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报上和网上都读到了一篇题为《性学家力挺梦幻之岛 与世界接轨》的报道,说的是性学家潘海先生提出建议,在珠海建设裸泳海滩。潘先生提出三条理由：旅游经济效益、生态文化、有益健康。大概是为了避“文化(科学)搭台,商业唱戏”之嫌,潘先生还特别提出,性开放“有助于思想解放……是义不容辞的事情。”脱光衣服游水或洗澡，在乡下或野地里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与性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性学家的提倡和提高，才与性和性解放沾上了关系。由于性学家的干预，原本只是个人的私事，变成了有公共意义的事情。
一. 脱内衣和脱外套
性学家所说的裸泳因“裸”而成为禁忌。自古以来禁忌最多、最厉害的两个领域就是性和宗教。今天，宗教禁忌已逐渐被政治和思想禁忌所取代,但性禁忌却仍然延续。如果说后一种禁忌的象征是内衣,那么前一种禁忌的象征就是外套。
契可夫小说《套中人》中的那个别利科夫就是个禁忌特多,也特别在意禁忌的人物。别利科夫“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里塞着棉花……把自己包在壳里，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使他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现实生活令他懊丧、害怕，弄得他终日惶惶不安。”
不仅如此，“别利科夫把自己的思想也竭力藏进套子里。对他来说，只有那些刊登各种禁令的官方文告和报纸文章才是明白无误的。既然规定晚九点后中学生不得外出，或者报上有篇文章提出禁止性爱，那么他认为这很清楚，很明确，既然禁止了，那就够了。至于文告里批准、允许干什么事，他总觉得其中带有可疑的成分，带有某种言犹未尽，令人不安的因素。每当城里批准成立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时，他总是摇着头小声说：‘这个嘛，当然也对，这都很好，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
禁忌是被外力禁止,被内心默默接受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禁忌都象给别利科夫那样带来“恐惧”,有的禁忌给人带来的是“羞耻”。性就是给人带来羞耻的那种禁忌。“羞耻”和“罪感”不同, 罪感与内心（“痛感”）相关，而羞耻则与视觉（“看见”)相关。羞耻是害怕被人看见不该看见(见不得人)的东西或事情。
内衣是这视觉界线上的最后屏障,一般人卸去这条屏障,赤裸裸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会感觉到无地自容。潘海先生建议,裸泳海滩上不得允许穿衣者进入。确实,在一群人中，只要还有一个人不肯脱掉那件保护羞耻的最后的内衣,其他人就不能毫不在乎地把羞耻心完全抛到一旁。
在公共场所裸泳，并不能把“裸”这一私人行为改变为公共行为。无论有多少裸者共泳，他们都会排斥其他不裸的公众。排斥他者、不让他人看见的行为不是公共行为，不应该放到公共生活中来提倡。
最近几年,在公众视线下,商业的、文学的、艺术的脱内衣,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些打破禁忌的事情也往往被提到“与世界接轨”和“思想解放”的高度。其实，即使在西方，也并非人人都会去裸泳，许多西方人的性观念远比我们那些“敢脱”的国人来得传统。要与世界接轨，有许多别的事情可做，“敢脱”未必是最紧迫的。
说到脱内衣能够解放思想，令人想起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那个新世界里,与性有关的事情样样解放,但思想就是不解放。在那里,人人可以脱内衣,但就是不能脱外套。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人人身上都套着一件比别利科夫的还要狭窄的外套，一件定制的、非常难脱的思想外套。
脱内衣不只关乎性解放，也关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私域和公域的区别。个人的脱不脱是小事，而维护社会的公、私域区分却是大事。有人认为这种区别是多余的，想方设法要破除这个区别和这二者的界线。政治上的国家主义曾经试图用国家权力全面彻底管制全社会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私人领域。1960年代西方的“性解放”曾经天真地试图用“肉体政治”来解决社会不公正、制度非正义的问题。强行消除公、私域的区分，以一个领域代替或宰制另一个领域，即使不造成灾难，也会带来严重困扰。这些都还是不远以前的事情，我们应该汲取它们的危害教训。
二. 性政治和思想解放
曾任著名的艺术和社会科学季刊《Salmagundi》的主编罗依斯(Robert Royers)在一篇题为《美国“高级文化”对性的态度》的文章中批评了60年代的“肉体政治”浪漫主义,直接针对的是坎·凯西（Ken Kesey）的《飞越疯人院》。罗依斯称这种“肉体政治”为“性政治”(porno-politics)。“Porno”一词的词义由“卖淫”而转为泛义的“性”,所以还有“黄色”和“色情”的意思。
“高级文化”试图把“性”和“色情”区别开来,去除“性”的原始、粗鄙的欲念成分,把“性”转变成“文明”和“体面”的对象。艺术家、作家把性转化为审美对象,教授、学者把性转化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科学中的“性”往往被认识为存在于社会规范中的人文力量,释放它可以为人带来“解放”的效果,可以“有助于思想解放。”这是社会科学中的“性”与医学或生物学中纯科学的“性”不同的地方。
社会意义上的“解放”是挣脱,是摆脱。解放必须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从什么当中挣脱出来,另一个是挣脱到另一个什么状态中去。解放是破,也是立,只破不立的挣脱并不具有真正的解放意义。公共社会中的“破”和“立”都必须通过公共政治手段才能实现。然而，性政治其实是一种“反政治”(anti-politics),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公共政治。
罗依斯指出,“性政治的鼓吹者通常是一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政治上既缺乏理想,也缺乏实现目标的耐心。”热衷于性政治的往往是一些“梦想家”,“他们在陈规戒律前充满了无力感,无力改变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关系。……他们于是常常退缩到各种各样的性政治之中。”等待这些性政治理想主义者的往往是深刻的失望和沮丧,一方面是“政治制度结构照样压制和封闭”,另一方面是“广大民众对他们的性解放理想无动于衷。”性解放者本来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解放目标,再加上无法改变政治体制,又无法影响民众的双重无力感,他们的“性和谐”理想很快就变质为“为性而性”。
[注1]
思想解放是针对思想禁锢而言的,没有禁锢又何必需要解放？以“性政治”来寻求中国的思想解放之道,这本身就很可能落入当今中国的思想禁锢之套中。当今中国的思想禁锢并不发生在所有的社会领域,即使同样发生的,性质和程度也不相同。谁都知道,新闻、言论公共传媒领域,可以允许“很黄很暴力”和“很黄很原始”(“裸”就是其一)的东西,但却不允许涉及“很政治很敏感”的社会问题、社会事件,也不能涉及“很政治很沉重”的历史反思、历史批评。
用“性”来寻求针对当今中国政治思想禁锢的解放之道,给人一种饥不择食、药不对症的感觉。抗战时期,许多高校搬迁到四川去,大后方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不少青年大学生得了肺结核。虽然当时已经有了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锋,但供应极其匮乏,不是一般得肺病的青年学子所能得到。他们在绝望的境遇下开始尝试种种“特异疗法”,其中包括喝火油(就是点煤油灯的燃料)。他们都不是愚蠢之辈,但在绝望的情况下照样能做出我们今天看来是愚蠢的事情。文化革命期间,出现过一些医学奇效疗法,如喝盐卤、打鸡血针(从雄鸡鸡冠上抽血,然后注入人的静脉),说是包治百病,延年益寿。今天,痛感于“思想不解放”,性学教授和学者又在带领我们去做集体病急乱投医的蠢事,为中国的思想禁锢之病,开出的竟用性解放来治疗的药方。
单纯的性研究很难确立一个明确的政治、社会目标。它对性禁锢、束缚的理解本来就有局限。性性研究者感觉到性习俗规范的束缚,将其当作必须打破的陋见陈规。但挣脱束缚、打破陈规之后呢?社会是不是就此能够变得制度更正义、政治更民主、宪政法治秩序更良好呢?还是可以就此进入一个反朴归真、自然浑成的“和谐社会”?
性学家们研究性,对社会中人的性行为、性现象提出看法和建议,这本是他们的专业工作范围。但愿他们千万谨慎,不要轻率地在性解放和破除政治、社会思想禁锢之间搭上“直接解放”或“曲线解放”的关系。其实,中国的思想禁锢之病既不难诊断,药也是现成的。我们并不需要到西方、到外国去求药,蒋经国先生曾经给台湾思想解放开过种种解禁之药，就证明很管用。“思想解放”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要解放的思想，在解虚幻的“性禁”和“泳禁”之外，还有哪些更现实的,甚至还不能公开讨论的“禁”需要认真去解、快快去解。那些不能公开言说，不能公开讨论的“禁”是套在我们思想上的别利科夫外套。为了思想解放，现在要紧的不是脱内衣，而是脱外套, 脱那件别利科夫一辈子都没能脱下来的外套。
[注1] Robert Boyers, “Porno-Politics.” Ken Kesey,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Text and Criticism, ed., John C. Pratt.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3. p. 437. First published as “Attitudes toward Sex in American ‘High Cultur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76 (March 1968), 3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