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我首先从看守所和我同关一个号子，讲话慢条斯理的何征那里听到，然后又听在留场中队认识的老刘讲起。老刘曾经是一个精神病医生，有四十五六岁，头发已经开始往上秃。一想起他那好奇的眼睛，有一点鹰钩的鼻子和低沉的嗓音，即便处于愚氓的包围中也不会觉得孤寂。
晚饭后，水泥场上人来人往。大约三十多个犯人围在靠近高墙的长条洗碗槽洗碗，另外有三十多个犯人聚集在水泥场里角的报亭周围。老刘夹在洗碗槽前面的犯人中间，显得局促不安。他的手在微微地颤抖，嘴里像一个丧失理智的人那样喃喃自语。
“你怎么啦，刘医生？”同组犯人何征问他。
“没什么，没什么，”老刘轻声回答。“什么都完了。”
正要回监房，大铁门无声地开了，孙指导员出现在那里。犯人头大吴赶紧跑过去听令，然后转过身就叫：“全体集合！”
孙指导员双手交叉胸前，严肃地扫视场上的犯人，接着不看着大吴, 问，“监房里面还有人吗？”
孙指导员三十刚出头，高大英俊。他喜欢每天在黄昏的时候穿得整整齐齐，和他在干部子弟小学教书的新婚妻子手拉手地去山坡上散步。可以听见他们谈起一个有趣的人而共同发出的笑声。有时候，如果风向着水泥场的方向吹，还能听到他妻子抱怨和另一个干部分住一套住房的种种烦恼、无奈，以及指导员的歌声，“夜色多宁静，只有我的歌声漂浮在草原……”
大吴再一次喊道：“全体集合！”
监房里所有的犯人都跑出来加入场上犯人的行列，开始报数，就像上工时那样。
“停了，”孙指导员挥了挥手。等静下来后他就宣布明天一早总部要举行公审大会。“你们中有些人已经知道了，反改造分子，现行反革命杨明生明天就要被处决了，”他说，然后看着下面，好像等待提问似的，但是水泥场死一般静。
“你们都熟悉杨明生，”孙指导员接着说。
“有人还想保护他。任何一个同情他的人都暴露了他自己的反动灵魂。我借此机会警告此人最好夹紧尾巴做人，否则杨明生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
对于场上大多数人来说，杨明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因为他来到这里还不满两个月。他们对他的了解就是这个新犯人因为在思想改造课上说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中间还会有斗争而在两星期前就关进了禁闭室。老刘在他的日记本里，现在已落入总部管教科长的手，记下了他和杨明生之间所有的谈话。
最早的日期是1975年9月2日。
“今天早上我在铁匠间遇到他。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向我要了一些半寸铁钉修他的耙子。我给他钉子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中队里的犯人都不会思考。还没等我回答他又说他在这里感到很孤独，不好受，因为他没有一个朋友。他说他被捕以前
有很多的朋友。突然，他大笑起来，就离开了。”
9月5日。
“晚上思想改造课完了以后我见他独自站在水泥场上，仰望着天上的星星。他说他对星星很感兴趣，已经站在那儿看了个把钟头了。然后他问我愿不愿意听听他的浪漫史。我说当然愿意。‘我的女朋友在小学里教语文，而我在那里教音乐和美术。虽然我对她的感情已经有年头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向她表白过。真正的爱不需要表白，而需要对方从眼神中领会，’他说。我问他有没有收到她的来信。他却说，‘我不明白为什么犯人们这样残忍地互相斗，几乎忘了他们是人而不是动物。’我说我刚来的时候跟他有同样的想法。接着我问他，‘你的女朋友怎么样了？’ ‘她很好，’他说，突然指着天空，叹息着说，‘多美的夜空啊！人类对美的追求不应该被倒霉的时运破坏的。’”
9月7日。
“思想改造课后我又在空空的水泥场上见到他。他突然问我是不是干部派我来收集他的言论来的。但是他马上为他的疑心道歉。知道我曾是精神科医生后，他显得很激动，说，‘你觉不觉得这里所有的犯人，至少他们中90%都有精神病？’ 我说我不这样认为。‘难道你不认为他们已经失去人性了吗？他们的心里除了想吃就是怎么去整他们的同组犯人。他们全成了野兽。我想怎样才能帮他们恢复人类的善良本性。’他停了下来，接着说他要给他的女朋友写信。很明显，杨明生患有精神分裂症。”
9月8日。
“今晚他来找我，说有重要的事告诉我。我们就来到了水泥场上。他说他想跟我交朋友。我说我很高兴。他看着我说，‘你认为我有精神病吗？’‘你非常聪明，但是这不等于说你没有问题。每一个人都有一点问题，’我说。他不同意我的说法，并且宣称他什么问题也没有，而他周围的人都有问题。‘因此你就觉得你跟周围的人不同，对不对？’我说。他显得很生气，说他不想跟我争论。”
9月12日。
“晚上从厕所出来就看到他在水泥场上。跟他打招呼，他却背过身去 ，直到我叫他放心，说我是他的朋友才转过来。他说晚上跟他的组长争吵。‘即使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他说。他的组长向指导员报告了一切。”
9月13日。
“今晚又见到他。晚上思想改造的时候孙指导员下令批斗了他。他看上去又生气，又伤心。但是他发誓不管他们对他多狠他都不会改变的。”
9月14日杨明生被关进禁闭室一天后，老刘去了中队部管教办公室向正在看书的孙指导员报告杨明生患有精神分裂症。
“坐下说，”孙指导员说，一面从他的书上抬起头。
“这样的病人讲话毫无目的，完全丧失了逻辑思维能力。我记下了跟他交谈的全部内容，”老刘说，并且从他的兜里拿出本子递给了孙指导员。孙指导员马上就认真地看了起来。看完了，他就说，“真是个疯子！”
“他不该被关禁闭的，”老刘说。
“我同意你的看法，”孙指导员说。但是他补充说他现在不能够马上放这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出来，因为他的材料已经送往总部。
“我会告诉他们他是怎么回事，”孙指导员说。然后他就换了一个话题 。“总部已经派人去了你爱人的单位，劝她撤回离婚诉讼。”
见老刘的心思根本不在上面，孙指导员就叫他放松一点，换了朋友之间谈话的语气，说，“不是我说你，你没有尽到你做丈夫的责任。你爱人说你的心里除了病人什么也没有。为了他们的缘故你几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东西。值吗？”
几年前的一个晴朗的秋日下午，老刘正准备离开他的医院的时候，一个犯人被送进了他的精神科。老刘叫两个押送病人的卫兵推出，然后跟犯人交谈。他得出结论这个犯人患有精神病。一个星期后他得到通知，说他的病人被押去了另一家医院，而那里的检查结果显示他没有病。这个医疗事故，再加上他平时的一些被暗中收集起来的有问题的言论，使他进了监狱。
刚到五中队三天孙指导员就传他到了管教办公室，把铁匠的肥缺给了他。此后指导员每隔几天就要去他的铁匠间，有时候在那里呆几分钟，有时候整整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直到他傍晚散步的时间才离开。孙指导员的爱人，一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女人，不久也成了铁匠间的常客。她不喜欢她丈夫的同事们，告诉老刘说正因为她的丈夫常常来铁匠间跟他聊天，才没有变得像他的同事们一样愚蠢。
“你很幸运来到了我的中队，”孙指导员说。“但是我得警告你今后不要再痴迷于你的病人了，就像对杨明生那样。这对你没好处。难道你过去的教训还不够吗？”
“但是杨明生？”老刘说。
“我马上去跟他们说去，”孙指导员挥了挥手，说。
9月15日，晚上的思想改造课结束后老刘独自在水泥场上溜达，感觉焦虑和失落。
第二天早上他走进管教办公室时，孙指导员正在抽烟。
“指导员，他们怎么说的？”
“太迟了，”指导员抽完了最后一口，说，一面把烟蒂狠狠按在桌子上的玻璃烟灰缸里。“我把你的小本子给了他们，并且把你对我说的对他们说了一遍。但是他们已经把材料报到省里去了。换句话说，没人帮得了。”
“但是他是一个患精神病的人，”老刘忍不住叫起来。
“住嘴，”孙指导员说。他停了片刻，控制了自己的情绪，然后说，“我对他们说了同样的话。而他们却批评我，说我失去了原则。从现在起给我闭嘴吧。”
从这一天起老刘就失眠了。一天他被带到了总部，劳改队第一把手曾政委坐在他的巨大的棕色办公桌的后面，老刘的笔记本摊放在台上，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红笔画的线，问号，叉叉以及评语。
“你能不能把他的病的名称给我说一下,” 第一把手用低沉的嗓音说。
“臆想狂妄综合症，”老刘说。
“他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什么？”
“讲话没有逻辑，就像首长您从我的记录上看到的那样，”老刘说。
“但是你写道：‘他问我他是否有精神问题。我说他很聪明……’”曾政委读到这里就抬起头来看着老刘，说，“能不能把这一段解释一下？”
“精神病患者的智商不一定比正常人低。而且，作为医生，我跟病人沟通的时候应该注意用词的，”老刘说。
“强词夺理！”第一把手吼叫着，从椅子上跳起来。
老刘发现自己躲在何征的身后，浑身打着哆嗦，像一个疟疾病人似的。随着队伍来到总部的广场，已经有两千多人席地坐在那里。后面的总部大楼的楼顶平台上架着两挺机枪，对着犯人们的后脑。当老刘闭着眼睛低头坐在何征的身后时，他逼自己想想他的老婆和女儿，希望这样能给他快要崩溃的神经带来片刻的安宁。但是，当他想到她老婆整日在她的顶头上司 的那双色迷迷的，种猪似的眼睛的注视下忍气吞声，而他的女儿又因为他在学校里受人欺负，吓得连学都不敢上的时候，他抖得更厉害了。因此他又开始喃喃自语，“什么都完了。什么都完了。”但是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切还没有完。“我疯了吗？”他想。刚才，由于他走离了队伍而被一个卫兵用枪托在他的新刮的光头上打了两下。奇怪极了，他只听到两记击鼓似的响声，却一点也不觉得疼。
太阳很辣。天空碧蓝。附近肯定有一个屠宰场，因为猪的惨叫声不时随风飘来，一阵一阵的，从轻轻的呻吟开始，越来越响，声嘶力竭，再渐渐轻下去，直到平息。突然，台上的麦克风响起一阵刺耳的尖叫。老刘抬起头就看到曾政委穿了一身白制服站在主席台的中央。等噪音停了他就对着麦克风说，“我宣布，公审大会现在开始。”
何征似乎忘了他在哪里，站起来看两名卫兵把杨明生押上主席台。为此，他的脑袋挨了卫兵手里的自动步枪一枪托，一个趔趄就摔倒在地。太阳越来越辣。老刘感到汗水模糊了他的眼睛。他所能看见的就是何征后脑勺上像一条蚯蚓似的血迹。血一会儿就凝固了，颜色变得很深。当他看着他的同组犯人的头流血， 老刘才感到自己的头疼得厉害，就像一个失去记忆的人看到类似的情景才能恢复记忆一样。但是他还是不敢抬头看主席台，他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回监房去的，只觉得一路上嘴里念念有词。当他最后控制住了自己，就对何征说，“我疯了。”
“我也一样，”何征轻声回应。接着他告诉老刘公审大会的时候他尿了裤子。老刘听了又开始神神叨叨说个不停。第二天一早大吴把他的情况汇报给了孙指导员。因此当他醒过来的时候，老刘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孙指导员在床边来回踱步。
“别再去想了，”孙指导员对他说。
在犯人医院里呆了两个星期老刘就出院，回到了他的铁匠间。生活重新开始。一切照旧，只是孙指导员来得越来越频繁, 而且一来就坐在老刘的小矮凳上，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像对待一个老朋友似的，孙指导员现在对老刘无话不说，从童年的记忆一直讲到现在，跟另一个干部合住干部宿舍的套房产生的种种矛盾和不愉快。不管他怎么说，老刘总是一声不吭。
一天孙指导员说，“总部答应要给我单独的一套，可是现在变了卦。我们，现在是三个人了，怎么能继续和一个外人合住下去？”
老刘不出声。
第二天孙指导员一脸高兴地走进了铁匠间，对老刘说，“你不久就能重操旧业了。总部决定调你去场部医院。”
听到这里，老刘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他随手用他的铁夹子从炉子里挟起一块烧红的铁块，扔进边上的黑铁皮水桶，发出尖利的声音。
一个月以后老刘就被调到了场部医院当门房。他收到孙指导员的两个口信说要来看他。一天下午，正当他在整理邮件的时候，孙指导员来了。但是他不是来看老刘的。两个卫兵，一左一右，紧紧抓住他的手腕，把他推了进来。
“别挣扎了！要不然我们就扭断你的手，”其中的一个卫兵对着指导员大声吆喝。
“想跟我玩这个？”孙指导员以同样的嗓门回敬他。“你知不知道我在劳改队当了五年的指导员了？”
孙指导员立刻就认出了老刘，于是更来劲了。
“让我跟他谈谈，”老刘对两个卫兵说。他们就把从前的指导员按在门房里的一张长凳上。
“我没疯，”从前的指导员对从前的精神病医生说。“你比任何人都了解我。”
他的灰色制服的前胸一大片打翻的粥迹。他的头发又长又乱。眼睛布满血丝。
“不如先去洗个澡，怎样？”老刘对孙指导员说。
“我不是疯子。”
“那么就先去洗澡，回头我们就聊。”
从前的指导员被带回来的时候穿了一身条文衫。“这不怪我，”他一边在长凳上坐下，一边说。“我告诉他们杨明生有精神病。对了，那叫什么来着？”
“臆想狂妄综合症，”老刘说。
“就是它，”从前的指导员点了点头，提起嗓门就叫，“但是他们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病。我有罪，但是政委呢？我跟他争辩，因此他就把我送这里来。我没有疯。”
两个卫兵对老刘眨眨眼，然后对孙指导员说他的朋友会很快帮他出去的。两个月以后老刘才得以再见他从前的指导员。一个卫兵领着他走到一条又长又暗的走廊的尽头。老刘定了定神，使自己习惯这里昏暗的光线。在一个潮湿，有着动物园气味的号子里，他看到他从前的指导员蜷缩在角落里。
“劳您的驾把门打开一下，行吗？”老刘问卫兵。
“不行，”卫兵说。
“请你帮我这个忙。我认识他，”老刘恳求卫兵。
“不是我不帮你，而是根本没有意义这样做。他现在谁都不认识，连他的老婆都不例外。这不，她昨天下午来看他。要不是我们及时制服了他，他已经把他的老婆掐死了。
这时候从前的指导员抬起头来，吼道: “婊子养的，有机会的话我会亲手杀了你。”
走出病房，老刘站在阳光下感到一阵头昏。他谢谢卫兵带他进去看病人。
“不谢。据说以前你在他中队里改造的时候跟他关系很好，”卫兵说。但是分手前，卫兵突然问他，“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但是你脸色很差，手一直在抖。”
“我想我是太累了才会这样。但是现在什么都完了，”老刘轻声说着，就离开了。他不知道总部已经做出决定，就在这几天，把他也作为病人关进精神病号子。
老刘奇迹般地存活下来。于是就在1976年一个宁静的夏夜，在留场人员宿舍前面的场地上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
“Mental Illness”，由作者自己翻译成中文，授权天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