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不断深入，理性选择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热门话题。面对纷纷扬扬的关于理性选择的议论，笔者却感到一种与理性选择不同的选择——感性选择，很值得当代中国社会学的深入思考。因为，感性选择是在中国社会具有深厚传统根基而且至今仍然发生着基础作用的选择，中国社会转型一定要经过感性选择这一环节才能实现。不了解中国人的感性选择，就无法理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深刻底蕴和民族特色。
一、感性选择概念的缘起
感性选择是个很少有人谈及的概念。一般说来，人们在传统认识论的视野里谈论感性概念，用来指谓简单的、尚未进入逻辑思维层面的、被动的意识活动，因此，以之为根据的感性行为，也就自然谈不到是主动的选择，感性选择概念也就很少有人提及了。即便有人很随意地偶尔提到感性选择，也往往把它作为一个贬义词，在歌颂理性选择的语境中指责那些被看作浅薄、低层、无效的行为。
事实上，感性选择是现实生活中广泛发生的社会行为，它作为广大基层社会成员展开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具有比理性选择更基础的地位和意义。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来说，感性选择的地位和意义就更加重要。因为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感性选择不仅是现实的社会选择形式之一，而且它还同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密切相联，具有比在西方深厚得多的社会根基。
康有为、梁漱溟和费孝通等人在论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时，已经丰富地论述了中国人社会选择方式的感性特征，如亲情性、家族性、血缘性、圈子性和熟悉性等等。虽然他们直接论述的是中国人传统的社会行为方式，其实也是在论述中国人的社会选择方式，因为所有的社会行为都是选择行为，所以论述社会行为方式也就是论述社会选择方式。今天的中国同19世纪末期、20世纪前期康有为等人面对的中国相比，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2千多年形成的传统并未断裂，传统规定着的选择方式也未完全改变，特别是选择方式的感性化特征依然存在。
康有为等人虽然论述了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感性特征，但是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出感性选择概念。因此，我们要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讨论中国人的感性选择问题，还必须对感性选择这个概念作一番界定。感性选择概念是在同理性选择相区别的含义上提出的，所以，要想说清楚感性选择，又应当首先明确一下理性选择概念。
理性选择是从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社会学中泊来的概念，一般指合逻辑、合规律、有科学根据、经过思考的选择行为。在相对规范的讨论中，理性选择还要同利益追求最大化、利益偏好、计算和预测行为的结果、合理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等方面联系起来。在西方学术中，那些与理性选择不同的选择行为一般被称为非理性型选择。非理性选择指谓那些没有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目标、操作手段和操作过程不合逻辑、不合规则的行为方式或行为过程，其突出特征是违背科学原则、不符合客观规律、由本能冲动等非理智因素支配行为。
无论理性选择还是非理性选择，这两个概念都不能恰当地指代中国人的选择行为。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述的中国人的选择方式而言，以土为本的中国人在开展社会活动时，虽然不像亚当·斯密所论经济人那样合规律地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不像西蒙和科尔曼等人所论社会人那样能科学地处理信息、合理地调整个人同组织的关系、有效地预测行为的影响与结果，但是，中国人也不是反原则、反规律、仅靠本能冲动开展社会行为的。中国人靠的是亲情关系、熟悉联系，并且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人行事是有规则的，只不过中国人行事的规则不是普遍化、概念化的原则，而是作为传统和经验而发生作用的“礼”。（费孝通，1947）
费孝通关于中国人“礼治秩序”的论述，透辟地揭示了中国人行为方式或选择方式的本质特点：感性化！费孝通指出：“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的，或者说‘无需规律’”，（费孝通，1947）“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的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如果我们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照规定的方法去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有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照仪式做的意思。”（费孝通，1947）
费孝通关于礼治秩序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关于中国人选择方式的论述。在费孝通看来，礼是中国人的行为规范，是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用逻辑推论、不用计算预测的传统经验，是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形象示范和规定作用的仪式。不用逻辑推论，只需直接作为经验模式去效仿等等，这些都正是感性活动的基本特征。连同关于中国人在社会行为中依靠亲情、熟悉、血缘等关系的论述，费孝通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中国人社会选择性的感性特征。
现在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述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相比确实有了巨大变化，但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并未改变，感性选择行为还是以各种形式在我们的周围世界表现出来。“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等等我们十分耳熟的话语，真实而亲切地表征着我们平时社会活动的特点。甚至“非规则化”、“无规则游戏”、“情大于法”等等社会现象的存在，也从很广泛的层面上表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感性选择特点。因此，我们现在提出感性选择概念，绝不仅仅是讨论中国人的旧传统，而且同时也在论述实实在在的现实。
二、重新认识感性选择
虽然感性选择是基本、普遍、真实的社会行为，无论哪个民族都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它却一直处于理性的压抑之下。感性行为是应该服从理性原则的控制对象，感性意识是有待理论思维批评、梳理和提升的对象，这在中外似乎都已经是天经地义的原则。正如弗洛伊德所言，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理性压抑感性的历史。（弗洛伊德，1984）在西方，理性对感性的压抑主要表现为逻辑思维、科学原则和工具理性对感性的控制与征服；
在中国，理性对感性的压抑则主要表现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对感性行为的训诫与抑制。这种情况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正在越演越烈，规范化、法治化、制度化……，无法列举的理性化形式铺天盖地地向人们的感性活动扑来，感性选择正面对日益沉重的压抑。
然而，既然感性选择是一种基本的社会行为方式，那么它就不可能完全默默无闻地等待理性的征服与控制，它总是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和对理性压迫的抗争，也必然引起理论思维对它的注意和辩护。在人类思想史和认识史上，也不乏褒扬感性意识和感性行为的思想家。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发生的认识论哲学中，尽管各种哲学流派都把理性思维看成人类的高级思维形式，认为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思维才能真正发挥人类认识活动的价值，但是，培根、洛克、休谟甚至贝克莱等经验论者，都从一定角度论述了感性的价值，对单纯肯定理性的倾向给予了批判。至于被列宁斥责为感觉主义的马赫，在其依据许多难以否认的事实对感性活动给予充分肯定的论述中，也提出了很多纠正单纯理性主义、正确估价感性活动意义的观点。（马赫，1986）
应当说是被后人指责有折衷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康德，最先明确地突破了仅仅从认识活动的等级秩序上来讨论感性和理性的关系的陈规，采取了划界分工的方式给感性留下了一片存在的空间，感性第一次在理性面前有了立足之地。在康德那里，感性不仅仅如洛克所言具有搜集材料的功能，而且还具有整理材料的形式——时间和空间。这就意味着感性不仅不完全是被动的接受，而且它还具有综合与再造的能力。因为整理是聚集、区分和形塑，感性借助这种技能可以把杂多的感觉材料在时空形式中呈现为可以被人们知觉的现象。（康德，1960）
与康德同时代的歌德和席勒，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出发，进一步论述了感性的地位与功能。
这两位浪漫主义运动领袖认为，感性是审美意识的本质特征，它不是低于理性的认识活动，相反倒是高于理性的意识活动。在他们看来，以科学和工业生产为代表的理性意识和理性化活动，是分裂性的意识与行为，人类社会的异化与分裂都是理性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后果，只有用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具体形象性的感性代替理性，才能把人类社会从异化的危难中挽救出来。（朱光潜，1979）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劫，欧洲出现了更多更加坚定地反对理性专断的思想家。现象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塞尔、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阿多尔诺，符号哲学代表人物卡西尔，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利奥塔等等，纷纷举起批判理性主义大旗，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人文主义浪潮。这些思想家已经不是抽象地反对理性，而是明确地提出批判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科学理性、工具理性或工业理性，并且认为这些理性最典型的代表是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推崇的经济理性。他们不是单纯地分析理性的缺失，而是在深刻反省理性原则和理性行为的基础上，既重新认识感性的地位与作用，又修复理性与感性的并存关系。
马尔库塞是战后对理性和感性关系思考最深入的思想家，他一方面批判了工业社会片面崇尚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单向度，提出要以艺术理性代替科学理性的理性革命主张，另一方面又别开生面地举起感性革命的大旗，呼吁人们重新认识感性意识与感性行为。（马尔库塞，1969）在马尔库塞看来，无论感性意识还是感性活动，都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它不仅不像传统理论认为的那样只有提升到理性层面才能做出符合人类本性的选择与创造，而且事实上只有感性才真实、具体、综合地表现人类本性，也只有不脱离感性才能脚踏实地地张扬人性、造福人生，否则理性将依据专业化、主题化的逻辑把人类领入歧途。并且，感性本身也具有选择性和创造性，其特点在于它依据当下的现实做出具有综合指向的选择与创造，而不像理性那样通过逻辑推理、针对某种分化性目标、遵循特殊原则开展选择与创造。（马尔库塞，1978）
马尔库塞以美国社会为代表，用大量事实揭示了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感性的创造性和选择性如何被单向度的理性化压抑得奄奄一息，人们的选择与创造能力也随之弱化、甚至渐渐消失。马尔库塞用感性的扭曲来概括这个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在他看来，当科学理性、工具理性和工业理性成为在社会生活中无孔不入的普遍理性或普遍原则时，感性已经被压迫得没有真实去感觉的能力，例如根据经济理性而设计的五光十色的广告，以各种形式和手段刺激人们的感官，被刺激的几乎麻木的感官失去了鉴别能力，把为了谋取经济效益而倾销有害身体健康商品的活动，当成了自己真实的生活需求。于是，扭曲的感觉误认了虚假的需求，虚假的需求支配着虚假的社会生活，整个社会在此基础上彻底异化了。（马尔库塞，1969）
马尔库塞主张开展感性革命，重新塑造人们的感觉，通过艺术形式开展一场重建人们感觉能力的文化革命，恢复感性的创造性和选择性，进而从人类最基本的生命形式开始造就一代新人，彻底克服人类社会的异化。（马尔库塞，1989）
我们考察西方学者的上述理论观点，目的不在于系统说明他们怎样论述感性选择和理性选择，而在于试图从中引出思考中国感性选择问题的借鉴。面对西方学者对感性和理性问题的论述，我们是否起码应当得到以下几点启发：其一，并非所有西方学者都把理性选择看得至高无上，一些西方学者在社会理性化的历史过程中从来没有完全忘记感性活动或感性选择，并且不断地张扬它的地位、意义和价值。而我们立足一个具有深厚感性选择传统的社会，在理性化的进程刚刚开始之际，却为什么一古脑儿地贬斥感性，一窝蜂地弘扬理性？笔者近日曾在互联网（中文雅虎）上搜寻一次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两个概念，竟然发现了3700条论述理性选择或与之相关的信息，而关于感性选择的信息只搜寻到10条，天壤之差！足以可见中国人对理性选择的热望和对感性选择的淡漠。这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其二，从康德为感性活动确立存在根据和明晰展开形式，到马尔库塞论述感性的选择性与创造性，并提出开展感性革命，这200多年的历史正是西方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两次社会转型期，在西方社会转型期，西方学者对感性同理性矛盾关系的持续深入探索，说明感性与理性或感性选择与理性选之间的矛盾是一个真实的、重大的、不可回避的课题。中国社会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并且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各种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的不同方面，我们应当借鉴西方学者的思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对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具有更重要地位的感性、感性选择及其同理性和理性选择的矛盾做出更深入地思考。
其三、西方学者并未像我们在自己的哲学教科书中那样，把感性活动仅仅看作低于理性的认识活动。感性活动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而且它作为人类基本的活动形式既有选择性也有创造性；
既可以真实地追求具体的生活目标，也可以在理性的压迫与诱惑下由真实变为虚假；
既可以被压抑得扭曲、异化，也可以通过某种途径使之重新振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感性是可改变、可塑造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应对中国人的感性活动持完全消极的态度，而应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既要揭示其中的积极性，又要探寻祛除其消极性的途径与形式。
三、中国转型期感性选择的地位与特点
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和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变（郑杭生，1997）。可以说，中国社会转型同西方18世纪的社会转型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即社会现代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也就是韦伯等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理性化过程。如果这些判断确实符合实际，那么中国社会转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作为最基本社会行为的感性行为或感性选择。因为确如韦伯等人所言，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推进社会理性化，并且理性化又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而在中国广大社会成员主要是依据感性意识进行感性选择，或者说中国还是一个缺乏理性化传统的感性化社会，所以如何认识感性行为和感性选择就变得不可回避。
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不可否认，20多年来，中国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与措施，无论其结果如何，就其行为的性质而言，绝大部分都是理性选择。那么就此而言，是否可以说我们20年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部理性选择的历史呢？或者说今天的现代化成就就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呢？答案不是很简单的。就领导行为和政府与各种社会单位在现代化中的组织行为的作用来看，理性选择确实发挥了主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应当承认中国的现代化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然而，诚如韦伯所言，政府和社会单位都是名，而作为个体存在的广大社会成员才是实，由政府和社会单位制定的各种现代化方案与措施，只有通过广大处于基层的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才能成为现实，而基层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是保留着浓厚传统特点的感性选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又应当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人感性选择的结果。
是否可以这样概括二者的关系：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理性选择是主导，感性选择是主流。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命题是在两种层面得出的。理性选择是主导，这是就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相互间的地位关系而言。理性选择的主要表现是政策制定、战略规划、体制改革、制度创新、行为监督等等，概言之是组织化和制度化行为，正是这些行为支配或决定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性质与方向，所以说理性选择处于主导地位，而感性选择处于从属地位；
感性选择是主流，这是就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的实践表现程度而言。应当说，广大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主要是感性层面的选择，这个判断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广大群众的社会意识基本处于社会心理层面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虽然理性选择也可以直接表现为实践行为，但是，在中国理性选择一般要通过感性选择或转化为感性选择才能成为广泛的社会实践，典型的理性选择实践只能在十分有限的条件下才能成立，所以说感性选择是主流。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中感性选择的实践形式，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专门的实证研究，我们的上述讨论大概还只能被看作是一种逻辑推论。其实，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中国社会转型中感性选择的实证研究是很多的，例如边燕杰在天津、长春、广州等地开展的城市居民求职与社会网络研究，王铭铭等人关于仪式与象征在当代农村生活中作用的研究，笔者近年在东北地区开展的国企改革中的社会流动研究等等，本文对感性选择的许多观点与这些研究有密切关系。
边燕杰在天津等地的研究十分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人求职过程中，不是具有不同信息源的异质性的“弱关系”产生了有利于求职的强效应，而是以亲情和熟悉为特征的同质性的“强关系”产生了强效应。（边燕杰，1997）我们从中得出的启发是：在求职这种被西方人看作典型的理性选择行为中，中国人并非像西方人那样按照理性原则开展理性选择，而是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述的那样，仍然依据亲情关系和熟悉关系开展求职活动，这说明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感性行为方式仍然在现代的中国城市生活中被保留着，感性选择仍然是中国人的最基本的社会选择方式。
王铭铭在福建溪村的人类学研究说明，各种风俗、礼仪、习惯等感性层面的因素，至今仍然在受到现代化影响的乡村生活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是人们难以讲清其中道理的日常生活形式，而且也是人们在某些事情面前需要做出取舍决定的选择方式。至于理性分析、逻辑推论和效益预测等理性选择行为，对于那些已经受到现代化影响的村民来说仍然是比较陌生的。（王铭铭，1997）
在近年的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中社会流动的调查中，我们深切地感到：政府和企业经过反复论证的理性选择，例如调整就业结构、优化人员结构、促进社会流动、发展第三产业等等战略选择，都必须经过感性化的环节，或者说，都必须经过职工群众的感性意识活动，同他们周围的感性事物发生直接联系，才能真正转变成现实的社会行动，否则，只能是理论上的空泛论证。
根据前人对中国社会生活中感性行为特征的论述，结合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感性选择行为的考察，可以对转型中的中国人感性选择的本质特点作如下概括：
a.选择意识具像化。这里借用美学论述审美意识特征的一个概念——具像，意指意识活动的具体形象性。席勒等人曾指出：在审美意识活动中，人们不是把事物作为外在对象去思考，即不是用主观同客观分析开、对立起来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不是用概念来揭示事物的抽象本质，而是直接面对事物的整体存在，用感性的形象思维来把握事物的具体存在。（席勒，1985）
在感性选择行为中，人们不用抽象思维去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定性，而是在对具体事物具体问题的直接观察中，开展自己的选择意识活动。并且，即便有现成的理性选择方案，习惯于感性选择的人们不把它同可见的事物联系起来，也不会按照这个方案开展选择行为的。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说，人们在感性选择中的意识活动已经达到了超越事实性认识和评价性认识的审美意识境界，这里仅仅是指出感性选择意识活动具有形象性和具体性的特征。
b.选择目标综合化。与选择意识活动的具像化相关，感性选择确定的目标一般是综合化的结果。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在感性选择中确立的目标一定是经验生活中的具体事物，而经验中的具体事物一定是未分化、非专业化的，用胡塞尔的话来说是未主题化的；
另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在感性选择中遇到那些专业化或主体化的目标，也要经过综合化之后才能成为感性选择的目标，譬如单纯的经济目标或单纯的政治目标，都不能成为感性选择的目标，人们在感性选择过程中一定要把这些专业化、主题化的目标同日常生活的其他因素（如道德、情感、人际关系等等）结合起来才能成为选择的现实目标。
c.选择路径伦理化。感性选择确定目标之后，不像理性选择那样通过专业途径和与目标直接联系的行为模式去展开，而是无论何种类别的目标，但凡不是个人独自能够操作的，往往都要求助于亲戚、熟人、同乡等人际关系，我们统称为伦理关系。这种伦理关系，如梁漱溟所言，是私人关系，是游离于团体组织和社会单位之外的关系，是缺乏完整社会意识与个人意识的抽象的伦理关系。（梁漱溟，1939）又如费孝通所言，这种圈子式的伦理关系是以亲情为纽带联系起来的，所以它还是停留于感性层面上的人际关系。（费孝通，1947）
d.选择根据经验化。像理性选择一样，感性选择也要凭依一定的根据才能开展。但是，二者凭依的根据不同，感性选择凭依的根据不是对信息的审慎分析、对效益的精密测算、对经济规律和科学原则的严格遵守，而是选择者亲身经历或可以亲身感受的经验事实。感性选择并不否定信息、效益和原则的作用，但是这些因素的作用一定要同经验事实联系起来才能发生作用，并且，无论这些因素同经验事实是否有矛盾，最终的决定因素必须是经验事实。
e.选择秩序传统化。选择秩序是选择过程中遵循的规则和展开的程序等。在一般的选择理论中，人们看重的是理性选择的秩序，并形成了许多关于理性选择秩序的理论观点。其实，感性选择也有秩序，它的秩序是经验层面的传统，是表现为风俗、习惯、礼仪、惯例等感性的行为模式。感性选择秩序具有延续性、重复性、特殊性和实践性等特点，具体说，感性选择秩序是对传统的延续、对经验的重复、对个别性的肯定，它是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秩序。
四、中国转型期感性选择的根据与趋势
当我们承认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同时又明确肯定感性选择是转型期普遍存在的社会行为方式时，我们还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按照西方的历史经验，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社会行为应当是逐渐用理性的行为方式克服感性的行为方式，然而，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是理性的选择与设计只有同感性选择行为结合起来才能成为现实。这种理性选择感性化的现象有无存在的必然性呢？或者说感性选择作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方式，它的存在根据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试从历史传统、思维方式和现实需要几个角度做些初步探讨。
从历史传统看，费孝通等人关于中国人行为方式的论述，已经清楚地说明：感性选择是同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心理结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感性选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深深植根于本土之中的经验形式或生命形式，它是有悠久历史传统而存在的生活习惯。孟德斯鸠在考察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时曾经指出：一个民族的法律可以在外力的强制下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权也可以在外力的干涉下更迭，但是那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却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因为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同它附着于其身的那个民族是直接统一的。（孟德斯鸠，1987）孟德斯鸠的这个观点同样适合解释中华民族的感性行为方式在今天的不可祛除性。
从思维方式角度看，肯定感性因素在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的地位，褒扬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感性选择方式，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改革开放、推进市场经济发展必然要求的一场思维方式革命。计划经济体制和教条主义的长期限制，使中国人的思想长期处于僵化状态，理论宣传或思想教育方面更为僵化。理论上的突破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充实的社会心理基础，而理论创新和社会心理变化又往往滞后于现实发展的要求。在思想理论一时难以突破，又急切推进现代化的双重压力下，凭据感性因素选择行动目标、行动模式和行动路线，就是最便捷、最有效、又最能引发共识的选择。“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感觉走”，就是这种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的产物。悬置旧理论、旧观念，从感性事实出发，依据感性事实选择行动目标和行动路线，绝不仅仅是认识水平和实践层次的局限性问题，而是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之初就选定的、在社会结构转型中不断深化的思维方式革命。
从现实要求看，感性选择在中国转型期的根据就更加充分。首先，中国是在社会分化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开始转型的，不仅社会成员的专业化分工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而且社会的阶层结构、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和制度结构的分化也不充分，特别是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都连为一体。在这种低度分工的局面中，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很难像亚当﹒斯密所说经济人那样单纯地去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典型的理性选择也难以发生。
人们不得不在从事某项社会活动时一定要把与之相关的因素都考虑在内，指向特定目标的理性选择也就不得不让位于感性选择。
其次，中国是在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条件下开始社会转型的，广大社会成员能否积极投入现代化的各项事业，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这些事业能否同他们的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否则论证得再好的理性选择，也无法赢得他们的支持与参加。特别是长期的理想主义和教条主义说教，使人们产生了对理论的厌倦情绪，人们不再听信那些远离现实的理性憧憬和逻辑推论，只有摆在自己面前的可以直接接触到的利益才能信以为真。这就决定了人们选择行为的感性具体性和感性直接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再次，中国人没有经历过西方基督教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两极分化，主体与客体、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区别和联系在广大社会成员心目中都不是很明确的，在社会生活中则表现为，人们缺乏规则意识，对于普遍性的原则、政策、法律总是怀有可以伸缩、有缝可钻、有情可替的心理，习惯于把一般性的社会规范放到自己的亲情关系、社会圈子中去折扣、去逃避。因此，非规范经济、非规则行为、制度逃避等现象普遍发生，按照传统经验和日常习俗办事仍然是现代中国人的普遍行为方式之一。
还有，中国由单位制度向市场制度转变的特殊性也为感性选择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活动空间。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极端组织化的社会。暂且不论这种组织化的性质，仅就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程度来看，应当说是空前绝后的。改革开放后，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单位的功能与地位都开始逐渐下降，而市场的地位与作用则迅速上升。在摆脱严格的单位制度刚刚获得一些选择能力的中国人面前，市场是一个可以自由竞争、自主选择的广阔的社会空间。并且，在改革开放之前，社会是一个无业人员、闲散人员没有明确制度和纪律限制的领域。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单位制度的限制走向了市场、进入了社会，这时一些人看到的不是新制度和新规则，而是感到这里是一片可以任意追逐个人利益的天地。
所以急功近利、无序竞争、无视制度与规则等感性行为普遍发生。
总之，感性选择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有深刻的根据，它将伴随着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以丰富的形式而走向未来，它不会因为理性选择行为地位与功能的提升而消失，只能在同理性选择的矛盾关系中存在下去。这种并存性与感性选择同理性选择的本质联系直接相关。
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的关系，同非理性选择与理性选择的关系不同，非理性选择只有否定、排斥理性选择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因为非理性一旦接受了理性就转变为理性而消失了自身。并且，非理性也无法接受理性，因为非理性是本能、是无意识，它没有能力和途径接受理性的原则，所以它同理性的关系只能如弗洛伊德所论，是压抑与排斥。
感性对理性的关系不是这样，感性与理性都是人们能够自我意识的层面，是人们可以自我觉察自我调整的清醒的意识活动。理性有能力作用感性，感性也可以接受理性，并且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从来就是相互兼容的关系，当人们用感性和理性称谓两种意识活动时，不过是在区分哪种因素占主导地位，二者是兼容并存、互为前提的。与此同理，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的关系也是如此，既没有纯粹的理性选择，也没有纯粹的感性选择，二者是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但是，我们又不能据此而否认二者的区别。如前所述，感性与理性、感性选择于理性选择的区别是明确的，并且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它们都有存在的根据，都是人们的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必不可少的。
中国人的感性选择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永远存在，它将依据其传统与现实的根据发挥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这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感性选择是无变化的，因为感性选择也是鉴别、挑选，所以它也能在其选择过程中选择对象、重构自身，并且，它会不断地接受理性的影响而产生新变化。
五、感性选择与中国社会学的建构原则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感性选择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没有引起重视，不仅没有那位社会学家对感性选择做出了系统论述，而且这个概念也很少有人提到。这可能与社会学自孔德创立以来就一直把社会现代化作为自己研究和推进的任务，而且又把理性化看作现代化的核心有关。虽然韦伯论述了习惯、习俗和惯例等感性行为形式，但是韦伯并未将这些行为视为选择行为，而是把它们作为有待理性选择克服和提升的保守的、非选择行为。韦伯说：“行为的‘理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用有计划地适应利害关系去取代内心地服从约定俗成的习俗。”（韦伯，1997）可见，韦伯非常明确地把理性化行为同感性行为对立起来了。可以说，20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社会学史，就是一部追求社会如何实现理性化的思想史。因此，感性选择问题没有纳入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也就不足为怪了。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发生了深刻变化，感性选择问题也通过不同的形式、从不同角度陆续地呈现在西方社会学的论著中，布迪厄关于惯习、实践感、实践的模糊逻辑，以及位置、资源和场域的论述，（布迪厄，1998）利奥塔关于从宏大叙事向具体叙事转变、普遍知识分子向具体知识分子转变的论述，（利奥塔，1997）吉登斯关于结构化行为的经验基础、身体活动在社会实践中的意义的论述，（吉登斯，1998）等等，都与我们这里讨论的感性选择有关，甚至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
20世纪80年代重建之后的中国社会学，本来应该一方面继承中国社会学前辈关于中国人社会行为感性特征的丰富论述，另一方面吸收当代西方社会学关于单纯理性选择理论的批判和对实践活动的感性因素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或社会理性化不可逾越的感性选择问题给以进一步研究。可是这个关系中国社会现代化矛盾焦点和特殊症结的社会学问题却被当代中国社会学置之度外。我们虽然对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分层变迁和社会制度改革与创新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深入思考，也取得了丰富理论成果，然而我们如果不把这些研究进一步推及中国人的感性选择行为研究，那么可以说，我们仅仅抓住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果，而没有抓住产生这些结果的行为。
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果与西方社会转型的结果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我们确定的现代化目标与西方基本上是相同的，并且，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总体上是在我们确定的目标的导引下展开的，所以，我们同西方社会在现代化结果的性质和表现形式上应当是基本一致的。
这种结果的一致性使我们沿用西方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某些问题具有可行性。但是，虽然我们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制度化和阶层分化等社会转型的结果上同西方具有一致性，我们产生这些结果的行为过程却一定是有别于西方社会的。因为我们是在一个与西方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条件下，用不同的行为方式来实现现代化目标的。这或许用“殊途同归”来概括比较恰当。
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做出的推论是：我们应当用有别于现代西方社会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实现过程。在我看来，首先不应当仅用现代西方社会学的客观性视角来研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因为我们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选择过程，特别是以感性选择为主流的选择过程，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不仅不是单纯物质现象的客观性，而且也不是作为不可更改的必然趋势的客观性。必须把中国社会转型看作一个以感性觉醒为基点的自我意识、自我抉择过程，能够对这种过程给予比较恰当解释的不是实证社会学的客观结构论，而是充分承认主观建设性的建构论，并且不是仅仅承认理性作用的单纯理性建构论，而是同时承认感性积极作用的双向建构论。
其次，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的理性建构作用。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社会转型是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的双向选择和双向建构的过程，尤其是承认感性选择是中国社会选择行为的主流，那么就应当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学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作用。社会学的思考与解释无疑是理性的过程，并且应当说是理性的选择过程。社会学的理性选择也应当看作社会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社会学是从经验事实出发关注社会进步与秩序的学科，社会学的理论直接同人们的选择行为特别是感性选择行为发生联系，如同利奥塔和布迪厄等人所言，社会学的话语比其他学科对社会生活更具有参与性，因为社会学作为经验的实践性的学科，它的理论在人们的感性行为过程中都能找到原型，因此可以达成理论与实践的直接接触，发生直接的社会作用。社会学的理论也是社会学家在特定的位置或社会条件对社会做出的理性的选择性解释，社会学不仅应当让自己的解释影响其他学科的理性解释，而且也应当让自己的解释能够影响到广大基层社会成员的感性选择。这样，社会学就会在社会生活的主观与客观的双向建构中，积极地发挥自己理性选择的建构作用。
再次，中国社会学应当努力争取“从庭院走向堂奥”。这是费孝通半个多世纪前提出的愿望，今天我们似乎看到了这个愿望可以实现的曙光。在费孝通看来，各门学科是从社会生活的不同角度研究各种社会制度的，因此各门学科抓住了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学在各种社会制度纷纷被其他学科抓走之后，不得不从堂奥退向了庭院，逐渐地成为边缘化学科。要改变社会学的这种边缘化现象，费孝通的主张是：在各种制度的交叉关系中来开展社会学研究。
这个主张的确给中国社会学指明了一条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道路。令人遗憾的是，费孝通半个多世纪前提出的愿望至今也未成为现实，中国社会学的边缘化现象一直未见减弱。究其原因，或许与未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有关。
中国社会学可否借鉴经济学的成功之路，从行为研究切入社会生活，然后再由社会生活研究走向制度研究？经济学从理性选择行为入手，并由此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了今日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社会学能否从感性行为入手，并由此而深入社会生活？如能这样做，不仅可以保持社会学研究的经验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因为感性选择是综合性的经验过程，而且还可以由此达到对各种社会制度交叉点或制度网结的研究。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学的成功主要是在于它抓住了社会生活的中心方面，而社会学只能在这个中心之外游弋，所以难以成为中心。其实，社会学从感性选择入手同样可以抓住经济这个社会生活的中心，并且不会因为研究经济生活而落入经济学的套路。因为从感性选择入手研究经济现象，抓住的是更丰富的经济现象，并且是在多种非经济因素同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开展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在对经济生活的感性选择研究中，社会学可以直接观察各种制度因素在社会实践中的交叉与作用，抓住生活中的制度网结，进而真正由庭院走向堂奥。
另外，我们不应当仅仅用20世纪中叶以前的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作为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前提，因为，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仅仅追求社会的理性化，忽视感性过程，而中国现代化的行为主流是感性选择，而不是理性选择，是理性的感性化，而不是感性的理性化。我们应当高度重视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学家关于中国社会行为感性化特点的论述，尽管中国社会学前辈也是用理性化的眼光来批判中国人的感性行为特点的，但是他们的丰富论述起码让我们知道中国人社会行为的主流是感性选择而不是理性选择，这就从研究对象上要求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是不能仅仅考虑理性选择而不考虑感性选择。我们还应当高度重视的是当代正在流行的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因为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的总体趋向是否定单纯客观性，强调在主观创造和主观与客观的双向建构关系中来理解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过程，这种原则特别适合解释中国当代社会的转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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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