北大，北大并未做出回应。10月16日，季老又给北大校长闵维方写了两封信，口气委婉，但是直指杨锐。
写给闵维方的那些信也没有下落。10月24日，那天张衡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天大有文章。他说，那天他拿着季老的委托书满街找公安局报案，他老婆在家负责给唐师曾发邮件：季羡林先生处在危险中，藏画被盗卖，你是先生的朋友，你必须救救他！
这封信的内容也许太过惊悚，唐师曾并不相信，在对方传来５份季羡林的手迹以后，唐师曾才感到震惊。10月28日，唐师曾从哈尔滨出差回来。在301医院门口，张衡钻进一辆小车，一个光头转过来跟他说：你好，我是新华社记者唐师曾。车子直接开了进去。
唐师曾用专业的摄像设备记录了这次会面，在这天的视频里，季羡林表示，丢字画的事两三年前他就知道了，他住301医院每年34万，完全可以自己掏，不需要公家的钱，这两年多来的生活，就跟坐牢一样。
“鸡骨头”和“开窗户”
10月29日晚上，在中国青年报的三楼会议室，《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南方日报》的记者观看了部分视频。至此，杨锐的“平安降落”已经注定不可能实现了。
几天后，大学真的向媒体屈服了。11月3日。北大一位副书记带着新助手崔岩来见季羡林。
在向媒体举报之后，张衡最担心的还是怕担上诬陷的罪名。
在举报材料里，他说杨锐为了“泄愤”，曾将餐厅里打包拿回来的鸡骨头给季羡林。但是杨锐在给钱文忠的短信里，就张衡的这个指控做了回应，大意是，鸡骨头事实上是从五星级酒店带回来的鸽子肉，她曾恭敬地呈递到先生面前。
不管是鸽子肉还是鸡骨头，季羡林对这份“恭恭敬敬呈递”上来的东西肯定是不满意的。老人家没动筷子，在杨锐不注意时，让人给饭盒拍了照。
这张图片在小范围内流传，记者通过某种渠道看到了这张照片。桌上有两个饭盒，一个饭盒里盛的东西看似炒面，另一个饭盒里，两块体积不大的肉骨头缩在饭盒的角落里。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事情张衡是听说的。他并不知道现场拍了照，更没看过照片，因此还担了不少心。
至于开窗事件，便是10月24日，就是他在街上找公安局、他老婆在网上找唐师曾的那一天，“那一天气温骤降十多度，301医院季老午睡中，杨锐悄悄打开窗户通风。”
这个事情本来也是他的一块心病，因为他没有证据。后来他听说季羡林有一段音频事关此事，老人家委婉表示，有人开窗，“但是我离得远，现在还是好好的”。
真画还是假画？
可以证实的是，张衡对季先生的前秘书李玉洁是出自真心的感激。他并不像其他人一样直呼其名，即使在背后，也都是恭敬地称她“李老师”。
他赞扬李玉洁的办事能力，“圆滑”。虽然他从2002年至2006年也没能见到季老，但是李玉洁以“非典”这个正当理由来拒绝他们相见，他觉得无可厚非。在2006年，李玉洁许诺张衡，在季老大寿之后会安排他们见一面，不过，季羡林大寿当天李玉洁突发脑溢血住院，后来杨锐做主，这一面始终没能见着。
不过，两个山大校友办了本杂志，张衡想请季羡林题词，被杨锐挡了驾，李玉洁帮他解决了问题。李玉洁那次跟杨锐闹了点不快，最后跟张衡说：以后你别再揽这种事了。
今年10月份，张衡找到李玉洁做书面证词，81岁的李玉洁证明“被盗书画”中，3幅作品为真，其中包括臧克家书法、吴祖光书法。值得玩味的是，在11月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李玉洁表示当时的证词是自己的本意，但是自己判断“可能有误”。
已经歇业的“北京金兆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艺术总监崔贵来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物。他在媒体上的发言挺让人摸不著边，他曾经对媒体描述过送藏品的男子的特征，在另外一家媒体上，他表示自己从不认识张衡这个人。
张衡对崔贵来评价很高，“他是一个优秀的人”。他说，两人是博弈的关系，作为拍卖平台和买家，崔贵来总想坑他，他也老想占崔贵来的便宜。崔贵来挺不希望他出事，因为他是比较大的买主，但是出于人情世故，崔贵来偶尔也往那边站一站。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崔贵来至少证实了一点，他表示：拍卖行的人基本都认识张衡，他也会去张衡那里要帐。张衡以6万余元购得的“季羡林上款”的那批字画，当时打的是欠条。
虽然刚开始张衡对自己的鉴赏能力还比较自信，觉得大部分都是真的，现在他已经非常自觉地承认自己判断有误，“总有一两幅是真的吧，欢迎有关部门来鉴定。”
他觉得，即使没有一幅是真的也没有关系，10月30日《南方日报》的一篇报道俨然成了他安身立命的根本。在这篇报道里，记者电话求证季老秘书是否有字画流出，“她表示不方便透露情况，并将电话转给另外一名男子。该男子告诉记者，那些在拍卖品市场流通的字画，并不是季老家中的藏品，而是伪作，日期都不对，真正的藏品现在还在季老家中。”
据此，张衡的态度有点那么无所谓：如果手里的画有一幅是真的，那就是盗卖真画案；如果全是假的，那就是制假卖假案。
301医院里的老人
12月10日，《新民周刊》记者踏入301医院季羡林病房的时候，这个耄耋老人看起来更像一个规规矩矩的小学生――昂首、挺胸、下巴微微内收。但逢客到，老先生一准在书案前坐好。
这位老人会给人留下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是思维能力很强，二是表达简洁幽默。人大的一位老教授为项目来找他，他乐呵呵地表示“能力有限，尽力为之”；说起古文的断句，他说现在“不是一塌糊涂，而是二塌糊涂”。
他曾经自号“四半老人”――半聋、半瞎、半瘸、半拐，不过如今双腿已不听使唤，只剩半聋、半瞎了――老人不用助听器，跟他说话的时候，分贝得高点；写字的笔力仍在，就是看不见落笔处。
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将岁月与内心的定力这般娓娓道来。北大调查组宣布没有发现季羡林藏品流失后，已入大化之境的老人也只是“呵呵”两声，来了句轻描淡写的“胡说八道”。
有一点也许能窥见老人心境的变化――以前他最爱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现在，他信奉“为善最乐，能忍自安”。
对待藏品流失事件，季羡林的态度很简单：一笑了之，认真对待。
三位秘书
季羡林最中意的秘书是李铮。在回忆李铮的时候，评价几乎众口一词――严谨、踏实、没有任何私心。
季羡林是1946年发现李铮的，当时李铮17岁，是校内晒图的一个杂工，季羡林发现这个孩子中午不休息只知道干活，对他极为欣赏，把他调到了东语系的办公室打杂，后来又成了他的秘书。
不少人甚至认为李铮是个奇迹，只有初中学历的他能辨认梵文、巴利文、德文、拉丁文，季羡林的英文很草，只有李铮能辨认清楚，他的字迹甚至跟季老的字迹一模一样。
儿子李小军回忆说，父亲的信封和烟壳都要翻过来用，小纸片特别多，东西放哪特别清楚。当时两家人整天在一起，李小军当时只知道季羡林是“爷爷”，还没意识到这是个泰斗。
那时的季羡林一家，还是朗润园的五好家庭。
李玉洁来到季羡林身边，是1994年左右。之前她对媒体称“跟随季老五十多年”，这一说法遭到了众人的否认。她的丈夫是北大教授杨通方，“文革”前曾跟季老做过邻居，1978年社科院南亚所成立，季羡林任所长，她是工作人员。
当时李铮仍在，李玉洁只是负责外围。1996年李铮退休，1998年突然去世，李玉洁逐渐承担主要工作。此间，季羡林的家庭变故比较大，老祖、夫人、女儿和女婿相继去世，和儿子季承的关系闹僵，身边没有亲人。
在众人的口述中，可以构建一个这样的想象空间：李玉洁办事能力很强，挺“咋呼”的――就是搀着老爷子的手，走在前面觉得特别光荣，在2003年季羡林住院之前，她“挡驾”就很厉害，客观上，既替季羡林挡了不少不想见的人，也挡了他想见的人。
杨锐和李玉洁私交甚好，从1998年开始给李玉洁当助手。2006年8月，李玉洁突发脑溢血住院，杨锐成为主要秘书。
不少人举了蔡?贵教授的例子来说明杨锐：从10月中旬开始，蔡?贵每天下午带着录音笔，去病房给老爷子做口述历史，杨锐也把录音笔放在旁边，老先生不好明说，就授意蔡?贵上午6：30开始，来个措手不及，杨锐得知情况后停掉了蔡?贵的出入证，但是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的。
就在季羡林上书温家宝、但是北大不做反应的这个时间段里，其间虽然有些不愉快，但是杨锐见了季羡林还是亲热地称他“季爷爷”。
11月3日，北大一位副书记带着新助手崔岩来到了医院。崔岩现职是北大英才交流中心的副主任，季羡林任东语系系主任的时候，她是打字员。
崔岩并不承认自己是秘书。蔡?贵做口述历史的时候，她也拿出录音笔，说是杨锐交待，她要跟着录。对此，季羡林只有一句回复：我们录我们的。
“谁也掩盖不了”
2001年7月，季羡林将自己的藏品捐赠给北大图书馆，里面包括了他收藏的古画。据钱文忠介绍，这里最晚的是吴昌硕的《墨荷》，经济价值最高的是苏东坡的《御书颂》，这部分赠画编有完整的捐赠藏品目录。藏画的第二部分，是季老家中保存的、纪念性质的私人藏品，由当代名人所作，赠送给季老，这些名人有的已经去世，有的目前仍然健在，
在于静的《静静地行走在喧嚣中》一书中，提到《御书颂》丢失的故事。在季羡林捐赠之后，有一次，他想看看《御书颂》，就让工作人员将这幅画从图书馆善本库借了出来。等到归还时，却发现找不到了，老爷子表示无所谓，李玉洁怀疑有人监守自盗。不久，有个工作人员说她想起来了，她怕这幅画丢失，把画用胶带粘到老爷子床底下了。
在11月7日拍摄的视频中，季羡林表示，丢画的事千真万确，两三年前他就有感觉，“当面叫你季爷爷、季爷爷，背后偷你的画，这个我知道。偷画的事情，谁也掩盖不了。”
在季羡林的藏品流失事件中，老秘书李玉洁留给公众的也是一些混淆不清的证词。刚开始，她回忆那些当代字画共打包了184幅，为张衡做的证词里，她表示臧克家书法是她“亲眼所见”，而吴祖光是“贺老先生八十大寿时带来的礼品有字画”。
后来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她表示，臧克家的画可能是在“臧克家里看到的”，吴祖光的画她没打开看过。
12月12日下午，在301医院的普通病房，《新民周刊》记者见到了这位八旬老人。脑溢血后，她说话含糊费力，但是思维非常清晰，在她身上，你能看到时间的残酷和生命的顽强。
老人表示，当时她并不知道证词要上网，后来有人告诉她这件事，她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至于谁告诉她的，老人说：这个人你不认识。
她重复了她对南周记者所说的话，她又表示――184幅她记得很清楚，这些都是古画，最晚的是清末吴昌硕的《墨荷》，她生病之后，这些画都交到杨锐手中了，是杨锐把这些画从北大13公寓拉到蓝旗营的房子里的，她要拉过去拍照，说是给图书馆存个底，当时李玉洁还给她找了两个数码相机。
老人一再重复：其它我就不知道了。
这就给人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184幅到底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捐赠的古画到底是在北大图书馆还是在蓝旗营的房子里，这些画为什么要拉到蓝旗营的房子里去拍照，北大工作组清点时到底依据的是什么目录？
被阻断的近亲
在这场事件中，季羡林季承的父子关系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焦点。2003年季羡林给当时北大外国语学院领导吴新英的一封信的内容甚至被媒体曝光：“季延宗（季承）此次来301医院完全另有用心……反正我决不见他。我见谁不见谁的权利总还有吧。”
事实上，细腻绵密的人伦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两级状态。在李小军眼里，季承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有一股沉默的倔气。每逢过年过节，季承都会往李小军家里送来大量的山东斋菜，来了以后什么都不说。李小军自己家里留一部分，其余的便送给老爷子。老爷子心知肚明，因为李小军的父母都不是山东人，做不出这种口味，但是老爷子也只是沉默。
这只是2001年之前的事情。因为2001年之后，李小军和他的母亲再也没能见到季羡林，再次见面，已是今年11月。
季承表示，原来他跟李玉洁也有联系，偶尔还请李玉洁坐到自己车内，谈谈老爷子的情况。但是有一天，他联系不上李玉洁了。李玉洁最近告诉他，因为工作忙，把他给忘了。
有次季承想去看老爷子，提前一天给李玉洁打了电话。但是，第二天到301医院门口的时候，门口通知，当天季羡林不会客。季承在雪地里跟李玉洁交涉了2个多小时，当时杨锐还是助手，来回跑着传话。
2006年，季承就给北大写过信，信中的大致内容就是，这样对待季羡林的事情是不妥当的，提了些意见和要求，最后他找到学校，学校说已经做了批示了，让他去找吴志攀书记。结果，吴书记每次都不在。
11月7日，在别人的斡旋下，分别13年的白首父子在医院聚首。季承看到老爷子就跪下了：我来给您磕头，还有听您的教训。
季承说，几乎所有的近亲都被隔断了。他的五舅和五舅母都在北京，今年分别是93岁和90岁，这几年，想见老人也一直没见着。
他并不否认他对季羡林捐赠的那部分存有疑义，他说捐献时并没有析产，老爷子把老祖和奶奶的那部分也捐了。更重要的是，他担心那些捐献没有到位。
“我成了穷光蛋”
季羡林身边工作人员说，季老和季承见面之后，季承要带着小孙子来看老爷子，护工事先跟季羡林开玩笑，说第一次见面，得包个红包。不过，老先生身边并没有一点可以支配的收入，最后，是护工借了3000块钱给老爷子。
这个老人不无风趣地拿自己开涮：“我是周扒皮，最后只剩一张皮了。×××发财了，××也发财了，我成了穷光蛋，我拿100块钱都困难。”
没有人知道他那么穷。事发之后，身边的人看得心酸，就给季羡林联系了一笔4.9万稿费。后来又有一笔3万元的稿费，季老把这给了季承，让他取1万块钱出来包红包，第二天，季承把整整齐齐的一叠钱放在老先生的案头。
由于没有明确的账目，没有人知道季羡林的稿费和收入大概多少。李小军回忆说，1996年，季羡林的稿费就出过一个事故，当时《牛棚杂忆》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首发8万册，有个工作人员领了2万的稿费回来，当时李铮觉得这个数目不对头，季羡林派人过去询问，才知道稿费是20万。当天，这个工作人员拿了存折就过来了。
在藏品流失事件被报道之后，杨锐向钱文忠短信表明清白，大意是，李玉洁交到她手上时，已经一分钱都没有了。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李玉洁表示，当时“卡片”什么的都给杨锐了，大概有2000多块钱，另外还有6万块钱给老先生做了塑像。
事发之后，杨锐留给公众的是一个沉默、负重的背影。她原来的手机号码是季羡林的工作手机，已转交到崔岩手上。最近唯一一次露面，是她通过《京华时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标题是《我沉默，是因为我清白》：
“不管李玉洁老师还是我，都并不是哪个单位正式任命的，我们是在季老同意和信任的情况下，为他服务。如果老人不同意、不信任，我们的工作当然也无从谈起。”季羡林对杨锐的不满倒是肯定的。老爷子说：这两年，我想见的人见不着，不想见的人她倒让我见了不少。
季羡林身边工作人员透露，老先生写了50幅僧人语录，杨锐还想让他写下去，老爷子不干了。这些僧人语录都不知道去了哪。
现在季羡林的户口本、身份证、存折、钥匙都在北大的保险箱里。季承表示，他也挺想找杨锐的，就是找不到，所有关于杨锐的消息都是崔岩聊天时透露的，据说，杨锐在家做账，杨锐住了北医三院的重症病房，等等。
拿不到的钥匙
最近，在北大新闻网置顶的都是同一篇公告：
“近日来，一些校外媒体记者多次电话询问所谓‘季羡林收藏书画被盗卖’事件的进一步调查情况，我们非常理解和感谢媒体的关注。此前，学校已经通过新闻发言人就此事做了说明，结论是明确、清楚的。”
此前，北大已发出多份通告。11月5日，北大声明称尚未发现季老藏品外流的情况。5天后，北大又发布消息，声称成立了工作小组，清点的结果表明，秘书杨锐保管的季老藏品并未外流。11月26日，北大再次表示，公安机关开展了深入调查，进一步证实举报人手中的字画全系伪作，“盗卖说”没有依据。
张衡表示，确实有一个丘姓警官为“非公非私”的奇怪借口来找过他，不过，并不是要鉴定他的画，只是建议他不要在博客上发东西了。于是他只能告诉这个警官，他也想通过组织渠道，10月24日他就拿着季羡林的委托书报了案，但是组织就是不找他。
北大工作小组的人员并未公开，季承曾找到校办，提出要求要介入调查，或者跟这边通个气，但是校办督察室主任乔淑芝总是默默地听他诉说，完了就表示会跟上面汇报。
在电话采访中，乔女士表示，可以参考官方声明，她本人对此并无补充。
季承还很苦恼，他总是要不到钥匙。季羡林在北大13公寓有2套房子，在蓝旗营有一套。
他拿了季羡林的委托书，还找了李小军做见证人，去找保姆小方拿13公寓的钥匙。李小军说，第一次小方说了很多“不着边”的话，反正就是不给，后来商定，等他配好了钥匙再来拿。
隔了几天又去。但是小方表示，当他去北大三角地配钥匙时，师傅听说是给季承配的，说要跟上面请示一下。所以，钥匙还是没有。
蓝旗营的钥匙也没拿到。第一次，季承和季清去找李玉洁，李玉洁表示，钥匙在她儿子那，她儿子12月8号从美国回来。
12月14日上午，李玉洁告诉季承，钥匙被杨锐拿走了，杨锐是代表组织的。
由于之前的委托书遭到别人的质疑，12月6日，季羡林只能又写了一次委托书，在场的人还以证人的身份在上面签了名：
“全权委托我儿子季承全权处理有关我的一切事务。暨。季羡林。戊子冬。2008年十二月六日于301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