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读历史，常常会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记载，或者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倒不是有什么文字上的障碍，而是过于虚无飘渺，不是有悖常理，就是找不到任何其他证据。不过也真佩服一些历史评论家，居然能对那些毫无根据的“史实”大发议论，写出一篇篇的论文。想当初“评法反儒”时，封“盗跖”为“奴隶起义领袖”，宣传他如何反孔。于是论述“盗跖”反孔的伟大意义的论文纷纷发表，“盗跖”活动的遗址也发现了不少。等大家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时，才发现原来“盗跖”这个人是否存在过还是个问题，更无论他的“事迹”和有关的评论了。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走红后，一些历史学者开展了一场如何评价李岩的争议，一时间宏论迭起，好不热闹。可是一位熟悉明史的老先生告诉我，李岩这个人有没有尚无定论。姚雪垠是写小说，可以自由发挥，学历史的干吗跟着瞎起哄？
“评法反儒”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对李岩的讨论也在文革结束后不久，都可以用受到“文革”或“什么什么”的影响来解释，后人自然应取理解的态度，不必探究。但时至今日，这种不顾史实有无或真假，先大发一番议论的风气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近年来，常常看到一些颂扬某某大师或贬斥某某名人的文章，或顶礼膜拜有加，或痛诋犹恐不及，但稍一注意，发现不是毫无事实根据，就是纯粹出于作者主观想象。更有“后现代”学者声称事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如何“重构”，使我不得不怀疑自己的判断力是否已太落伍。但大概是受史学影响太深，我还是认为，总是先有事实，才能发表评论；
如果事情都没有弄清楚，那么所作的评论又有什么根据？所谓“重构”，应该是指重新构造原来被复原错了的事物或人物。如果原来的构并没有错，重构它干什么？又怎么可能？无非是重评吧！所以我以为，任何有价值、有意义的“重构”还是离不开事实的基础。
在钱锺书去世的前后，有关他的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一篇文章披露了他文革中的一件往事：某年国庆前夕，江青派人给他送来国宴的请柬，为钱所拒。来人问：“我能不能回去说，钱先生病了。”钱回答：“不，我没有病，我身体很好，但我不去。”此后又看到有人引用，自然是为了赞扬钱锺书刚正不阿的高风亮节，或者用以对比某些文人在文革中的失节。
不过我一看到这件事，就先钻起了事实的牛角尖，越想越觉得荒诞无稽。
首先是此事的来源。在场的人只有钱本人和来送请柬的人，最多还有钱夫人杨绛。是钱家透露的吗？显然不可能。如果当时或文革一结束就传出来，如此多的“钱学家”最会传播，不必等到钱的晚年。如果传自钱家，他本人与家属既然已经沉默了二三十年，何必要在钱垂暮之年再旧事重提？至于那送请柬的人，从他主动想为钱寻找托词看，他并非江青鹰犬，不过是奉命行事，并希望在尊重钱的选择时也不使江青难堪。估计他绝对不会将钱的话回复江青，还是会用钱生病的推词。退一步说，如果他真的将钱的话报告江青，江青岂有不发作之理？那么这个故事早应有文革版本，等不到２０世纪末了。唯一有资格披露消息的正是那位送请柬的人，既然他曾经对钱同意回复，而且又敬仰钱的人格，那么在“钱锺书热”出现时早该公开此事了。即使因种种原因拖了一二十年，也没有必要隐身，完全可以由本人出来说话，或者提供真名实姓和消息来源，但这些从未见于报道或有关的文章。
其次是从情理分析。从杨绛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钱锺书在文革期间采取的是养晦避祸的态度，能躲则躲，躲不了就应付，从未公开抗争，更没有直接反对。何况江青要拉拢或利用某人，一般都会打着毛泽东、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旗号，即使钱锺书不像有些人那样受蒙蔽、受宠若惊，又岂能公然抵制？江青再跋扈，也没有主办国宴的资格，请柬上用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就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名义，江青不过是做个现成人情，钱锺书若真不想参加，也只是性情淡泊，不想出头露面，不愿成为点缀而已，又岂能借此事张扬？再说，当时周恩来有意安排若干老知识分子在国宴露露面，以推动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给国内外一种积极、缓和的姿态，即使钱锺书当初赴宴，今天来看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以钱锺书的处世阅历，何至于对此大惊小怪！
当时我很想写一篇短文，对此事提出质疑，但考虑再三还是没有动笔，唯恐天下事不无意外，因为我毕竟还没有找到确切的反证。直到2000年初，在钱锺书逝世一年多后，在2月18日的《南方周末》上读到钱碧湘《杨绛先生二三事》一文时，我的疑问才最后得到证实。此文有关一段写道：
不久，《毛泽东诗词》翻译工作又被提上日程。这事原来是由周总理负责，有一个五人小组集体工作，钱先生列名其中。此时，江青插手介入，委派一人来主持工作。杨先生一再说：“锺书还病着呢！”小组里的人就天天到钱先生的临时住处来工作。……国庆节到了，钱先生受邀参加国宴，钱先生有病不去。此人又来替江青做说客：“江青同志特地准备了一辆小汽车，来接锺书同志、杨绛同志去游园。”钱先生说：“我国宴都没有去。”此人说：“锺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嘛！”杨先生推辞说：“国庆节阿姨放假，我要照顾病人，我还要做饭。”
此文说明，钱锺书原来就是《毛泽东诗词》翻译小组（或其他什么名称）的五位成员之一，是真正在学术、语言上把关的人，不可或缺。江青虽插手介入，并派人主持实际工作，但名义上的领导仍是周恩来。钱锺书与杨绛称病，并非钱不愿参加，只是不愿与江青委派的负责人多打交道，或要减轻翻译《毛泽东诗词》的政治色彩，实际还是在家抱病工作。
邀钱出席国宴，显然因为是《毛泽东诗词》翻译小组成员的原因，未必与江青有关。即使此事出于江青的主意，也不必由她派人来请。至于钱没有参加，杨绛说得很清楚，是因为有病。钱锺书和杨绛所推辞的是国庆游园，而理由也是生病及照顾病人。退一步说，即使真有人代表江青送来国宴请柬，钱锺书肯定是以生病为理由婉辞的，绝不会特意声明自己没有病，是不愿去。
至此，总算将此事的前因后果基本查清楚了，看来那些就此而发的议论，作的称颂，或以此事来批评其他文人的委曲求全，都成了无的放矢的废话。但此事的编造者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不过无论是出于道听途说，还是以讹传讹，是一番好意，还是别有所图，就尊重事实而言，都是不能允许的。也应该提醒我们的评论家和研究者，在事实还没有弄清之前，或者在疑问没有消除前，不要轻易发表意见。
我等了两年，终于写出这篇短文时，钱锺书拒赴国宴一事或许早已被人们所淡忘，当年披露这一“内幕”的人和随之大发议论的人似乎早已将兴趣转到其他方面去了。但我还是决定将文章写出来，是希望这种现象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些年来我常发现一些写陈寅恪、钱穆、季羡林文章的人并非历史学出身，甚至连他们的史学著作都没有看见过。如果只是一般发些议论，或者谈谈学术以外的事情倒也无妨，可是几乎每篇都涉及他们的“大师”地位和学术成就。我不是说非历史出身的人不能研究历史学家，但如果要研究历史学家之所以为“大师”，岂能离得开他们的历史学论著？岂能不了解必要的学术背景？岂能不将他们与同时代的其他史学家作一比较？以前有句话“墙里开花墙外红”，现在已经发展到“墙里无花墙外红”了。例如，一度被传媒和其他学界称为“最有影响的史学家”的人，在史学界却几乎无人知晓，也不知他究竟有什么历史论著。在哲学界小有名气的人又有新著问世，题目与内容百分之百属于历史学，却不需要史学界的认可，照样由哲学界同人给予高度评价。这种事居然被美名为“跨学科”，可是被他们跨进去的学科却丝毫感觉不到，甚至连他们的影子也没有见到。等而下之的，是在名片上印上一些并不存在的头衔唬人，甚至用剪接、复印的办法制造一批假书，也能骗来一些吹捧性的书评，照样能升教授，评博导，当先进，获津贴。当然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坚持先有事实，才作评论的态度，至少不至于轻易上他们的当吧！
原载《东南学术》（福州）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