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男性，1932年10月9曰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护照用出生地），籍贯为安徽省宿松县（户口本用）。父亲为国民党军队上校，在淮海战役中起义。文革中去世以后，由武汉军区发给起义军官证。母亲为退职小学教员，文革中惨死于北京八月红色风暴中。在抗日战争中，我随父母亲由南京——芜湖——武汉——长沙——重庆——四川铜梁（正谊小学）——成都（木行小学）——西安——甘肃静宁——西安（女师附小、力行中学、省立二中），抗战胜利后去江苏苏州中学，解放后去哈尔滨工业大学读预科，由白俄教员讲俄文，学苏联中学数理化教科书，再读五年制本科，机械工艺系铸造工艺及设备专业。由于中苏关系交恶，学了八年的俄文，未派上用场，直至1990年、1991年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派赴苏联参加有关农业改革学术会时，才重新拣起35年前学过的俄文。1957年毕业分配到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工作，任工程师，每月62元的工资领了20年（文革中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时，只有15元生活费）。三年困难时期，被派到山西文水刘胡兰公社贯家堡大队劳动锻炼一年，至今户口本上证明个人户口系由胡兰公社迁入北京，在文水我亲身体会到人民公社化带来的饥饿和浮肿病，亲眼看到老社员因疲累而衰弱多病，最后苦痛、安详、默默地告别人世的快速进程，也更深刻地感受到农民的纯朴、善良、真诚、韧性……的高尚而可怜的本性。文革中由于被揭发出曾有对江青不敬言论而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受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在湖南西洞庭湖农场被隔离审查、劳动改造。在这个血吸虫病疫区的三年，我进一步认识了人性与人生、革命与反革命、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使我脑中产生了许多值得探索的似乎难解或无解的人生难题与革命理论难题。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是1982年杜润生同志批准将我调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副局级。到六四风波之后，原单位撤消，我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任农业生产力研究室主任。1992年到现在，我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已退休。退休后，回归自我，但要让思想打破牢笼，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反对“扼杀思想、真理和追求真理的思想者”。
我做过技术行政工作（科级）和技术工作，为“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业化技术经济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课题负责人，“中国农机化区划”课题负责人之一。参加过“中国综合农业区划”、“中国农业发展战略”、“中国农业大地图集”、“国家农业技术政策”等重要课题的研究。参加过有关农业的几次国际学术会议，访问过美、日、英、德、荷、苏联、瑞典、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国。我由学工转入农业政策研究，在农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面前，在三农难题的实际面前，我始终是学生，像海绵一样吸收一切真知灼见，一人行，必为吾师。我曾对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说：“到哈佛，读了许多未读过的藏书，我懂得了只是井底之蛙。”杜维明教授的回答是：“我们大家永远都是井底之蛙。”
回顾历史：含着微笑，向过去告别。文革中我的右眼被打瞎，看不见光明，此后看人世间一切事物和人物，只能一目了然。
展望未来：相信2003年1月李慎之先生对我的遗言——“中国的民主化要一百年。”——确为至理名言，我依稀看见更光明、更民主的未来。
对我的余生只想做到：只说于心无愧的真话，不说正确的废话、伟大的空话、克隆式套话、华丽的假话、违心的官话。我可能说话有错误，但不说自欺欺人的骗人的话。如果这样做有困难，我只有保持沉默。
真诚地祝愿读者、朋友们、同志们一生幸福、成功、平安！
2004.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