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此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遥想伟人风范、缅怀伟绩丰功，不由人不兴起历史之问：究竟是什么兴起和成就了中国改革？支撑中国走出延续将近三十年僵化封闭模式、创造了持续25年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开拓出“和平崛起”局面的背后逻辑是什么？
理论界惯于从观念出发、追求逻辑自洽，因此，他们总是从单一视角出发，在衡量现实世界时使用唯一尺度。这种尺度可以对他们各自所精心筛选的特定现象作出有效解释，却远不足以评判错综复杂的经验世界。这种价值评判又影响了事实判断，因此，迄今为止，理论界对邓小平改革的基本逻辑还缺乏准确定位，更遑论给出恰当评价。
就象历史上所有垂范后世的伟大建树一样，邓小平改革显然也并非遵循单一逻辑，而是揉合了自由主义和权威主义两大体系。改革的启动，以意识形态领域的“解放思想”、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和经济领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其基本取向，无疑是自由主义的。这并不是说改革是直接依照自由主义的经验示范在“照着葫芦画瓢”，而是说改革在价值取向上基本是朝向那个方向。这虽然是前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反自由主义”趋向所积压的反弹能量对社会演进提出的客观要求，但如果没有邓小平的个人意志，在当时“极左”势力根深蒂固的条件下，改革能否顺利启动、改革派与极左派的较量鹿死谁手，前景不容乐观。
邓小平以历史巨人的气魄启动了改革开放，改革初期的成功，又坚固了改革的路径取向。在1980年代，改革一度曾沿着自由主义的方向渐行渐远、愈行愈快，以至于让不少人得出了可能政治民主化改革不久即将启动的印象。
就在全社会欢欣鼓舞、许多人头脑发热之际，邓小平敏锐觉察到了以民主化为特征的西方政治体制与中国国情的不相适应，体察到“即行民主”将至中国于混乱、会使经济建设和社会秩序受创深重。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正步入历史上机遇难得的快车道，中国人不能把主要精力浪费在政治内耗上。因此，邓小平果然划出了一条被称作“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底线，将政治浪漫主义的影响遏制在有限范围内。
这是邓小平道路与自由主义取向发生的一次重大冲突，它是由取法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模式与中国国情的高度紧张决定的。在面对这种紧张时，邓小平将目光移向了国际社会的另一成功示范，即东亚“四小龙”的权威主义模式。
“八九”以后，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取向已成为执政集团的共识。权威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按照康晓光的表述，具有以下要点：“在新体制下，中共仍然坚定地垄断政治权力并且严厉控制公共领域，但是与毛时代的集权主义体制不同的是，它不再试图控制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例如它不再全面控制经济活动，不再狂热地兜售意识形态，不再监控公民的个人和家庭事务，不再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最重要的是，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而且宣称[要与国际惯例接轨]。邓小平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集中而准确地表达了这种权威主义的精髓，即在保持一党领导的同时，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康晓光《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
不难看出，在此社会转型期间，邓小平所定义的改革虽然在政治上坚持权威主义，但在社会生活及经济领域仍然主要是自由主义取向的。可以说，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一方面以权威主义保守现状、维持稳定，致力于“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在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能够维持的前提下推进社会的多元化趋势和自由增进。从形式和内容来说，此时中国社会具有许多权威主义的特征；
但从社会演进过程来看，改革转型仍然是自由主义取向的。在邓小平这位总设计师所设计和推动的改革模式中，权威主义是路径，自由主义是方向。权威主义之所以成为路径，是因为在当代中国，唯有权威主义才能够保守现状、保持稳定，维持社会发展所必须的分工与合作系统的有效运转，这是“稳定高于一切”这一权威主义表述背后的自由主义逻辑。因此，邓小平改革所迈出的每一步，都可以视作是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兼容结合；
改革的终点，也未必是西方自由主义“成功经验”所示范的政治图景。
按照自由主义演进论大师哈耶克的说法：真正有效的、可扩展的社会秩序只能是自发的，而非人为设计的，任何人为的设计最终都会对自发秩序起到破坏作用；
形成秩序所需要的信息是分散的、具体的，人类的“有限理性”无法全面把握大量的个体信息，可扩展的秩序只能在大量个体的自主互动中自发生成。因此，政治制度既不可能由人们在头脑中主观建构出来，也不能从其它国家直接“横移”过来；
不同国家所适用的制度秩序只能建立在不同的具体背景条件下，由不同的现实需要内生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唯有中国今天的渐进模式，才最符合于上述自由主义对社会演进的经典表述。
邓小平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形象表征了他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正是这种理性、务实，使邓小平能够在风云变幻的千头万绪中找出最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以“自由主义+权威主义”为特色的“邓小平道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对自由主义“演进理性”的通俗表达。由于中国改革总是从自身的约束条件和实际需要出发、立足于解决现实问题，以现实问题的压力来推动制度秩序的演进和创新，因此，中国的制度演进虽然距离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范本不是最近，却最适合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由此国情所集中反映的具体信息。正因为如此，中国改革才能够既避过了俄罗斯转型的大幅震荡，又避开了发展中国家在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普遍陷入的“拉美化”陷阱，保持了持续20多年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可以说，中国的改革路径，最好地印证了自由主义关于“演进理性”的思路。
这样一种思路、路径及其成就，是与邓小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在今天，许多自由主义理论家还在批评中国没有直接走向自由主义的普世制度；
显然，演进理性的渐进取向与他们关系不大，他们珍视理论的具体结论更甚于导出这一结论的思想方法。另一方面，邓小平道路要求在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在保守和进步之间适当取舍，达到一种兼容并存；
强调任何一方的存在与扩展都不能以另一方的不能存在为前提。邓小平本人在1989年和1992年，分别从不同方向以行动诠释了上述道路。在1992年，当权威主义的保守趋势有可能完全压抑自由主义取向的进步时，邓小平不惜亲自出手，以“南巡讲话”的形式最终将中国改革固定在“自由主义+权威主义”的邓小平道路上。
在1997年哲人撒手后，他所设计的道路还在延续，路上也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对社会演进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中国最迫切的问题莫过于贫富分化、权力腐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面对新问题，邓小平的改革逻辑要求中国集中全力应对难题，在难题的解决过程中推动社会的秩序演进。具体来说，当务之急应该是加快法治建设、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法治规范，向着不完全（即剔除了政治民主化的）的宪政转型。其中关键是要对“民主缓行”的必要性形成共识，这种共识越广泛、越坚固，宪政的路子就会走得越快、越稳。
另一方面，要加强宪政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强化“以人为本”的社会公正的建设。政府也应该将保护和伸张人权作为重要的行政目标，一方面持续扩大私人领域、培育公民社会，使社会重心逐渐下移，改变现在头重脚轻的状况；
另一方面将“人权、公正”培植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和社会稳定的基石。
为此，中国社会应将政治民主化明确为远期而非当前的改革目标，在此基础上实现自由主义和权威主义的调和；
明确政治民主化的启动要以中产阶级的普及、即中产阶级在精英和大众之间占有相对优势为必要条件。在此之前，政治体制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中央集权的形态，全社会形成合力，致力于发展经济、建设中产阶级社会。
这是中国改革25年的经验逻辑，也是“邓小平道路”的逻辑延伸。
谨以此文，祭邓公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