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笔者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了十分奇怪的事情：至少两种最时髦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到了中国，都被其最狂热的迷信者用来证明，中国现在的市场已经是超级自由了。
我说的是两种经济学：第一种是新制度经济学或者交易费用经济学，在大陆，这一理论因为张五常教授的人格魅力而获得一批拥趸。第二种经济学的代表性论证就是弗里德曼的两本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两种经济学的核心政策意见倒是大体相同的，主张自由市场，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社会福利、反对工会垄断、反对政府管制。
用大师们的批评性话语来比照中国的现实，张五常教授及一班自由市场的信徒们异常兴奋：这里没有系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也没有根深蒂固的福利体系，政府对私人企业也是放任不管，至于民主，当然更付之阙如。
于是，张五常教授对萝丝•弗里德曼汇报说：中国的市场比美国的还要自由。然后，在其七十生日会上，更自信地断言：我认为现在中国正在浮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我知道的最好的制度。
这话算是为复旦大学教授谢百三的“盛世论”作了一个最精彩的注脚。由此，我也联想到了林毅夫教授与杨小凯先生当年围绕中国渐进转轨模式与苏联东欧休克疗法之得失利弊而展开的争论，林教授当时就已相信，中国模式已是转轨的最优模式，并且似乎依据这种经验搞出一套中国经济学体系了。
我还联想到李稻葵教授在考察印度之后得出的高论：印度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自居，但是在经济水平非常低的情况下,她的民主并没有带来自由，它的法制也不应神化。在这个议论背后，同样包含着中国当下的制度对企业更自由、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因而比较好、甚至更好这样的判断。
于是，信奉自由市场，以弗里德曼信徒自居的经济学人，不经意间，与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成了同路人。确实，他们是最激烈的反民族主义者，他们痛恨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他们确实在为民族主义提供情绪发酵剂。民族主义者只是肤浅地看到了中国物质性力量的增强，这些经济学人却在旁边提醒他们，其实，我们的强大不仅表现在物质上，更表现在制度上。
历史主义的陷阱
当然，网友加西亚也补充说，假如在此之外再加上一点点法治、加上一点点宪政，那中国的制度就完美得无以复加了——这是我读过的本年度最为黑色幽默的一句话。而正是这句话，也漏出了自命的制度经济学家严重的跛脚。
1980年代以来全球自由市场知识界的共识是：优良的制度，比如法治之下确获保障的私人产权，有限政府框架下的政府较少管制，如此等等，可以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而我上面提到的那群经济学人则把这个结论颠倒过来，较快增长必然意味着该经济体有一套优良的制度。如此颠倒之后，还是否成立，值得怀疑。计划经济在其建立之初实现了短期内的经济快速增长，但计划经济显然不是优良的体制，至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有如是共识。因此，中国目前的制度是否十分完美，十分自由，需要对制度本身进行缜密的分析。
但是，这群经济学人没有这样做。张五常教授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研究制度的，那些宣称中国企业已经享有比美国更多自由的经济学人们也自称十分重视制度。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去仔细地分析制度本身。相反，他们的注意力基本上被耀眼的增长绩效所吸引。过去若干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十分强劲，既超过俄罗斯、东欧，也超过印度，更超过日本、美国，几乎是天下无敌。他们根据上面那个被不假思索颠倒过来的命题，作出结论：既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绩效天下第一，那么，中国当下的制度就是最优秀的。
当然，有些好学的经济学人也进行了一些分析。但是，新制度的思路让他们误入歧途。说来也许有点奇怪，新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带有强烈的历史研究色彩。诺斯反覆地研究英国、欧洲、美国的自由市场起源问题，甚至科斯也更像历史学家，他所从事的工作，在我看来，大体上是对普通法法官解决产权问题的思路进行分析，从而阐述了隐含在普通法中的法律准则。总之，新制度学派试图解释过去的成功者为什么会获得成功。
这种历史主义的经验分析方法内在地隐含着一个危险的陷阱。历史是高度复杂的，在某一时间上必然存在着多个现象，人们注意到在此后一个时间点上有了另一个现象，即学者所要分析的演进结果。那么，回头来看，上一时间点上的每个现象、尤其是那些最显著的现象，都有助于后面那个结果之形成吗？有一位演化经济学家埃里克•S•赖特纳就将资本主义在英格兰的兴起归功于重商主义，因为，很显然，在那个时代，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重商主义，于是，重商主义就成了自由市场的催生婆。
我们那群经济学人中之好学者似乎也是依据类似的逻辑进行推论的。在过去一二十年中，他们看到的显著现象是，威权主义对民主的排斥，福利体系的瓦解，劳工权利的匮乏，以及大多数私人企业家被放任不管，有些跨国公司或权贵企业甚至享有特权。他们在印度则看到了强大的工会、讨价还价的民主，在美国看到了福利制度和工会，而他们的经济表现均不如中国。于是，他们就得出结论：民主尚在完善、福利制度尚在改革、没有权利、没有任何监管，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成因。
物质主义综合症
更进一步，他们断言，经济增长奇迹就证明了这是一套最好的制度。
此时，他们的意思不仅仅是说这套体制是一套优良的增长体制，而是说它是一种优良的宪制，涵盖社会方方面面的体制。他们也许只是无意识地把增长体制转换成了宪制，因为他们是经济学家。理发师的眼里只有头发，经济学家的眼里当然只有经济增长绩效，其他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是不可救药的物质主义者，评价宪制良瓠的惟一标准就是增长绩效。
这种物质主义在经济学知识传统中已经根深蒂固。经济学之诞生，就是自然秩序物质化的产物。近代哲学颠覆了古典以迄中世纪的世界，至少从霍布斯起，人就从一种趋向于某个外在永恒目的——自然或者上帝——的存在，化约为一种激情、欲望的载体。休谟、斯密道德哲学的预设就是：人乃是被自利激情所支配的动物。斯密的经济学反覆论证，个人自利的动机完全可以利他。斯密把这种真理变成了应然：社会应当允许个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社会是文明的，政治道德制度也应当服务于这一目标。一个好社会就是一个工商文明社会，就是一个人人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的社会。而这种利益，至少从培根那里开始，就已经完全是满足肉体欲望的物质性利益。
现代民族国家本身也是物质主义精神的产物，并强化了国家的物质面相。古典及中世纪的国家尽管也汲取财政收入，但国家哲学反覆强调，君主或共和国的正当责任是供应与分配正义。现代民族国家则颠覆了这种国家哲学，处于丛林状态的个人关注的是如何保障自己的财产与生命，处于国家间丛林状态中的民族国家最关注的是国家的生存，因而，国家的物质力量具有了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经济”成为一个需要大臣、学者讨论的最重要的公共事务。国家积极投入到财富的创造中，介入贸易、工业，重商主义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不是偶然的。
诞生于这种精神气氛中，经济学家自一出现就关注着物质，GDP被发明出来，整个世界也已经习惯于用物质性的经济增长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表现。在缺乏超验精神背景、尤其是缺乏建制化教会之教化的东亚国家，物质主义倾向尤其明显，这也是形成发展型国家的精神基础：国民同意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为此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威权统治。
正是经济学传统中这种根深蒂固的物质主义，让我上面提到的那群经济学人本能地排斥法治、民主、工会结社、劳工维权等事务在一个健全的、正常的社会秩序中所具有的独立价值。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些事务毫无意义，甚至是应当予以反对的东西，假如它们妨碍了经济增长。
于是，在这些经济学人眼里，增长体制自然地就是自由体制。主流经济学人在过去一两年的改革反思中反覆告诉公众就是这么一种看法：现有体制既然已经实现了增长，那么，任何人就没有理由再去批评这个体制，尤其是批评能够导致增长——不管因此而让某些民众付出了多大权利与利益上的代价——的那部分机制。他们最初可能只是相信，增长体制可以导向自由体制，为自由体制之发育创造某种条件。不过，通过长期的自我暗示，他们的信念似乎已变成：增长体制=自由体制。任何对于这种增长体制的批评，都被他们视为对改革的否定。他们甚至比官方的改革视野更为狭隘，在他们眼里，经济改革就是改革的全部，除此之外不应进行任何改革，因为，比如说，推进政治民主、增进劳工权利，很可能妨碍他们所中意的增长体制。政府惟一的缺点是，仍在不明智地用垄断、管制妨碍增长。他们认为，这仅仅是个审慎的问题，而与更大范围内的体制问题无关。因此，在若干知名的经济学家那里，反垄断、反管制就成为他们所理解的改革的全部内容，至于法治、宪政这些根本性制度，反倒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添附性物品。
回到中国语境
在科斯或弗里德曼等大师那里，经济学的逻辑是简单的，结论也是简明易懂的，但是，这仅仅是一种思考的俭省策略而已。在简单的背后，总是有一个复杂的背景，或者说前提、预设。生活于他们自己的制度与观念环境中，他们不需要再去讨论那些前提、预设——不过，哈耶克却在中年之后深刻地认识到，要解决那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必须回到基本的前提和预设，因而，他从专业经济学进入法学领域，最后从事宪政设计。与这种知识探索精神相比，我不能不说，弗里德曼或者科斯也不过也是技术经济学家而已。
到了大师们的中国信徒那里，经济学曾经的帝国主义赋予他们以知识上的傲慢，他们把经济学中的“制度”理解为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宪制，把基于单纯经济学逻辑的政策主张当成了制度转轨的全部内容。
在我看来，生活于不具备这种制度与观念前提、预设之社会中的学者，更需要关注大师们隐而未谈之前提、预设；
在引用他们的结论的时候，注意大师们的语境，除了看到他们在批评什么之外，更应分析他们赞成什么。
大师们反对福利国家，但他们永远不会反对政府向不能维持自己生活的人提供某种基本福利。在中国，现在的问题恰恰是，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享受不到任何福利，一旦进行福利改革，首先失去福利的正是最贫困的人口。可是，那群经济学人却在担心福利损害效率。
大师们也反对工会垄断，但他们永远不会反对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努力本身；
在中国，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工人缺乏这种基本的结社自由，一旦他们试图自由结社，就会遭到相关限制。可是，那群经济学家已经在恐惧根本就不存在的工会了，他们也把一切呼吁保护劳工基本人身、结社、言论自由的行为，视同反对自由市场。
大师们反对不受节制的民主对于自由的负面影响，但他们永远不会反对民主制度本身。在中国，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基本民主架构尚在成型之中。可是，那群经济学人却已经事先担心起民主的弊病了。而且，他们不是考虑用宪政的手段矫正民主可能的弊病，而是干脆拒绝民主，轻易地断言，无民主是一个美好社会的前提。
大师们也反对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干预，但他们永远不会反对法律保障私人产权。在中国，问题恰恰在于，私人企业得不到这样的法律保障。可是，那群经济学人却把政府恩典下的放任、甚至放纵当成了自由，而全然不考虑在政治气候变化的时候，产权能否免于政府的侵害。他们以为政府提供基本的法治保障也是不正当的干预。
容我大胆地说一句，这群号称研究制度的经济学人是一群教条主义者，他们既没有分析大师们的语境，也没有思考如何在中国语境中运用大师的思想。他们没有分析大师所处的社会与当下中国社会根本性的制度差异。他们不大明白中国当下的制度是什么，也不清楚中国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正是他们和一些同样固执的、以经济学为业、甚至以经济学自傲的人，严重地损害了、并且正在损害自由市场在中国的声誉。因为他们以为市场就是一切，试图用市场化替代政治民主、法治、个人的表达与结社自由进程；
因为他们错误地把种种反自由的制度，如工会、产权的法律保护及政治民主之匮乏，当成了自由市场的构成性要素或前提性条件。
回到中国语境，就是要弄清，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而种种事实已经表明，认知这一问题，显然超出了经济学的能力。从根本上说，经济学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治国术，它的视野是有限的，它思考的对象仅仅是社会的一个方面；
它甚至是保守的——这就是主流经济学家在今天的态度。而对于中国来说，根本的问题是探究这个“国”的基本框架，是重造社会的基本架构及其规则。也就是说，需要探究宪制问题，需要追求那个比增长高一个层面的价值：自由。
这不是说不需要经济学。但经济学中的“制度“概念远不足以涵盖宪制性制度的丰富内容。假如谈论宪制问题，那就暂时忘掉经济学吧。今天的经济学人错把增长体制当成了宪制，从而说出种种非常可怪之论。这揭示了经济学自其诞生起就内在固有的局限性：物质主义的心灵是无力思考宪制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