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坚持抗战的艰苦岁月，西南联大的校长夫人、教授夫人为了维持生活，曾挎篮卖她们亲手制作的“定胜糕”……
现在的中学生，有不少向往（甚至迷信）“名校”，特别是清华、北大的。但其中能够了解两校历史沿革、办学精神的人，未必很多。问起蔡元培，尚且茫然，自不必说梅贻琦，更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了。这几年，前后纪念过几所大学的“百年校庆”，于是有些文字提到当年鳞爪。例如在说起清华拥有“大师”级师资的时候，总会引用1949年前最后一任北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自然，后来者在清华园里盖大楼之功，也是不可且必抹煞的。
梅贻琦已故，他的夫人韩咏华曾回大陆探亲访旧。这位夫人如同当年许多相夫教子的教授夫人一样，很不简单。这里只提一件小事，是她在1981年春写的《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中提到的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的艰苦生活：
教授们的月薪，（1940年后）就只够半个月用的了，不足之处，只好由夫人们去想办法，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食品，拿出去卖。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原注：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月涵（即梅贻琦）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袁复礼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孩子小，有时糕卖不掉时，就给他们的孩子吃。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口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的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由于路走得很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
上文转引自张曼菱编著的《西南联大启示录》一书。书中还提到别的教授和他们的亲属在战时千方百计克服物质生活困难的情操，时过境迁，便都成为佳话。在同样的战时背景下，这大概可以跟延安一些男女知识分子干部参加纺纱等劳动生产的事迹相媲美。区别或只在于，在延安以劳动为光荣，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及其家属，更属于模范带头作用，大家应该向他们学习看齐；
而在昆明，梅太太却要顾及梅校长的“面子”云云，显然是“旧意识”在作祟，但想到她们原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也不能不承认她们实际上放下了架子，或根本没有什么校长太太、教授太太的架子可摆，并且为抗战吃苦而毫无怨言，这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和平环境里生活的后人汗颜的。
抗战时期我不在大后方，也不在革命的陕北，而是在沦陷区读小学。耳目所及，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公教人员的困窘还是略知一二的。跟梅太太做糕饼类似，我听说过一位中学教师的太太联合几位境遇相同的女眷做饼干，大概因为缺乏技术指导，只是在铛子上摊开薄饼，切成菱形，烙到干而且脆的火候。我吃过几块样品，跟惯常的饼干比，形状和口感都不一样。这个实验看来不成功，后来也再没有下文。但这几位太太以家庭妇女想做点营生贴补家用，我虽年纪还小却也能模糊地感到这份苦心。听说有的小学老师，放学以后去拉洋车或蹬三轮（前者是“骆驼祥子”拉的那种人力车，车租比三轮车便宜）。我就读的是教会学校，老师薪水高些，但太平洋战争爆发，统由日伪接管，便同其他市立小学无异，我眼看着音乐老师宝希珍先生，因为结婚生子，把西装三件头当掉卖掉，人也逐渐变得形容憔悴。当时在沙滩北大中文系教书的陈介白先生，住在我家后院，三个孩子顶大的在读中学，日子好像比我家过得还紧。
反正跟我家多少有些来往的人，除了后来才知道个别是从事地下工作抗日的以外，都是自叹为“亡国奴”的平民，没参与实际抗日活动，说是顺民吧，但都不甘为顺民，在忍气吞声有所等待，等待日本鬼子和他们卵翼下的汉奸的覆灭。这是典型的“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心理。
终于在1945年等来了日本的投降，随后“王师”也“回銮”而来。我和兄姊所在的中小学，变化不大，敌人占领时委任的校长理所当然地去职，老师们照样上课。而大学就不同了,例如沦陷时期周作人任校长的沙滩红楼北京大学，就被称为“伪”校，所谓“伪北大”。从大后方归来负责接收的傅斯年教授宣布，任“伪北大”教职的教员一个不留，在“伪北大”读书的学生也得经过“甄审”。这引起在校学生的自发抗议，后来共产党地下组织加入领导，形成第一波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周作人自然属于“附逆”，以文化汉奸论罪受到起诉。教授讲师们似乎并没有为去职起而抗议，他们是成年人，也许跟流亡到后方的同事们相比，自觉惭愧，便都应声而退。如果他们在1937或1938年，也全都离开北京到前线或后方参加抗战，至少是不在“伪北大”教书，也不在敌伪控制下留公教人员，宁肯饿死，坚持采取积极的不合作态度，那末，“伪北大”就开不了学，私立大学名额本来有限，于是会有大批学生失学，他们即使没有足够的政治觉悟，也会因走投无路而去抗战、去革命，一切会是另一番景象了吧！
这样的话，虽很“理想”，但回头寻思，不大可能。老大一支国家军队抵挡不住敌人，连连溃退，甩下大片国土和无告的百姓沦陷敌手，能够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实行“焦土抗战”，男女老幼全跟着政府跑、或上山打游击吗？北大、清华的部分师生从长沙撤退，徒步走过湘黔两省，全员到达云南；
但诗人曾卓的母亲，是无组织的难民，就孤身一人死在从武汉向大后方逃难的路上了。
敌人占领下的中国人也还要活下去，农民还要种地，工人还要做工，学生还要上学，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怎么老师执教就等于担任伪职了呢？间关万里奔赴大后方的，无论从军、从政、经商、教书，奔赴延安和敌后的，无论工人、店员、青年学生或其他知识分子，共赴国难（只要不是“发国难财”或“借革命以营私”的），都很光荣，在全民中属于先进者。但在任何社会里，先进者只是少数，他们的责任是启迪后进，而不是排斥后进，打压后进。西南联大那么多的教授及其家属，没听说谁在复员后以“老子抗战八年”骄人。而像傅斯年那样，重返古城北平，一脚踏进沙滩红楼，即把从上到下，从教师到学生，一概指之为“伪”，颇有一点“唯我独抗（日）”的专横，套用后来的政治术语，则多少带上点“左”的意味了。傅斯年这样“正牌”的“自由主义者”，居然难免以一种政治的和道德的优越感傲视群伦、以势压人，也可见中国这片国土，的确不是适合自由主义生长的土壤。
我的父亲在北平沦陷的八年里，赋闲在家，八年后见到后方来的熟人老友，乃得被称为“高风亮节”，不过，这亏得当时家有一点薄资来垫底。存款冻结了，贬值了，还有两所房产，先卖了小的，剩下大的再部分出租，后来索性把大的一处也卖掉，这时“坐吃”已经临近“山空”。由此可以设想，若是没有别的进项光靠每月领薪水过日子的清寒教师，不“出山”，吃什么？一度租住我家后院的陈介白先生，当时还有薪水，手头却也日益拮据，不得不换小些的房子去住了。
仍以我父亲为例，他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秋至1948年冬，先是参加了对日军医院的接管，随后在当时的“联勤总医院”做了三年多的军医。1949年初他又成了共产党解放军接管后的“留用人员”，在我们的档案表格里他那一栏就成了“伪军医”。大陆上持续执政22年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跟汪精卫投靠日本所建的“维新政府”一样，在“明正朔”时成了“伪朝”。
最近读到什么人（好像是傅国涌先生所写）的文章，傅斯年于1948年底，跟胡适一起告别南京前有一次聚首，已经很是凄凉。傅斯年曾经以大无畏的精神痛诋国民党当局的腐败，但书生意气，难挽狂澜，只能挥泪而去，与他共饮的胡适校长则已列入“战犯”通缉名单。而他们的大批同窗同门同寅同仁，只有少数随他们蹈海去往台湾。不管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还是实际的无奈而留在大陆的教师们，在傅斯年的意识形态眼光里，怕又成了另一些归附“伪朝”的人，其可歧视的理由，也许竟亦不下于当年在“伪北大”的授课者，或简直像南明看待李自成营垒中的读书人（如李岩之流），因为这些人“滞留匪区”，公然在报端表态拥护新的政权，他们的著作在台湾理应封杀，他们的名字在那里也是提不得的。
抗战和内战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以其统治集团的利益为依归，决定对社会各样人群的亲疏远近以至敌我，从而建立了层层的社会歧视和政治歧视。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六十年前，老舍先生就曾说过，我们是“惨胜”；
在世界格局中看中国，当时于欢呼雀跃之馀，也的确不无惨淡之感。早年抗战中无论国民党主导的大后方、共产党主导的抗日根据地，还是沦陷于日本占领下的广大城乡，除了确属一小撮投敌附逆的汉奸卖国贼以外，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尽管没吃过也没听说过梅太太她们亲手做的“定胜糕”，却真的是曾经万众一心，盼望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而战后却缘于民族内部战争，坐看民族复兴的机遇失之交臂。
梅贻琦夫人她们那一代早已远去了。连西南联大时期的少年俊彦，都已经成了耄耋老人。像我这样在八年抗战时期的小学生，也已经七十过矣。只有寄希望于一代又一代的年青人。
（来源：民主与科学，限于篇幅，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