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土木工程师，亲见亲历了许多哭笑不得的建筑业故事。
我曾经问一些年轻的工程师：建一座面积约800平方米的三层砖木结构宿舍楼，从基础到交付使用，如果尽可能地快，得多少时间?
没有人答对。实际是15.5小时。也就是说，清晨破土动工，傍晚就水流灯亮了。人们不相信，但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这件事发生在四川德阳工业区重型机器厂工地。那个时代放了很多“卫星”，这是其中的一个，引起过很大的轰动。
这样做很不经济。采用人海战术，用工量超出常规好几倍。质量尤其粗糙。例如10米高的砖墙一天砌到顶是违反国家《规范》的规定的(按规定，砖墙每天只能砌1.2米)。由于灰缝下沉量集中发生，建筑物出现很多裂缝。
这些楼质量差，但还能使用，比它的一些兄弟“卫星”要幸运得多。哈尔滨的农业大厦，一座五层的大楼，竣工后一个晚上，突然崩塌，幸好尚未住人，未造成严重伤亡。这是一座“四不用”大楼，所谓“四不用”，指楼的结构中不用钢材、木材、水泥和红砖。真是一个敢想敢干的结晶。
由于我国的财力、物力有限，根本实现不了“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所以大搞紧缺物资的代用品就成了我们技术人员一项重要工作。缺钢筋，我们找到了竹筋、玻璃纤维代用；
缺木材，我们找到了玻璃钢(以树脂粘合玻璃纤维制成)代用；
缺水泥、红砖，我们找到了蒸养或非蒸养硅酸盐代用，于是“四不用”的建筑就出现了。农业大厦的垮台也许是件好事，它使“四不用”甚至“八不用”的冒险有所收敛。
除了建筑本身，各项配套工作也在放“卫星”。为了增加运输力，人们在货车后面猛加挂斗，一辆载重3.5吨的解放牌货车竟加到八个载重量一吨的挂斗。1958年我亲眼见到它行驶，像一列无轨火车。最后因妨碍交通而被迫停止。
不要以为这些事都是群众自发的行为，不是，是各级组织号召的。我还清楚记得德阳工业区区委书记在群众大会上号召推广超声波的情景。他说：“不就是一截钢管、头上装上一个薄钢片吗?能量就在这个薄钢片上。和小时候玩儿的竹管上加一片竹叶一个意思。你们信不信，反正我相信。”当天晚上，我单位职工一夜未眠，加工超声波。仓库管理员奉命打开仓库，听凭各取所需，结果一晚上用了十余吨钢管。凡是水阀、汽阀都装上“超声波”，算是实现了“一夜超声化”，也是一颗“卫星”。
这些事例是说不完的。听起来好像笑话，想想却令人心酸。年轻人会奇怪，你们老一辈的工程技术人员怎么这样不讲科学，好像小孩子过家家，想怎样就怎样?其实，1958年起，科学作风和科学态度遭到破坏，是由于有一股由上而下的急功近利的狂热思潮，技术人员是不起作用的。
那些不尊重科学的行为，很快就受到了惩罚。以“钢帅”、“粮帅”为首的大大小小“卫星”不久都销声匿迹，徒然给国家造成损失，成为1960年出现经济困难的前奏。但是，人们并未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1970年到1976年，我在第二汽车厂工地工作。亲眼看到在这样一个重点工程的建设中，违反科学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首先是厂址的选择，这个厂分散在24条大山沟里，土石方数量惊人。数学家华罗庚曾说过：材料、产品和后勤物资的长距离运输已经注定了这个厂的产品缺乏市场竞争能力。但这样做符合林彪“山、散、洞”的要求。
该厂的主要机器都是欧美进口的，非常先进，但厂房和宿舍完全是“低标准、瓜菜代”。不是艰苦朴素而是不安全，不适用。例如，宿舍搞了100多万平方米的“干打垒”(一种板筑三合土)建筑。这种“干打垒”墙收缩非常厉害，居然做到四层楼，而楼梯间却是砖砌的，结果变形不协调，墙体裂缝大到二、三厘米，听说后来“干打垒”都被拆掉，改砖墙了。
“干打垒”非但被用于房屋，还被用于做桥。在十堰市，人们建了一座长约12米的双拱公路桥。因为不放心，施工人员悄悄在土里掺了60吨水泥。其实，有这60吨水泥，建一座混凝土拱桥也够了。尽管如此，土桥建成后下面仍出现了几条裂缝，因为干缩是土的天性，无可奈何的。这几条裂缝真是太好了，它影响了“干打垒”桥的推广。这座桥使用了很长时间，但每通过重车，则须在桥下加支撑。
最危险的事是人们企图做一种“干打垒”双曲拱，用于仓库屋面，跨度有12米和18米两种。天幸在做荷载试验时，拱被吊到4.5米高处，垮下来了。拱上的4名同志(其中一位是我妻子)灰头土脸地爬起来，居然无伤亡。
第二汽车厂的厂房设计得过于简陋，薄壁型钢屋架、轻型檩条(由钢筋焊成)、单槽瓦。我觉得这个结构方案很适合做自行车棚。后来轻型檩条发生一次因结构破坏而高空坠落的事故，人们就对屋架和檩条进行了一次全厂范围的加固，而且是在载重情况下高空焊接的，场面很动人。单槽瓦不保温，影响生产，又搞了一次全厂范围的增加保温：屋面加上矿棉保温层和瓦楞铁防水层。买一个“欲速则不达”的教训，整个二汽建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些不尊重科学的冒进行为，发生在工程技术人员从事的领域，工程技术人员当然是有责任的。但责任多大，要具体分析。
“大跃进”一开始就强调“两参一改三结合”，重大问题都由领导、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决定。技术人员是主办者，但领导有否决权和拍板权。在技术人员中，有迎合领导心理，投其所好，以求政治进步者；
有坚持科学，据理力争，不怕右倾保守之名者，但那是少数。大多数人坚持科学而不强调，陈己见而不坚持，最后服从领导决定。这和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比较软弱有关。反右以后，知识分子心有余悸。毛主席历来反对“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而一般知识分子却是“一点”也马虎不得的，只能“夹着尾巴做人”，还时常受到一些无端的辱骂。在二汽工地，北京设计院的一位工程师经常强调基础要做在老土上(不要做在填土上)，一位领导竟在作报告时讥笑他：“有那么一位老土工程师”。中南设计院设计的一种行车梁被中南军区的一位首长看见了，嫌它太厚重，说：“这是哪个王八蛋设计的?”
从1957年反右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20年的历史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无异于一场噩梦。最大的痛苦不仅是自身人格的备受摧残，而且是看到世界各国在科技推动下，生产力突飞猛进，我们却停滞不前。更令人痛心的，从“五四”运动起，先驱们就为民主和科学而奔走呼号，而在近40年后，竟出现了一股“不要迷信科学”、“知识越多越蠢”的反科学潮流，真是令人扼腕长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