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张维迎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引来评者如潮（详见《新快报》3月17日A11版），批评声不断。笔者作为一个跌宕起伏改革浪潮的见证者，倒对张维迎深表同情，其实他说了许多人都不敢说的话!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指出，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历了三次改革大讨论。从2004年以来进行的是第三场争论。众多学者认为争论是由市场化改革中产生的新问题、新矛盾引起的，如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过大等，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张维迎正是从这个改革既得利益的角度来分析改革的阻力问题，从而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当改革被某些利益集团所阻挠，产生巨大的阻力时，张维迎提出“赎买”的方案，就是要“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阶层予以补偿”。在现实中，如果具体的改革措施会带来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同时会导致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此时，受益者有责任从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补偿(“赎买”)受损者，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改革。
张维迎认为用“赎买”的方法比用“革命”的方法来推掉改革的包袱，更可行。
这里的“赎买”可以解读为，用一笔钱来赎买了某些政府官员的权力，用明补的手段来防止这些政府官员在职继续“腐败下去”，“占用了太多的利益”等一切暗补的行为，为改革扫清一些障碍。在市场化的改革中，“权力市场”的空间更大，干部的住房补贴、公车私用、子女上学等使干部的保障利益难以衡量，“干部”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不仅有“权”而且有“钱”。张维迎认为改革要继续进行下去，就必须对利益集团之一———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也进行“赎买”。
张维迎的“补偿论”好处在于以下三方面：
首先，现行的行政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不协调，由于行政权力过大，会产生分配不均，财富与劳动分配的不均，削弱了市场的作用。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这容易导致“权贵资本主义”，如果改革能促使政府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行使职能，避免“权贵资主义”的衍生，用一万个亿等价交换了干部相对利益，由明补代替了暗补，改革的速度毕竟会加快。
其次，“补偿”后使利益格局发生变化。目前，农村义务免费教育的推行，医疗改革的调整，以及农业税的取消，都表明了公众参与改革的意识不断增强，使行政体制改革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但也说明了行政体制的落后制约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央政府出台了各种政策，来满足群众利益的诉求，但公共政策的倾斜还是未能保证改革的效果。改革必定要在“公平”的基础上兼顾到各阶层的利益。高层决策能意识到这一点，使长期处于弱势的群体也能获得某种政策上的补偿。而对于领导干部的既得利益者去掉“游泳圈”，成为游泳健将，而非在台上吹哨子的指挥者，其角色转换了，竞争的水平也将得到提高了。
最后，补偿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寻租的机会使社会分配不公，造成各种资源的浪费，资源配置的垄断权力，致使整个社会生产方式落后，而寻租使行政体制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与个人勾结，使国有资产流失更厉害。而现在的社会法制的框架下，还是难以抑制“权钱交易”的风险。通过“补偿”的方式，把浪费社会资源的可能性减小，构建新的规则，消除改革的阻力和社会冲突。
在利益格局的调整中，目的是推动市场的改革向纵深度发展。张维迎的“补偿论”最终目的是促使利益格局的变化，产生新的改革推动力。
在权力与市场的博弈中，权力所衍生出的力量，常常致使“市场经济”留有“计划经济”的尾巴，难以顺应市场发展的需求。这场“博弈”，经过三次改革大讨论，都未能抓住真正的要点。权力与市场的博弈中，鲜有经济学家能看出背后的始作俑者。
目前，看到很多论述并不是具体剖析张先生的观点，而给张维迎戴上了精英主义的帽子，实在让人叹惜。
张维迎看到了权力与市场的博弈中的规律，从而提出了“补偿论”。在这一超前的观点面前，确实需要耐心地消化与引导。改革是不可动摇的。无论如何，张维迎确实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改革思路。姑且不论其言论成真可否，关键是要学习思考这个思路的可行性。把消耗降到最低，从政治收益与改革成本来考虑，这一“补偿论”还是可行的。
来源：《新快报》2006.3.22 A13，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