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修康:不看好四万亿的投资刺激

  

  看了这个据称是投资总额达四万亿,旨在拉动内需的刺激方案后,实在难以叫好。虽然我对但某些项目还是予以赞成的。这个计划的实质就是通过财政投资来拉动内需,这显然不是应对危机的治本之策。从这个方案我们不难看出,高参与智慧们还是没有把清今天中国经济的脉搏,没有搞清问题的实质,因此并不知道出口在哪里。为什么并不对其完全否定呢,因为它确实有合理的成份在内,要做它应该做的事,尽管力度明显不会太大,不能达到社会期望的程度。

  当前的经济的问题在哪里?就在予不合理的分配体制,这个不改,中国经济就不会有走出困境的希望。

  今日的经济危机就是生产过剩,原因其实不难找到。凡受过马列教育的人都应该知道,当年祖师怎么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来,一句话,就是资方对工人压迫过渡,致使他们收入提不上来,使得需求小于供给,供过于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资本主义体制不能摆脱这个矛盾,所以危机不断。今日中国供大于需非常明显,为何社会的购买力与中国的生产能力不相称,就是劳动者获得的报酬太低了,而导致收入过低,原因不仅仅在资方,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一些错误思想的指引下,形成的有意压制国民收入提高的政策有莫大关系。错误认识使中国的收入分配严重偏离了劳动人民,结果自己国民的收入就被压得非常低,生产出来的产品只好依赖国外市场来消费。可是国外在中国廉价产品的冲击下,很多企业都倒了,那些失业者那里有钱来消费,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只好靠借贷来支持,维护民众的生活水平了。借贷消费客观上支持了中国的出口产业的发展,没有美国的借贷消费,中国的出口产业就发达不起来。但是借的钱要还的,一旦还不上,那么金融单位就要倒闭破产,引发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由此而生。美国的伪需求破产,引发国际市场的需求大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基地的我国要受到的打击之重可想而知。

  中国的工资水平过低,是造成这次经济危机的最深层次的原因,所以,应对危机的最根本之就是要是要大幅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一就是通过民生福利支出的扩大,使老方面百姓的负担减轻,医疗教育等压在人们身上的大山完全削平,另一方面要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这个,其实也不难,放开粮价,农民收入就可倍增,如果大幅减轻企业税负,并将其与工人工资联系起来,工人收入大幅度增长也不是问题,提高财政中民生支出的份额就能减轻人民的负担。

  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将分配体制变一变了。人民收入过低,实际上与政府得之过多,开支过大有莫大关系,所以,为增加人民收入,政府自身就要做出牺牲。也就是说,一一方面要大幅度的降低自己的行政费用,另一方面就要更大步的退出建设领域,以节省财政开支,用于民生,因为收入一上涨,物价不可能不跟着动,那些低收入者的日子就没法过了。日本的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的5%,美国是9%,世界平均不到10%,而我国官方公布的列入预算的是18%,加上预算外的支出,整个高达38%,此外,再加上财政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包括对外投机的支出,政府的可支配收入是太多了。政府消耗太多,老百姓哪里能富有啊?所以中央要是真心的摆脱这次危机,就应该拿出壮士断碗的勇气,大幅的降低行政开支,让老百姓的收入能够提上来,自己不要再搞高消费,让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人们成为消费主体。

  吃皇粮的竟然超过四千万,太多了,精减一半,国家机器也能转得动,公务车四百多万辆,也太多了,减去三百万辆,财政吃喝费公款旅游总和居然超过五千亿,这样大肆的糟蹋人民的血汗,老百姓的生活如何不痛苦?重压之下水平又如何提高?建议预算中仅留十分之一,领导下基层检查,下级到上级开会,吃盒饭,吃便当就行了呗,都是同事,宗旨都是为人民服务,用不着搞那么豪华的盛宴来招待。

  现在危机来了,必须要付出代价,做出牺牲才能克服困难。谁付代价,谁来牺牲?还要将人民往前推吗?人民收入低,消费不足是导致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所以应该设法将他们的收入提上来,尤其是那些低收入者,生活无法应对高物价的,政府应该将自身节省下来的开支,以及将那些打算用于补贴股市、房产商、出口商的钱转过来补贴到他们的头上,这才对路。大生产就要高消费来支持,高收入相应的就产生高物价,生活成本的提高就需要福利民生跟上来,以保证收入不足者的生存。

  所以应对危机的方案如果避开这些不谈,那么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就是让人怀疑的了。政府费用不压缩,那么,即便是有意愿增加民众的收入,那也只能增加一点点,达不到大幅增加人民收入,使人民的消费能力足以提高到能够弥补国外需求降低的水平。同理,即便是在民生福利支出上有所增加,力度也是不够,无法满足人民的意愿,将那些本来就不应再承受的重担从根拔出。

  收入不能大幅增长,依处在重压之下的人民,即便有扩大消费、帮助国家渡过难关的爱国打算,但腰包里缺乏真金白银,那不也是有心也无力吗?

  当前的中国,须缺的不是投资不足,根本上就是不合理的分配将多数人的收入压制了,致使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没能将民众的收入提高上来,由此为生产过剩埋下了伙笔。所以对付危机,根本之计就是要大幅度而不是小幅度的提高国民收入,大幅度而不是小幅度的削减压在人民身上的负担。

  国民收入太低才是问题所在,所以,我看与其搞这么大的投资方案,不如出台一个“国民收入增长计划”,以实现国民收入的大步增长。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经济也曾陷入困境,但后来不但转危为安,还实现了腾飞,甚而将小小的日本送到了世界经济亚军的位置,至今仍稳稳的坐在老二的位置上,各种危机风波都没将其拉下,勇人的那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功莫大焉,今天的中国,这样的计划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

  如果国民收入得到大幅提高,股市就无须政府投入资金也会再次繁荣起来,企业效益提高了,基本面好转了,分红增加了,当然股指就要升上去;
房地产大滑坡的危险也能得到相当程度的消解,房价不必跌回到九十年代,只要回到五年前的水平,就能遇到高收入者来支持了,假如我国人均收入再提高一倍,将最低工资定位在三千元的位置上,那么每月六七千元的收入水平就将大众化,对应每平米三四千元的房价,双职工家庭就能有望在四、五年内还清房贷,对于那些超级豪华的售价在一两万元乃至更高的楼房,也会因为更多富人的崛起而得到一定的支撑,房产商们因此不必跳楼了,让一让利也就渡过难关了,都是同胞,为何一定把他们逼得不再建楼,而是转身跳楼呢?那些摇摇欲坠的出口企业,也不必仗着出口退税的提高来延续生命了,产品老外不要,销往内地呗,中国有的是人需要这些产品,就怕适销不对路,不怕卖不掉。赔本赚吆喝的事可不能再干了,自己往里搭钱不说,得到便宜的那些老外感谢中国了吗?得到的是愤怒的指责啊,如果中国继续搞倾销,不知又要有多少国家和咱们中国急呢。

  由此可想见,如走大幅度提升国民收入这条路,当前面临的诸多难题就会轻轻的抹去,史无前例的危机在国人面前也不算大事,中国的前景就会柳暗花明,人民收入倍增,就是国力的倍增,中国与世界首强的距离又大大的缩小一步喽。

  中国国民收入成倍增加,实际上要比当年日本容易的多。为什么呢?最主要的是人们已经有了这个能力,或者说生产力水平已经许可了。不能达到,完全因为主观上一些认识的误区形成的错误思想导致,只要有勇气通过改革,将它理顺过来,再在金融上宽松宽松,大体就行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国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一倍甚至一两年内就可达到,不必等到十年八年了。比如农民,放开粮价,让其提升一倍,农民收入即增一倍,收入番一番根本用不着还要等十来年,到了2020,年收入比现在番两番完全有可能,对工人而言,如果大幅企业税费,再容忍一下物价上涨,那么工资即可明显增长,如果停止有意识的压制,国民收入达到五六千美元,往多的说就是两三年,超过一万美元,根本就用不了十年。

  虽然都知道大力支持提高国民收入好处极大,也极有必要,然而我们的政府似乎对此还是信心不足,还是比较相信自己,想通过财政投资,替代民众收入提高来拉动消费。方向于是发生了错误,应对方案最终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自身局限,实践证明政府的投资的方向应该主要在基本建设方面,水利、交通、市政、环保、科技研究的后台支持等,当然这也正是现在这个计划上列的主要内容。表面上看,上马这些工程有充足的理由,并无不当,不过你要是深入分析,就不一样了。

  生产过剩就是因为需求不足。凯恩斯提出以财政投资来拉动消费,弥补社会消费的不足,是因为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民众的收入很难提高,因此民间投资就没有意愿,政府捉刀代笔,不计效益的上马一些工程来拉动消费,使经济盘活就有必要了。如果国民的收入可以提高,那么民间的投资就不召而来,民间投资者比政府更知道要生产什么,所以无需政府做出财政投资,投资也会衰退的,问题就是老百姓的收入提高的潜力有多大。如前所述,中国老百姓收入水平实际受到人为的压制,所以放开就可以了,投资由民间来,政府做政务,投身经济干什么?

  美欧在施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后,之所以能见效,与这些工程的效益其实有莫大关系的,因为这些工程本来就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在这方面加大投资,实际上大大的改善了基础设施,不过呢,任何投资都将个边际效益,公共投资如果投资过渡,就使得收到的效益小于投资,结果得不偿失,因此,指望财政投资给经济带来永远的繁荣是不可能的。七十年代西方经济的滞涨,就说明这个办法已经到头了。

  所以在七十年代后,西方就很少再通过财政投资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了。唯有日本在九十年代重新祭起了凯恩斯的大旗,然而,最终未能取得成效,反而给财政带来巨大的包袱,再次说明,都说明,公共投资不是可以无限增加的,如果效益不障,那么取出是徒然加重财政的负担,而无法有效拉动经济发展。所以在其失灵之后,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发达的国家纷纷另寻它路。我们看美国的对策,其实是不无道理,八十年代的削减税费,意思就是提高企业利润来刺激供给,九十年代大举的推动高科技的发展,则是促使产业在质上进步,新产品自然能打开新市场,供给得以大大增加,而本世纪初,则是直接从扩大消费入手,即将业已存在的“信贷消费”放大,虽然为如今的经济危机埋下了伙笔,但站到历史的角度来看,则是十分高明的。

  每一个国家国情不一,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如果不分析自己的具体情况,而一味套搬它国在某一时期的成功经验,极有可能照猫画虎不成反类犬。

  如今,凯恩斯的办法如果放到印度等国,那还会发出神奇的效应,但我国现在交通已经四通八达,如果在还可应付的情形还要进行大规模的投资,那么,所能取得的边际效益,与投资规模相比必定是不相称的。所以基建不是说不搞,而是要适度,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步调要一致,不能搞冒进。

  拟定的项目中,最主要的是高速铁路,其实就这一项目而言,是否有必要都值得探讨。高速铁路提高物流速度,也能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这是无疑的。但问题是花二万亿,值得吗?如果想提高速度,又降低运输成本,其实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就能在相当程度上达到这个目的了;
运输成本高,还与油价高有关,这是国内石油的垄断生产与销售导致的,通过改革结束垄断,油价就降下来了,就能与国际接轨了,而实现这些目的是不需要耗费巨额财政的,所以我的想法是,为应付经济危机拉动内需而上马高铁是不明适智的,当然如果到了确实有需要的地步,再上也不迟。当前,把高速公路的收费干脆给免了更现实,同时考虑结束石油垄断开采与经营,让消费者得到一个公道的价格。这与贸然投资万亿修铁路那个办法更好一看即知。

  再如楼房建设,当然关系国计民生,但政府是否就要为此花去大量财政也是需要考虑的。毕竟,财政用于补贴少数人,对其它人还是不公。要想解决住房,一方面,如前所述,大幅提高国民收入,减轻甚至削去那社会负担,另一方面,就是通过用地审批等方面的改革将房价降下来,只要引导得好,市场本身就可以解决了,政府花那么多钱干什么?机场等也是一样,如果有效益,社会投资就可以了,政府无须操这份心的

  将巨额财政投资到基建上,对保持GDP的增长效果明显,但是,必然的挤占政府在民生的支出,也必然的影响到对企业的减税力度,政府要花大钱,钱从哪里来,只能减少对民生福利的开支,只能变着法的从企业身上挤出更多的奶,此外,虽然有益于基础设施的改善,却是从总体上影响了产业升级结构转换,国务院出台的这份计划给企业发出的是什么信号?是钢铁水泥建材需求量要大大提升了,于是资金人力物力就开始向这里集中了,这对提升我国产业水平实际上起了反作用。在全球经济大滑坡的时候,我国应该抓住机遇,更多的利用价格相对低落的国外的技术与设备,来提升我国产业的水平,而不是仅仅保住钢铁水泥产量。多修几条铁路,多建几条跑道,能否挽救我国产业不倒,也是让人心存疑惑的,如果老百姓的收入提了上来,那对于挽救经济是立杆见影,但是,我国产业是以轻工为主,多数与基建并不沾边,基建规模虽然投资浩大,却又怎么能将它们救出苦海呢?

  由于将心思放到财政投资上,所以这份方案从基本精神上来说,是难以让人肯定的。不过,它还是有它合理的成份,这自然是指那些直接益于民生、而又在自己义务之内的那些良心项目。比如提到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这就比以前纯粹是装点门面,搞形式主义的新农村建设有实际意义的多,也提到了增加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为社会减税,为企业减税等等,这是它的亮点,尽管最终落到实处的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但就因为因为这些并不是主题,政府不是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做为对抗经济危机的基本措施,所以指望这份计划能够给人民带来多大收益,是不切实际的。

  而人民收入水平恰恰决定未来中国经济规模与发展水平,需求决定了供给规模,在美国的伪需求破产后,还有哪方神圣有力量支撑起中国浩大的产能?现在,在全世界中,最有希望实现收入增长的就是中国人,但是,如果中国政府不迎合这种愿望,而是继续坚持吃人口红利的战略,那么,需求的缺口就无法弥补,中国经济前景就是一片暗淡,没有希望可言。所以,指望这份方案能够延续中国经济的奇迹,甚而使中国化蛹为蚕,实现鲤鱼跳龙门的惊人一跃,那也是太天真的想法。

  尽管前景无法看好,不过,由于这个计划是将对抗经济危机的重担放到政府自己的身上,各级政府就有了把握落实GDP增长的任务,巨额的土建工程在手,官员们肯定就能从中大受其益,可见,于公于私,这样的一个方案都符合官员们的利益,因此,各级政府的官员们对它,是应该予以热情的响应与大力的支持的。