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雷斯科特从对欧美之间劳动供给差异性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它们主要是由税收政策差异性导致的；
从这项研究出发，进而延伸到对社会保障制度财政可持续性的研究上来，认为，现收现付制不利于激励劳动供给，不能解决资金出路问题；
而积累制的强行性储蓄特征克服了“时间不一致性”难题，边际税率的引入可以解决其财政支付能力问题。本文在对税收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作用所产生的理论争议进行了评述之后，认为从“时间一致性”角度对社会保障制度重新审视是方法论上的创新，改变了对诸如社会公平等经济学的传统思维定势，拓展了宏观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的研究视野，对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社会保障改革 边际分析 劳动供给 个人账户 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4年11月11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殊荣是由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来分享。据诺奖评审委员会介绍，这两位学者之所以获此殊荣，主要是因为他们在1977年和1982年分别合作发表的两篇学术论文中做出了两个重要贡献：一是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运用中“时间一致性”的研究，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际有效运用提供了思路；
二是在对商业周期的研究中，通过对引起商业周期波动的各种因素和各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使人们对于这一现象的认识更加深入，并为开展更广泛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其实，普雷斯科特不仅仅在诸如商业周期、经济发展、一般均衡理论等方面为经济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他在社会保障理论方面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理论有深入的研究。
一、欧美劳动供给差异性对税收政策作用的诠释
1，一个有趣的现象：欧美劳动供给差异性很大
普雷斯科特是从探讨影响欧美劳动供给的税收问题开始进而对社会保障理论提出了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无意之中，普雷斯科特在研究商业周期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人工作的时间比欧洲人多出将近一半左右，但在1970年代的时候却不是这样，那时正相反，美国人工作的时间少于法国人。
这个奇怪的现象促使普雷斯科特绕有兴趣的进一步收集资料和寻找答案，在经过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比较研究之后，发现结果也是这样；
进而对英国、加拿大和日本发掘的资料中也看到了几乎是相同的结果。在综合了OECD和联合国的相关资料以后发现，美国与法、德、意、英、加、日、这6个国家比较起来，在1993－96年和1970－74年这两个时期中的产出、劳动供给和生产率等指标有如下一些十分令人感兴趣的特征（请见表1）：
第一，1993－1996年日本和美国的劳动供给即每人工作小时（人均工时）的数量远远高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加拿大和英国处于中间地位；
第二，美国人均产出大约比欧洲国家始终高出30-40％左右[1]，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第三，但从表1中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对人均产出的这种差异性只能用人均工时的差异性来解释，他们之间基本是成正相关的，而不能用生产率的差异性来解释：美国每工时的产出即生产率并不是最高的，例如法国生产率就比美国高出10％而其人均工时几乎却是最低的；
德国生产率几乎与美国相同但人均产出和人均工时却低得很多；
日本的情况最糟：人均工时最高甚至比美国还高，但生产率却最低甚至比欧美任何一个国家都低；
第四，70年代的数据显示，美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差异不在于人均产出，与90年代相比这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欧洲大约还是美国的70％左右；
第五，70年代的不同之处在于，欧洲人均产出虽然还是比美国低，但其原因绝不是像90年代那样由较低的人均工时造成的，而是由较低的生产率造成的；
第六，除了意大利是个特殊情况之外，英国、德国和法国的人均工时都高出美国许多，就是说，70年代欧洲人在市场上工作的时间比美国人多；
90年代正相反，美国人比欧洲人工作得多；
第七，“劳动供给”是指15－64岁在市场部门每人工作小时的数量即人均工时。那么，为什么不同国家劳动供给的差异性如此之大？不同历史阶段的劳动供给为什么会发生相反的变化？70年代与90年代相比，美国和欧洲的劳动供给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表1：1993－96年和1970－74年七国诸多指标比较
时期
国家
假定美国为100
劳动供给（注）
差距
（预测供给减实际供给）
预测因素
人均产出
人均工时
产出/工时
实际供给
预测供给
税率
消费/产出
1993－96年
德国
74
75
99
19.3
19.5
0.2
0.59
0.74
法国
74
68
110
17.5
19.5
2.0
0.59
0.74
意大利
57
64
90
16.5
18.8
2.3
0.64
0.69
加拿大
79
88
89
22.9
21.3
-1.6
0.52
0.77
英国
67
88
76
22.8
22.8
0
0.44
0.83
日本
78
104
74
27.0
29.0
2.0
0.37
0.68
美国
100
100
100
25.9
24.6
-1.3
0.40
0.81
1970－74年
德国
75
105
72
24.6
24.6
0
0.52
0.66
法国
77
105
74
24.4
25.4
1.0
0.49
0.66
意大利
53
82
65
19.2
28.3
9.1
0.41
0.66
加拿大
86
94
91
22.2
25.6
3.4
0.44
0.72
英国
68
110
62
25.9
24.0
-1.9
0.45
0.77
日本
62
127
49
29.8
35.8
6.0
0.25
0.60
美国
100
100
100
23.5
26.4
2.9
0.40
0.74
注：“劳动供给”是指16－64岁的人均工时。
资料来源：
Prescott, Edward C. (July 2004), Why do Americans Work So Much More Than European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Vol.28, No.1, July, p.3 and 7. 根据Table 1和Table2制作。
2，税率对劳动供给发生作用
经过研究，普雷斯科特发现，对劳动市场发挥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是税制，即在劳动供给发生如此重大变化这个现象的背后，可能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税率变动的结果驱使的。
在表1的右侧显示了劳动供给与税率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1993－96年欧洲大陆国家的税率比1970－74年提高了很大幅度，与美国相比，欧洲大陆堪称是高税收国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0.52以上，意大利高达0.64。于是，劳动供给的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距就非常接近，平均起来也就是每周相差1－2个小时左右；
这是由于高税收压抑劳动供给激励的结果造成的；
假设，如果他们延长工作时间并能够额外多提供100欧元产出的话，但却只能额外多得40欧元的消费，近60欧元都直接或间接地纳税了，于是，劳动供给就自然很低：从表1看出，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税率最高，劳动供给所以就最低。但是比较起来，在1970－74年由于税率很低，均在0.52以下，所以劳动供给就必然较高，劳动的实际供给与预测供给之间的差距也就自然很小。当时的例外只有意大利和日本，他们的税率虽然最低，但供给也是最低的，实际供给与预测供给之间的差距也最大。根据普雷斯科特的研究，这些“例外”主要不是由于税率导致的，而是其它一些的原因的结果，例如，意大利是主要社会稳定问题和卡特尔主义等因素打破了劳动供给均衡所造成的；
而日本的“例外”则是由于统计方面出了问题。
普雷斯科特认为，既然欧美之间的税率是可比的，那么劳动供给就也具有可比性，因为从总体上来看，欧美之间并没有什么其它根本的特质差异性，他们之间的人口也没有什么其它更为明显的差异性。由此，普雷斯科特认为，欧美之间劳动供给上存在的巨大差异性主要是由税率的差异性造成的，它进而对劳动市场的正常运行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失业津贴的性质等许多方面都带来了某种“制度约束”。
3，税制对福利收益具有影响作用
那么，如何解释美国的现象呢？美国在1970－74年和1993－96年这两个时期的“劳动收入税率”都是40％，没有任何变化，更没降低，但劳动供给却增加了10％左右[2]。普列斯科特为此对这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他发现，这个奇怪的现象主要是由家庭主妇参与市场的结果导致的；
而家庭主妇参与市场的激励主要来自1986年美国税制改革；
这次税制改革的结果很可能导致她们走进市场后降低了家庭的实际边际税率，从而促进了家庭从单职工向双职工的转变，进而增加了美国的劳动供给。
之所以说美国单职工家庭向双职工家庭的转变很可能是1993－96年边际税率低于1970－74年所导致的结果，是因为1972年的边际税率事实上要远远高于1994年（请见表2）。
表2：美国税制改革对家庭劳动供给的影响（二人家庭为例）
2个阶段
家庭职工的人数
假定增加的数量
假设的劳动收入税率
劳动收入
税收
平均
边际
改革前：
(1970-74年)
1
10%
1.3%
13.0%
20.0%
2
20%
5.3%
26.5%
40.0%
改革后：
(1993-96年)
1
10%
1.5%
10.0%
20.0%
2
20%
2.6%
13.0%
20.0%
资料来源：Edward C. Prescott (July 2004), Why do Americans Work So Much More Than European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Vol.28, No.1, July, p.8. Table 3.
普雷斯科特在借用了包括费尔德斯坦在内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请见表2），美国1986年改革之前单职工家庭增加工时后其额外劳动收入的边际税率是20％；
但如果家庭主妇也参与市场成为双职工家庭的话，额外增加的劳动收入边际税率就有可能是40％，于是劳动供给的积极性受到压抑；
在1986年改革后的1993－96年，单职工的税率与改革前没有什么变化，还是20％，但双职工家庭的边际税率却可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即有可能降到了20％，而不是70年代的40％了，这就大大刺激了双职工家庭比例的增加。
“福利收益”是指当前和未来任何时期消费比例的绝对提高但同时家庭不受任何政策变化影响的一种状态，即所谓的“终生消费等式”。从理论上讲，税率越高的国家，降低边际税率后获得的福利收益就越大。因此，在欧洲高税收国家，削减劳动收入边际税率所增加的福利收益是很大的。假设法国将劳动收入所得税率从60％减少到美国的40％的水平，在“终生消费等式”里法国的“福利收益”就会提高19％，这对福利收益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了。这个测量办法考虑到了税制改革以后休闲时间减少的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即从每周81.2小时减少到75.8小时，这意味着减少了6.6%。经过计算普雷斯科特还惊奇地发现，即使假设法国劳动收入所得税率降低的幅度如此之大，但其税入却没有减少。但相比之下，如果假设美国从40%降到30％，其福利收益的获得就相对非常小，只有7％。
二、社会保障制度引入边际因素的重要意义
1，现收现付制不可克服的缺陷
普雷斯科特将上述税制对劳动供给的分析得出的结论进一步延伸用于到对养老制度的影响的分析。根据他的观察，美国目前实行的现收现付制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累制的社保缴费可以看成是某种性质的储蓄，当前的社保缴费与未来的退休收益由此紧密的挂起钩来。从本质上讲，积累制社保制度的缴费是一种“边际税率性质的储蓄。”但是，实行现收现付制的美国社会养老制度中几乎没有什么“边际储蓄”的因素，即使人们想在劳动力市场上多提供劳动也几乎不能为其未来退休收益带来什么太大的收益，激励因素十分有限，不利于增加社保制度的总收入。这是现收现付制不可克服的一个重大缺陷，也是美国社保制度的一个致命弱点。
第二，退休者的实际退休津贴价值低于其当初的社保缴费。普雷斯科特计算的结果是，上个世纪美国的贴现率是4％，实际工资增长率是2％。由于这两个系数非常稳定，所以，按照这两个系数来计算，美国人退休的给付现值就只有社保缴费现值的1/4。
第三，美国社保制度中退休给付计算公式中累进税的因素太多，对劳动供给的激励十分不利，所以，在现实中必然会导致出现这样奇怪的现象，即退休夫妇中双职工家庭获得的退休津贴与单职工家庭条件下相比其水平过低，显得很不合理。
第四，由于税制的某些缺陷，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社保制度中退休津贴的构成里有很大一部分易受到所得税的影响。
第五，还是由于税制的原因，对许多退休者来说，当年的应税劳动收入对其未来退休津贴水平所产生的影响太小或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们二者之间的联系不紧密。
2，完全积累制不可替代的优势
普雷斯科特在分析了现收现付制的缺陷之后，将之与完全积累制进行了比较，在对产出、资本/产出、劳动供给、人均消费、社保隐形债务/净产出、福利收益等六个方面进行计算以后发现，稳态下的两个制度里，积累制具有现收现付制不可比拟的优势。
表3给出了现收现付和完全积累里两个不同融资制度各自稳态条件下的比较情况：完全积累制稳态下的劳动供给比现收现付制高出11％，消费高出17％，“终生消费等式”即福利收益高出9%；
其它也都好于现收现付制。
表3：现收现付制于完全积累制之间各项指数的比较
制度类型
产出
资本/产出
劳动供给
人均消费
社保隐形债务/净产出
福利收益
现收现付制
100
2.77
100
100
4.62
100
完全积累制
123
4.91
111
117
0
109
资料来源：
Prescott, Edward C. (July 2004), Why do Americans Work So Much More Than European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Vol.28, No.1, p.10. 根据Table 4.
3，现收现付制向积累制过渡的可行性问题
既然完全积累制与现收现付制相比具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不能立即向完全积累制过渡？
众所周知，从现收现付制向积累制转变必然涉及到天文数字的转型成本，不解决这笔预筹资金就不可能实现制度的转型，否则，第一代人的福利水平在转轨起动阶段必将受到影响，成为改革的受损者，进而成为改革的反对者。
虽然美国多年来社保制度的运转情况一直很好，收入远远大于支出，余额高达近1.3万亿美元，但转型成本仍然是一个转型障碍。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在改革过程中都无一例外面临转型成本的困难并成为改革的一个难以逾越的瓶颈。
那么，普雷斯科特是如何看待美国转型成本问题的？美国改革的可行性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是美国众多经济学家十几年来讨论最多、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美国学界多年来为改革提供的改革方案多如牛毛，即使在2001年12月美国抛出了一个改革一揽子方案之后仍有学者和机构不断献计献策，仅今年国会议员向国会提交的改革议案就10多个。
与众多学者的观点相比，普雷斯科特对解决改革成本的看法具有独到之处，在他看来，转型成本是完全可以解决的，理由如下：
第一，美国的劳动供给在70年代和90年代发生的变化为美国社会保障制度转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税制改革是一个关键。一个给定的稳态制度在改革起始阶段解决其成本的一个最好的思路就是增加其劳动供给；
否则，如果劳动供给是固定的，现收现付制向完全积累制过渡就必然以牺牲一代人的福利水平为代价；
但如果劳动供给不是固定的甚至是不断增加的，转轨过程中就有可能解决成本问题，从而保证每一代的福利都不会受到影响；
因此，税制改革有可能解决劳动供给和转型成本问题。
第二，人口增长和给付待遇水平的提高这两个因素可以相互抵消，不会影响制度转型的成本。首先来看人口的变动。如果人口增长是正的，领取津贴的人口就相对小一些，相对于GDP来说就等于无形之中降低了制度转型启动阶段的隐形债务规模。美国人口的增长是正的，所以这个问题产生的影响是正的。再来看给付水平。现收现付制度下人口正增长所固有的一个内生规律是其给付水平具有攀高的倾向；
如果社保工薪税是给定的，税收水平不提高，那就等于是提高了当前制度下的隐形债务规模。所以，当前和未来美国的给付支出将会在一定程度增加转型成本的规模。
上述两个因素合在一起相互抵消，呈中性。鉴于这个分析，普雷斯科特认为，美国社保制度改革还是可行的，他提出的方案将是适用和有效的。
4，现收现付制向积累制的过渡期问题
既然向完全积累制转型和过渡是可行的，那么，“节省”下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这个转轨期到底需要有多少时间。设计一个改革日程表是决定其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普雷斯科特的计算，稳态下现收现付制的债务是一个天文数字，对美国来说几乎是当年国民收入总值（GNI）的4.62倍，在改革的第一年几乎是国民收入总值的2.3倍；
为此，他建议改革实施后37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应进入新制度，这既对年轻一代人的当前处境有益，例如改革之初22岁年轻人的福利收益就可提高4％，也对退休一代的长远利益有利，例如改革之后年均资本/产出45年以后将可以从2.77提高到4.91。
根据普雷斯科特的测算，按照他的方案设计，这个过渡期大约需要45年的时间（见表4）。改革成本将随着进程的深入而逐渐减少并稳定下来，45年之后减少到“0”。就是说，从现收现付制向完全积累制的过渡期中解决巨额债务的时间大约需要45年的时间。
表4：美国向完全积累制过渡后不同阶段的预测
改革过渡期
养老制度债务/
产出
资本/产出
1年之后
2.30
2.71
15年之后
1.57
2.80
30年之后
0.63
3.08
45年之后
0
3.31
60年之后
0
3.32
注：假定15－37岁的工人选择了完全积累制；
假定期为60年
资料来源：
Prescott, Edward C. (July 2004), Why do Americans Work So Much More Than European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Vol.28, No.1, p.11. 根据Table 5.
5，改革方案的具体建议与设计
普雷斯科特认为，他提出的这个改革方案是一个两全其美的福利改进的方案，既可解决转型成本，又不至于使第一代人受损。他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全面降低税率。他建议将美国劳动收入所得税的整体水平从40％降到31.3％。降低税率是社保制度改革配套措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向完全积累制过渡的一个前提。目前美国的劳动收入税率是40％左右，这个税率太高；
第二，建立个人账户系统，全面改革（社会保障）工薪税制度。将目前实施现收现付的12.40％社保工薪税一分为二：3.7 % 3.7 进入个人账户实行完全积累制；
8.7％进入政府账户，实行现收现付，用于支付残疾和其它福利事业。
第三，在过渡期内，人们有权利在两个并行运转的制度之间进行选择，即或是选择继续留在原来制度里维持一切不变，或是有权选择享有从40％降到31.3％的劳动收入税率的待遇并将其“节省”下来的劳动收入的8.7%转为其个人社会保险工薪税。
第四，社会保险工薪税8.7%的设定基本没有影响目前的退休金替代率：假定资本收入税率保持在4％（美国从1880年至2002年几乎一直保持这个税率）；
假定职业生涯从22岁开始，工作41年即在63岁退休（这是美国平均的退休年龄）；
再假定退休以后的余命为19年。这样，在其它因素不变的前提下，社会保障（OASDI）养老金替代率平均就应是0.319。但由于美国应税税基的年龄事实上是按60岁计算的，所以，替代率实际上可达0.36。这是一个考虑到的可以抵消的因素。另一个因素是，8.7%工薪税实际上比目前实行的12.40%并没有下降多少，因为在目前的这12.40%中，“养老及遗属保险”实际是10.60％，另1.80%属于“残障保险”项目。
第五，将8.7%政府账户的投资运营完全由政府负责，投资收益率仍维持在4％左右，这是当前这个制度已经实行了几十年投资收益率，仍是可行的；
不需进行任何额外的转移支付[3]。
第六，退休时所有的个人账户资金均须购买年金即予以年金化，不得一次性提取。
第七，考虑到社会公平问题，应允许低收入人群多缴纳工薪税，可以超出8.7%以上；
配偶之间的纳税问题可以另外设立一个方案，即他们每人设立一个独立的个人账户，其工薪税可以在2个账户之间平分，而不得设立混合的“家庭账户”。
第八，由于种种原因，某些退休阶层以往的缴费积累可能会导致退休津贴水平较低，甚至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安全保障，建议设立家计调查式的补充退休津贴制度予以弥补。
三、普雷斯科特对社会保障理论的贡献
从普雷斯科特这篇论文和其它文章来看，他对社会保障理论的贡献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用税收理论重新评估社会保障两种融资制度的前途：现收现付制的出路只能向积累制过渡
普雷斯科特从研究税率对劳动供给产生的影响出发，进而延伸到了劳动供给弹性对社保制度的影响。普雷斯科特对某些工业化国家劳动供给弹性进行的估算中发现，有些国家的弹性非常大，大约是3，这个系数与测度商业波动周期的系数几乎完全相同。劳动供给弹性系数大对社保制度改革来说是一件好事，否则，社保制度就必然面临着一个残酷的两难选择：或是提高当前工作的年轻一代人的税收水平，这就势必降低他们的福利收益；
或是削减退休老年人的福利水平，但这势必遭到他们的反对。但是劳动供给弹性的大小与税制的性质有很大的关系。现收现付制的社保缴费（税）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具有较强的边际因素，这就意味着，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退休津贴的支付困难会越来越大，但资金来源渠道的扩大绝不能指望和依靠提高缴费税率的办法来解决，而只能采取降低边际税率的办法。因为在现收现付制下，单纯依靠增加社会保障工薪税（即社会保险缴费）提高税率并不能增加收入，所以就不可能弥补其资金缺口。
与现收现付制相比，完全积累制具体优势可以归结为：增加劳动激励因素，提高劳动供给，此为其一；
不但不能降低福利收益，反而可以将之提高：在发达国家由于资本/劳动比率较高，工资收入会自然增加，福利收益也就必然随之提高。一言以蔽之，既然劳动供给取决于边际税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那么潜在的福利收益就必然会增加，此为其二；
不但可以达到改善青年人境域的目的，同时可以实现不影响退休者未来给付水平的目的；
对年轻人来说，当他们增加工作时间的时候，不仅可以增加产出，而且在其额外增加的产出中能够获得一个更大的消费份额，此为其三；
最后，普雷斯科特的这项研究事实上已经得到了某些国际案例的支持，例如，西班牙1998年税制改革中降低边际税率后，劳动供给增加了12％，税入同时也增加了几个百分点。西班牙的案例间接的证明，引入劳动收入边际税率的因素比简单地降低平均税率的作用更为明显，因为它可以“烫平”税率日程表进而可以增加劳动供给和总体收入水平。
2，用“时间一致性”重新定义公平概念：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思维定势
作为一个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的一个重要经济学贡献在于它将“时间一致性”的分析方法运用到社保制度改革的研究之中，一举改变了经济学在社会保障研究中对公平概念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定势。
从“时间一致性”的角度来分析，真正能够体现社会公平的制度是积累制，而不是现收现付制。在对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这两种模式的评价中经济学家们对它们各自优劣特征的看法没有太大的分歧，分歧大多集中在利弊权衡与偏好取舍的争论之中。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形成共识是，在老龄化面前，前者在融资方面其财政可持续性较差，但公平性较好，因为其再分配作用较大；
后者的特征正相反，即财政可持续性较强，但缺点是公平性较差，因为它几乎不具备再分配的功能。
但是，当普雷斯科特从“时间一致性”这个独特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时，上述“定论”就几乎完全被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的思维定势开始发生动摇，普雷斯科特提出了一个令世人惊讶的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之所以主张将现收现付制改造成积累制，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公平的目的；
在他看来，积累制比现收现付制更能体现公平的原则，这是因为，积累制一个最大的特征是实施强制性储蓄；
那么，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强制性的储蓄式的完全积累制？普雷斯科特自问自答说，从根本上讲，“答案是，它能让大家都懂得时间不一致性的问题。如果个别人知道有人会为他们提供消费的话，他们就不会再去储蓄了，不管为他们提供消费的人是纳税人、家庭还是慈善机构[4]”。换言之，现收现付制的再分配功能却是不公平的；
所谓公平绝不是指财富的再分配，也不是转移，而是要在消费过程中消除“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在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中，这显然是关于公平概念的一个全新的理解，是一次理念的换位，他赋予了公平概念的全新思维方式。
3，用边际税率方法重新审视两种社保融资模式的本质：边际因素的有无和多寡是衡量制度优劣的关键
在全球范围的社保制度改革中，如果将经济学家分为支持私有化改革即赞成积累制和反对积累制这两个阵营的话，普雷斯科特的学术主张和研究结论无疑属于赞成积累制的学者，属于两大阵营中支持积累制的一员。但是，普雷斯科特的研究方法、演绎过程以及对这两个制度的本质认识却是独特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从税收的角度看，如果将社保制度看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税收体系的话，那么，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这两个制度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税制的区别，前者是非边际性质的税制，而后者则属于边际税率体系。
显然，在普雷斯科特看来，税制的不同、边际税率因素的多寡甚至有无，是决定这两种制度各自解决时间不一致性的能力的关键，是能否“烫平”税率日程表的关键，因此是衡量制度优劣的一个关键，此为其一；
积累制是边际税率的体系，它在当前缴费与未来收益二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精算关系，而现收现付制则不可能，此为其二；
建立起精算关系的边际税率体系对当前可提高劳动供给弹性以增加劳动供给，对未来则可将权利承诺性质的退休资产变成边际性质的退休资产，就是说，不同性质的税制决定了不同性质的退休资产，此为其三；
能改变退休资产性质的制度只能是强制性的储蓄制度，即人们现在的支付行为对未来是一种储蓄的性质，而不是纳税的性质，此为其四。
一言以蔽之，边际税收体系的最大优越性就在于可以将现收现付制的退休权利预期变成边际性质的退休资产，这就是在社保制度中引入边际因素或说向积累制过渡的最终目的，也是现收现付制与积累制的本质区别所在。
正是这种对边际因素的多少和有无的判断，才是最终判断制度优劣的一个最新的衡量标准，这就是普雷斯科特给我们的一个最大启发。或说，当今全球范围的社保制度改革的一个总趋势就是为引入这个因素所进行的努力。这个衡量标准对普雷斯科特来说可能是最关键的，其意义甚至远远重要于资产的投资收益率、由谁来投资等等当前我们这些经济学家们正在激烈争论的诸多领域：在这两个方面，普雷斯科特给出的建议很简单，所有账户资金交由政府投资，收益率继续维持在目前的4％。从投资策略来看，这是典型的中央集中投资管理的“新加坡模式”，而非个人分散投资管理的“智利模式”；
“普雷斯科特模式”与“新加坡模式”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收益率的市场化因素很高，而后者的市场化因素较少。
4，用“时间一致性”和边际分析方法重新解释个人账户的作用：体现社会公平和个人福利收益的基本根据
从历史上看，个人账户制度诞生于企业补充保险（企业年金），是企业补充保险的一个制度基础和运行载体，这是私人市场的事情。在实践中，将企业补充保险的私人部门因素首次引入到社会保障这个公共部门的是1981年的智利。20多年来，个人账户问题在社会保障理论研究中是一个重要主题，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国家的学者和改革实践已经把引入和建立个人账户作为一个重点和难点。可以说，社会保障研究中涉及到个人账户的文献很多。但是，普雷斯科特开历史之先河，将“时间一致性”的独特角度引入研究之中，运用边际税率的方法，对个人账户的性质和作用重新做了解释，把这项研究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令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
他从一个崭新的独特角度使人们对个人账户的本质特性开始重新审视与肯定，为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拓宽了疆域，开拓了视野，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个人账户的本质作用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它在积累制中可以成为体现社会公平的载体。现收现付制不需要个人账户，全社会范围的再分配对个人未来退休的承诺依据更多的是对以往职业生涯中缴费水平与能力的“历史回忆与评价”。但积累制强调的是对缴费者个体纵向消费周期的“烫平”，即使退休也须将其购买年金作为一个给付条件；
退休给付的标准主要是建立在对“缴费历史进行精确计算”的基础之上；
没有个人账户就不能进行这种精确的计算，退休给付就无从谈起；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账户资金积累计算的精确度越高（指与某些混合型相比），就越能体现社会公平；
个人账户是联系当前给付与未来给付以保证“时间一致性”进而实现社会公平的唯一根据。
另一个方面，它是积累制中体现边际因素的唯一标志，是记录边际费率的唯一依据，是计算边际费率的唯一形式。没有个人账户作为一个内生机制就不可能有积累制的存在，于是就不可能称其为一个与现收现付制完全性质不同的独立“税制体系”了，边际性质的基本特征就不复存在了。
从“时间一致性”的角度来解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引入个人账户的意义，这个演绎过程本身显然并不十分复杂，但其论证的观点即积累制的财政可持续性能力问题却是非常复杂的。普雷斯科特的“时间一致性”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是建立在数理推演基础之上，给出的结论和答案是简单明了的，严谨科学的，几乎是无懈可击的。
5，“时间一致性”的本质是“规则胜于慎重”：应该成为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原则
从商业周期驱动力的角度看，经济政策的设计始终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对这些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不仅体现在或应用于包括金融改革和货币政策设计在内的宏观经济分析领域，还包括作为公共政策的社会保障计划的设计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时间一致性”的本质所解释的就是几乎所有公共政策领域的“长期稳定性”问题，社会保障计划自然包括其中。例如，如果政策制定者没有实现做出某种特定的决策就不能在稍后的时间里执行最适宜的政策，于是有可能出现货币政策的目标虽然是稳定物价但却仍然通胀高企不下的情况；
如果企业决策者没能预计到银根将要松动、通胀即将来临，他们就不会提高产品价格和工资；
如果家庭没有预计未来资本税收将要走高，他们就不会减少储蓄额；
如果社会保障政策没有考虑到老龄化因素，这个制度就没有可能解决未来由于支付规模增加所导致的财政问题，等等。
所有上述情况下出现的“时间不一致性”难题必然要影响到政策的“长期稳定性”和人们的预期。税率和税制变动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进而对社会保障积累制的要求等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都体现了“时间一致性”对其所做出的具体解释。可以说，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对制定社会政策和设计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对社会保障融资难题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它奠定了经济政策的社会公信力与政策方案的可行性研究的基础，对未来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研究、模式设计和改革进程所应该产生的潜在影响必将显现出来。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时间一致性的关键是事前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行动是最优化的？时间一致性的难题在于事后“最优化规则”如果失灵了就要看它与政策制定者的预期是否存在差距？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就不是最优化的。所以，时间一致性的核心是“规则胜于慎重”；
只要认定解决方案是最优化的，那么就要毫不犹豫地去执行它。这就是社会保障设计中应该注意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长期稳定性问题。
在社会保障理论研究中，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对积累制可谓情有独钟，他们坚决支持积累制的私有化改革；
作为公认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学派的代表人物，普雷斯科特对未来经济政策预期中社会保障制度的时间一致性问题的精辟阐述，必将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产生重大的学术影响，甚至对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税率对劳动供给影响作用的理论争议
1，不同的观点：税率变动几乎不影响劳动供给
普雷斯科特将“时间一致性”的论述引入到对社会保障制度融资模式的分析之中，其意义是深远的：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用一个全新的方法，得出了一个学界和政界人人皆知的结论，多了一个评估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性的参照系。这里，解决社保制度“时间一致性”难题的核心理论支柱是税收理论问题，这个理论是支撑普雷斯科特将之用于分析社会保障两个不同融资制度优劣分析的关键所在：到底边际税率的变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有多大？换言之，劳动供给的变化敏感度之于边际税率的变化究竟有多大？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是模糊的，那么，它对社保制度的分析和解释就失去了理论根据，就不能证明积累制优于现收现付制，所有演绎就都无从谈起。
但是，在经济学界，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的难题，也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普雷斯科特从劳动供给的角度对社保理论研究的介入及其所有解释和建树，实际上是陷入了这场由来已久的理论争议之中。
在普雷斯科特那里，边际税率的高低和变化对劳动供给的弹性具有相当的作用。如前所述，普雷斯科特的这个观点毫无疑问将之划为保守派经济学家之列，他获诺奖在客观上加强了保守派营垒的声音，在他之前许多经济学家的类似论述已经汗牛充栋，他们认为，降低边际税率的刺激作用表现在多工作、多储蓄、多投资等方面，进而可以大幅提高经济增长率。著名经济学家、里根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马丁 费尔德斯坦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并发表了大量论述，他认为里根时期之所以经济复苏迅速，增长强劲，收入增加，主要就是减税的成果，其中1986年减税法案就是一个最主要的措施。前文普雷斯科特对美国1986年改革降低了家庭双职工的边际税率的推测和假设，费尔德斯坦早在其1993年的一项研究中就曾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认为1986年税制改革对家庭劳动供给具有潜在的影响，他后来在1995年对克林顿税制改革方案的分析中又进一步证明了这项研究[5]。还有丹尼尔等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对此都有大量的著述[6]。减税会促进福利收益提高和经济增长，保守派对此看法非常一致，但由于估算的方法不同，统计口径不一，取值的历史参照系也不尽相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所以，他们之间分歧在于减税带来的福利收益的估算结果不尽相同，而且差异非常之大。有人估算说，每降低一美元税入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相当于40美分，还有人计算说，每减少边际收入税率一美元可获得相当于30美分的产出；
还有经济学家计算的结果是33美分或38美分不等，最高者估到50美分。但大多数人倾向于中位数40美分，换言之，在不降税的情况下每多纳税一美元就意味着等于多损失40美分[7]。
反对派的观点不在于降低边际税率是否存在影响，而在于其对增长正面和负面影响的大小比较、利弊权衡和两相取舍。反对派的代表任务主要有奥尔扎格(Orszag, P)、本海默（Bernheim, B. Douglas）、斯兰罗德（Slemrod, Joel）等著名经济学家。归纳起来，他们的观点如下：
第一，对税收政策变动产生影响的总体估价。反对派认为，首先，在评估减税对经济影响的时候，既要考虑到其潜在的正面影响，还要考虑到负面影响；
不能仅仅从正面一个角度予以考察，更不能忽视其负面作用。其次，总体评估起来，其结果就未必完全是正面的，负面影响也很大，可能要大于正面影响，正负相加，相互抵消。再其次，经验性案例研究显示，正面影响往往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最后，他们认为，减税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劳动行为、储蓄、投资、风险评估等，综合这几个方面的情况来看，其正面影响十分有限。
第二，对劳动供给激励作用的看法。从理论上讲，减率既可以增加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但同时也存在着对劳动供给的负激励因素：对有些人来说，既然可以用较少的工作获得同样多的税后收入，那么在增加税后收入后就存在着劳动积极性降低的可能性。普雷斯科特的减税增加劳动供给理论中所指的主要是针对双职工家庭中的女性，但是早有许多经济学家对此发表过论述，认为减率并没有导致女性提供劳动的数量，因为对相当人来说，她们本来就是全职工作的。例如，密执根大学的斯兰罗德等两位教授认为[8]，“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证明，女性的市场参与率和工时数量对其税后收入根本没有什么反应，因而对边际税率变动的反应也很弱。事实证明，如果说女性市场参与率和退休决策一定受到一些影响的话，那也不足以完全将其归因于对总体劳动供给的影响，更不能得出任何结论认为劳动供给受到税收政策的很大影响”。还有经济学家认为[9]，边际税率的变动只对那些高收入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非常敏感，例如对那些“收入非产高”的已婚妇女来说，劳动供给弹性大约在0.6-1.0之间。
第三，对国民储蓄激励作用的看法。从理论上讲，今天的储蓄会增加明天的产出，较高的国民储蓄将导致较高的投资，生产率的增量将促进经济增长进而提高国民收入；
此外，从利率和红利收入必须纳税的角度看，降低边际收入税率也将导致刺激私人储蓄。但是，如果具体分析下去的话，其结果就具有很多不确定性了，例如，如果私人储蓄的目的是为了用于养老或子女教育，减税就有可能对储蓄产生负激励；
再例如，即使降税在某种程度上对提高私人储蓄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国民储蓄总量来说也是微乎其微的，这是因为，减税所让出的资源往往主要被用于消费而没有用于储蓄，因此私人储蓄的增量要小于公共储蓄的增量。本海默就认为，基于宏观经济数据的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税后回报率对储蓄的影响并不很大”[10]。
第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总体估计。基于上述对劳动供给和储蓄等方面影响的估价，这些经济学家认为，降低边际税率并不能对经济增长带来什么太大的好处，在低税收与高增长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斯兰罗德所做的实证研究表明[11]，美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是1960年代，但那时最高的边际税率竟达70％以上；
1990年代也是经济增长较快的年代，但边际税率却从1993年的31％提高到了39.6%。自由派的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扎格在2001年的一篇论文中曾对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做过详细的预测[12]，他对不是政府的减税政策进行了激烈地批评和抨击，他的计算结果是，到2012年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负面作用将使GDP减少0.6至0.9个百分点，而带来的收益却只有0.4至0.5个百分点，二者相抵，总体经济收益是负数，即产生的影响是－0.1至－0.5个百分点。如果我们按照一个百分点大约是1700亿美元计算的话，减少的经济收益就大约在200－900亿左右。
2，普雷斯科特针锋相对：税率变动必然影响劳动供给
第一，劳动供给决定于税率变动：激烈地批评。针对自由派的上述观点，普雷斯科特在2004年10月24日发表的文章里毫不留情地给予了反驳。他直截了当地说，“劳动供给不受税率的影响，不管税率是上升还是下降，劳动参与率都是不变的”，这种流行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他说，每个国家都是活生生的实验室，而最好的实验室就是欧美之间的比较。经济理论和经验性数据都已表明，欧美之间劳动参与率的巨大差异既不是文化差异造成的，更不是失业救济制度等其它因素造成的，事实上，只能由边际税率给出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我承认，当我在进行这项研究的时候我被这个结果震惊了，我原本以为还是其它制度约束发挥作用的结果呢，但我错了”。这项发现并不仅仅适用于欧洲国家，而且日本和智利等也给出了同样的证明，“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些分析家们批评说文化差异性可以解释欧美之间劳动供给差异性的问题，比如，法国人比美国人更喜欢休闲，而硬币的另一面是美国人更喜欢工作。这是愚蠢的说法”。法国和其它国家的税率如果与美国相同，他们的劳动供给总量就会与美国相差无几。
普雷斯科特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德国人和美国人工作同样多的时间，但应税的市场工作时间与非应税的家庭工作时间的比例却是不同的，就是说，德国人的工作时间还是那么多，只不过他们大部分的工作不是在应税的市场时间里而已。再比如意大利，那里的地下经济发达，许多人并不一定比美国人工作得少，他们只不过做了一些不纳税的工作而已，所以，意大利政府在测量产出时不得不将地下经济部门的产出也算进来，总产出就一下子增加了25％。
至于美国1990年代边际税率变动与经济增长率是否保持一致的问题，普雷斯科特回应道，有些经济学家认为1993年以后美国税率提高以后才直接导致增加了政府收入，减少了政府债务。这是一个谬误。他认为，美国政府债务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在随后几年里确实一直很高，直到90年代末“高技术高峰期”才降下来；
但是，之所以在高技术高峰期债务能降下来，是因为1990年代初期边际税率低所导致的正面结果在1990年代末才反映出来，就是说，1990年代末的高增长正是优于1990年初低税率的结果；
这个时期劳动供给必预测多出了5％左右。人们工作得多，产出得多，税入就多起来。他说，如果你认为是“富人高税”“杀富济贫”才是解决问题的原因，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牢记，劳动供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管是欧洲人，还是美国人，他们都会对他们的所得税做出反应的”；
在相同的激励下，不管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在工作与休闲之间做出的选择都是一样的；
欧洲工人的重税只要松绑，你就会看到“国民生产总值”提高，还能看到“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得以大幅提高。
普雷斯科特给予的结论是：改变税法必将改变劳动行为。这个法则不仅适用于欧洲，也同样适用于美国。对美国来说，它意味着不应将精力放在减税上，而应放在税率上[13]。
第二，社保制度必须建立个人账户：解决“时间不一致性”难题的关键。既然边际税率的变动对劳动供给负有主要责任，那么，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就是建立个人账户制度。对此，普雷斯科特在2004年11月11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里再一次对其社保改革思想做了翔实的阐述和简单的发挥，重申并调整了他的一些政策主张，语言之精彩可谓妙语连珠。
首先，只有建立强制性个人账户代之以自愿性的，才能最终完全解决“时间不一致性”难题。自愿性的个人账户只能解决部分人的问题，从时间一致性的角度看，必须将自愿性账户变成强制性的：“没有一个强制性的账户，对于那些储蓄不足的人来说，我们就不能解决其‘时间不一致性’难题，他们终将成为其家庭和纳税人的福利负担”。他评价说，2001年布什政府成立的“加强社会保障总统委员会”提交的《加强社会保障、为全体美国人民创造个人福祉》（下简称《布什报告》）的最大贡献就是建立一套个人账户系统；
总的来看，这个方案的实施将可以增加国民储蓄，提高劳动供给[14]。但遗憾的是在其三个具体改革模式中个人账户都是自愿型的，这是《布什报告》的最大缺陷，改革还没到位，还应继续下去，应将自愿性改过为强制性的账户。
其次，只有建立强制性个人账户才能增加国民储蓄和增加劳动供给。既然在美国企业补充保险中401(k)等其它养老计划的个人账户早已使用，在社会保障改革中政府就不应该对其采取庇护的态度。在社会保障中引入强制性储蓄账户有许多好处，例如增加透明度，增强便携性，促进经济增长等，但最大的优势其实只有两个：第一个是可以增加国民储蓄。个人资产增加了，就意味着资本增加了，意味着对工资收入产生了积极影响，进而意味着多工作的人可以多受益；
资本多了，就意味着生产性资产多了。第二个优势是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对此，他给出这样一个意义深刻的警句：“任何一种年轻时逼你缴税年老时向你返还的纳税制度都必定对劳动供给产生某种负面影响”，在这种制度下，“人们肯定就是少工作。但是，如果人们对自己的储蓄有控制权，支撑他们的养老资产是个人储蓄而不是转移支付，他们就会多工作，于是大家的境域就都会变得好起来。这是一个双赢的制度，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应该对此求之不得呀！”
最后，只有建立强制性个人账户才能将社会养老制度独立起来并从整体社会福利制度中分离出来，实现由转移支付制度向强制储蓄制度的过渡。当前几乎所有国家的现收现付社会保障制度本来就是强制性的，这就完全没有必要将现行的强制性社保缴费铸造一个“永垂不朽的福利制度”，而是“应将退休储蓄制度从福利制度中分离出来，达到这个目标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将我们的转移支付制度改造成一个强制储蓄制度”。有人会问：我们不能从转移支付制度向个人储蓄制度过渡，因为退休的一代正在午餐；
突然将工作一代的钱转向个人储蓄，谁为他们买单？普雷斯科特对此调整了其原来的思路，给出的药方是将目前12.4%缴费的3/4即9.3%划入个人账户，将余下3.1%用于社会统筹和福利制度，这样，转型成本大约十几年之后就可以消化掉了[15]。
五、对中国的若干启示
虽然经济学界对税率变化对经济影响的评价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并且普雷斯科特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的政策主张主要是针对美国的，但这丝毫并不影响他的理论贡献具有普遍的意义，更不影响他“时间一致性”的研究思路对社会保障理论研究的极大启发；
至少，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来说，他的研究结果和理论工具可以提供如下启示。
第一，如何看待增加劳动供给和就业机会之间的矛盾问题。一方面几乎是“无限”的劳动供给，一方面是存量有限的就业机会，在这个矛盾面前，如果单纯地将注意力放在各种形式的提前退休上以解决当前的就业压力的话，从长远看，无疑是将矛盾推向了未来。如果换个思路，从劳动供给和税率改革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似乎就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税收改革上；
于是，有关提前退休的某些观念就需要改变，甚至得到逆向的思维结果，例如适当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等。据有关报章披露，劳动社会保障部正在考虑类似问题。这个思路对于未来社保制度的可持续性来说，显然是考虑到“时间一致性”问题的一个体现。
第二，如何看待当前社保缴费比例和税收比例与劳动供给的关系问题。仅从社保缴费比例来看，四项保险与住房公积金等合计已逼近（有些地区已超过）50％，总体劳动收入税率已超过美国等，接近于欧洲。这个比例显然太高，无论是单位部分还是个人部分；
其结果一是具有抑制劳动供给、压抑供给弹性的负面影响作用，二是形成恶性循环，三是将某些困难与问题推向了未来。降低社保缴费比例是一个趋势，降低以后的福利收益的增加会充分体现出来的。
第三，如何看待当前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之间比例的关系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那么，为什么说解决资金来源的唯一出路在于逐渐扩大个人账户比例和缩小社会统筹规模？这就涉及到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这个两部分的比例协调问题；
所谓协调，其含义就目前来看应该是：在社会保障这个第一支柱中应由社会统筹构成的“最低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组成的“账户养老金”这两部分构成；
其中“最低养老金”水平越低，“账户养老金”才能越高；
因此，“最低养老金”的给付标准应设定在接近于“低保线”某一点上，旨在留出空间将个人账户比例最大化。这是因为，普雷斯科特边际税率研究的结论告诉我们，现收现付制这个相对“独立”的体系靠自身是没有什么出路的，单靠提高其缴费水平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金困境的；
只有将之转型为以个人账户为核心的边际费率性质的养老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融资难题，才能具有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才能增加激励机制，才能提高GDP，才能减少社保制度转型成本。在个人和单位的28％缴费中，划入个人账户的比例是11％，东三省试点中从11％降到了8％。但是，从长期改革的目标来看，这个比例显然是太小了，边际因素太少了，因此，财政风险就肯定太大了。个人账户（账户养老金）比例的逐渐扩大与现收现付制规模（最低养老金）的逐渐缩小，这才应是解决资金问题的唯一根本出路所在[16]。
第四，如何看待社保缴费在社保基金融资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里应该解决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社保给付应主要来源于社保缴费，而不应或较少依靠转移支付。另一个问题是社保给付资金的短缺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下不要过高的指望靠提高缴费比例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提出表面看上去好像是完全相互矛盾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来自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实践，独立运行的社保制度的困难必须靠对自身的改革来解决，这既是当前各国改革的动因，又是市场经济所应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来自于普雷斯科特的研究给我们的启发：既然“现收现付制的资金缺口不可能指望靠提高缴费率来解决”这个结论具有无懈可击的科学性，那么，对于目前我国的制度现状来说，这个结论就是适用的：在28％的缴费中，只有11％（或8％）划入个人账户，其余均为社会统筹的现收现付制。于是，我们从普雷斯科特那里得到启迪就应该是，解决社保制度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的最终根本出路在于逐渐扩大个人账户的比例，缩小社会统筹的规模。如果是相反，短期看好像在操作上简单容易了，“做实账户”的负担降低了，但长期无疑是饮鸩止渴，矛盾还是推向了未来。逐渐扩大账户的规模以至最终实现个人账户100％的完全积累制，这是迟早的事情。
第五，如何看待社保基金的投资主体与投资模式问题。普雷斯科特提出了资金交由政府管理和4％收益率的设想。美国社保基金投资的名义收益率半个世纪以来几乎都在6－9％以上，“普雷斯科特模式”提到那个4％是实际收益率（扣除通胀率后）；
美国的这个收益率几乎完全是真实的市场利率，而“新加坡模式”的收益率是经过中央政府“管理的”，含有财政“暗补”的成分，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利[17]；
除了这一点不同以外，在投资主体上是完全一样，“新加坡模式”与“普雷斯科特模式”都是由中央政府即实行中央集中投资的模式。
“普雷斯科特模式”给我们的启发是，在目前条件下，我国个人账户资金交由中央政府投资管理基本是可行的，或说只能采取由中央政府集中统一投资的模式，而不能实行“智利模式”分散型的个人投资模式。甚至，在中央集中投资前提下，即使“带进来”少许“新加坡模式”的因素也是可以“容忍”的，因为这是目前唯一选择，是适合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现状的，符合参保人目前投资素质的现状的。在这方面，某些国家的经验教训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反面教训，瑞典就是一个例子。
瑞典自1998年对其现收现付社保制度改革以后，将全部社保缴费18.5%分为两部分：16％实行名义账户制[18]，由国家负责投资，这部分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2.5%划入个人账户，实行完全积累制。问题就出在这个完全由个人分散决策的“智利模式”里：一个问题是，大多数参保人的金融投资知识有限，面临许多困难；
另一个是基金650多支，基金管理公司70多家，再加上多如牛毛的国际基金，投资者不知道如何选择和选择谁，且根据法律规定，参保人必须从国内外的基金中至少选择5支基金；
再一个问题是，由于股票市场几年来始终不景气，大面积滑坡，许多人损失惨重，从2000年到2003年底普遍缩水40％，于是，参保人越来越不愿意进行个人投资（个人可以选择将其交由国家投资管理的一个非契约型基金）；
2000年秋刚建立个人账户的时候大约2/3的人选择了个人分散投资模式，而从此之后就越来越少，2003年新参加工作的人只有10％[19]。
鉴于这2.5%个人分散投资决策的积累制面临危机的窘境，最近瑞典政府组织了一个由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教授哈马维斯领衔的特别委员会，对个人账户投资制度进行专门调查，使命有三个：一是对进入市场门槛的基金公司和行政管理当局向账户投资者发行和提供的投资指南进行评估；
二是对基金和基金公司可供选择的数量和风险等进行全面检查，并考虑改革某些投资制度和信息提供机制，例如把某些个人投资者集中起来，分成不同的类型，进行小规模的“集合投资”；
三是对制度成本进行评估，其中一个主要对象就是基金公司的费用。
（初稿始于2004年9月，完稿于2004年12月）
注释：
* 2004年10－11月本人在英国学术访问期间正值写作过程当中，在查阅资料等方面曾得到英国学术院的帮助，特此鸣谢。本文个别内容曾在有关报纸上零散地发表过。
1， 下文引用的数据资料凡是没有注明出处的，均引自：
Prescott, Edward C. (July 2004), Why do Americans Work So Much More Than European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Vol.28, No.1, 2-13.
2， 在论述边际税率对劳动供给产生影响的时候，普雷斯科特通篇使用的概念几乎都是“劳动收入税”。据笔者所知，不同国家对“劳动收入税”包括的项目是不太一样的。为了能与我国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可比性（美国的劳动收入税率是40%），笔者通过email向普雷斯科特请教在美国这个概念都包括那些税种，他回答说大约包括六大类：社保税、医疗照顾保险税、州地方社保税、联邦政府所得税、消费税和包括烟酒等在内的货物税。为给山东大学2004年9月9日的会议赶写一篇论文，本文初稿写作始于2004年9月初，在普雷斯科特回答这些问题时，他还没有获诺贝尔奖。
3， 笔者在此做出如下说明：最初阅读普雷斯科特文章时笔者对其文字表述的理解是：社保税从12.4%降到8.7%并全部进入个人账户实行完全积累制，并由政府负责账户资金投资营运。但是，这样“节省”下来的只有3.7%，40%由此只降到了36.3%而不是31.3%啊？再者，新旧制度供人们自由选择，那么，新制度的风险大了，缴费率低了，其替代率肯定要远远低于旧制度，有谁愿意选择进入新制度呢？还有其它一些问题，从文字上看似乎都有些模糊，数据之间相互对不上。笔者email他就此请教（这时他已获得诺奖），本文中的表述是根据他回复的email重新理解整理的，与阅读他2004年7月发表的论文内容不完全一致，也与笔者给山东大学的会议论文（即将结集出版）和2004年11月在《中国证券报》上发表的4个连载不一致，那时还是原来的理解；
这里特此说明，以此为准。即使本文这里使用的是新的解释，但有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例如，税率并没有真正降下来），有的还是核对不上（例如，3.7和8.7的关系），有的他没回答（如税率没降下来）。在他获奖整一个月后即2004年11月11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中，他对账户缴费比例的设想又做了调整，将账户比例提高到9.3%（请见后文关于理论争议部分）。
4， Edward C. Prescott (July 2004), Why do Americans Work So Much More Than European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Vol.28, No.1, p.11..
5， Feldstein, Martin (1995), The Effect of Marginal Tax Rates on Taxable Income: A Panel Study of the 1986 Tax Reform Ac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June): 551-72. Feldstein, Martin, and Feenberg, Daniel R. 1993. Higher Tax Rates with Little Revenue Gai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linton Tax Plan. Tax Notes, 58 (March): 1653 57.
6， Mitchell, Daniel (2001), Reducing Tax Rates Across the Board: A Cornerstone of Pro-Growth Tax Relief,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No. 711, January 16.
7， 关于减税增加福利收益的估算数值的争议请详见：Vedder, Richard K. and Gallaway, Lowell E (1999). Tax Reduction and Economic Welfare, Prepared for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April.
8， Joel Slemrod and Jon Bakija (1996), Taxing Ourselves: A Citizen"s Guide to the Great Debate over Tax Reform, MIT Press: Cambridge, page 106.
9， Eissa, Nada (1995), Taxation and Labor Supply of Married Women: The Tax Reform Act of 1986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NBER Working Paper 5023, February.
10， Bernheim, B. Douglas and John Karl Scholz (1999), Saving, Taxes, in Joseph Cordes, Robert Ebel, and Jane Gravelle, eds., The Encyclopedia of Taxation and Tax Policy, Urban Institute Press: Washington, page 326.
11， Slemrod, Joel (1995), What Do Cross-Country Studies Teach About Government Involvement, Prosperity, and Economic Growth?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No. 2, pages 373-431.
12， Orszag, Peter R. (2001), Marginal Tax Rate Reductions and the Economy: What Would Be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Bush Tax Cut? Paper for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Mar.16.
13， 这一段引用的直接引言和数据来自：Prescott,(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dward C. (24 October, 2004.) Are Europeans Lazy? No, Just Overtaxed. In Opinion Journal of the Editorial page of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4， 《布什报告》设计的三个模式之间的区别是划入个人账户的缴费比例不同，它们分别是2%、2.5%和4%。关于《布什报告》改革方案的细节，请详见郑秉文如下两篇论文：《围绕美国社会保障“私有化”的争论》，载《国际经济评论》（双月刊），2003年第1期，第31-36页；
《美国社保改革：迈向股票市场的一跃》，载《改革》，2003年第2期（双月刊），第118-127页。
15， 以上这一段直接引言和数据引自：Prescott, Edward C. (11 November, 2004), Why Does the Government Patronize U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p. A16.
16， 上述关于我国社保制度缴费比例改革思路的详细论述，请参见郑秉文：《建立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体系的战略思考》，载《公共管理学报》，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主办，2004年第4期（季刊），第4－21页。
17， 关于新加坡投资模式中“暗补”等弊病的分析，请详见郑秉文《中央公积金投资策略的经验教训》，载《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双月刊），第107-121页。
18， 关于瑞典1998年改革成功的引入“名义账户制” 细节，请详见郑秉文：《欧亚六国社会保障“名义账户”制利弊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月刊），第56-61页。
19， 关于瑞典账户投资的经验和教训的分析，可详见Turner, John, Individual Account: Lessons From Sweden,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Vol.57, No.1. 2004. pp.65-84.
主要参考文献：
Bernheim, B. Douglas and John Karl Scholz (1999), Saving, Taxes, in Joseph Cordes, Robert Ebel, and Jane Gravelle, eds., The Encyclopedia of Taxation and Tax Policy, Urban Institute Press: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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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秉文(2004)：《建立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体系的战略思考》，载《公共管理学报》，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主办，第4期（季刊），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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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秉文（2003）：《欧亚六国社会保障“名义账户”制利弊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第5期（月刊），第56-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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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秉文（2003）：《美国社保改革：迈向股票市场的一跃》，载《改革》，第2期（双月刊），第118-127页。
[注：此文原载《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